父母拿到了赴加探亲签证后，安泊就给自己的电话加装了“中国回拨”。这样一来，他们从石家庄给她打电话，她就可以在温哥华结账了。父母的电话虽然频繁，但内容重复，每次均以忧心忡忡的“我们听说……”开头，以半嗔半怒的“你不早说！”结束。安泊呢，一方面对他们的小题大作不以为然，一方面也颇有几分得意。她降生到这个家庭已经37年了，这回终于占了上风，成了家里唯一通晓涉外事务的人。
可惜，为父母到来而筹划的另外一件事——把主卧室腾出来，却让安泊显出了力不从心。安泊家里共有三间房：一个主卧室，两个单人房。眼下占据主卧室的，是安泊和她七岁的女儿爱莉丝。爱莉丝不肯独自睡觉，这是腾出主卧室的唯一障碍。安泊曾为此制订了一个路线图。第一步，减轻爱莉丝独自入睡的心理难度。安泊会在离开卧室前向她保证：一旦你睡着了，妈妈就会回来陪你；只要爱莉丝迈过了第一步，安泊就可以实施第二步：不再回主卧室，而是改去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睡；如果在第二步上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爱莉丝能够接受分离，接下来的第三步——将她搬到另一间单人房去，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一个相当完备的计划，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七个星期过去了，两人还在第一步上拉锯呢。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北美国家从夏令时改回标准时间的日子。自春天起被剥夺的那一个小时，终于可以发还给安泊了。这天晚上，时针刚指向九点，安泊就迫不及待地催爱莉丝上床睡觉。爱莉丝抗议说：“我还根本不困呢。”安泊则声称：困意是需要培养的。爱莉丝不情愿地爬到床上，眼皮虽然合上了，可眼珠子还在不安分地转，嘴角上也还挂着一抹似笑非笑。安泊假装没看见，不由分说熄了灯，反身把门关上。
安泊轻轻地下了楼，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并把音量调到最低。她想看一集破案剧，Cold Case, Without a Trace, CSI，Law and Order，只要是破案的，哪个系列都行。她从不曾刻意去记节目表，就算记住了，能不能遵守也是个问题。眼下，她拿着遥控器一下一下地按，直到看见一个美艳的女子穿着一件红披风，在夜深人静的纽约中央公园里仓皇地疾行。那件披风红得太纯正了，完全不是暗夜中肉眼可能看到的颜色。安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种超现实的摄影风格，不像她熟知的上述任何一个系列。
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安泊打了个愣怔，随即醒悟到声音并非来自电视。她叹了口气，从右后方的茶几上抓起听筒：“喂”。
“安泊，你们那儿几点了？”这是安泊妈妈杨老师永远的开场白。招呼打完了，才会轮到“我们听说”。
“九点多”，安泊说。
“什么？”杨老师有点儿吃惊。一来，她的问题第一次按字面意义得到了解答；二来，答案出乎意料。
“改成冬令时了，现在北京时间比温哥华时间要早16个小时了。”安泊的眼睛还盯在电视上。
“啊？你不早说！”
“这有什么要紧？你来了，自然就知道了。”
“好吧，”杨老师大度地表示，“这件事就先不谈了。”杨老师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理科教师，说话有板有眼，喜欢使用完整句。
“嗯”，安泊含糊地发了一个音节。在与母亲的对话中使用单音节词，这是安泊新近养成的习惯。
片名跳了出来，原来是Castle（《灵书妙探》）。难怪，Castle的主角是个侦探小说作家。这么不真实的场景，一定是卡索正在酝酿的小说片断。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杨老师停顿了一下，似乎是犹豫，又似乎是强调。
但安泊依旧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镜头切入警察局内景，作家卡索、美女警长贝克特，以及另外两个警察正在讨论案情，犯罪现场的照片就摊在桌子上，穿红披风的女子倒在血泊中。尽管是室内、白天，披风的颜色却比刚才暗淡了许多。终归还是剧情里的犯罪，安泊有些失落。
“我和你爸，现在越来越难住在一块儿了。”
“嗯。嗯？”好像有人扯着她的头发往上拎，安泊不由自主地坐直了，并且迅速往旁边偷瞄了一眼。一刹那间，学生身份卷土重来。上课走神被老师抓了现行。更糟的是，身边没有同党可以提词儿。
“你，你刚才说什么？”不知不觉间，她又恢复了使用完整问句的习惯。
“我说，我再也不想跟你爸睡在一张床上了。”杨老师吐字十分清楚。
“噢，”安泊举着话筒的手僵在那里，脸莫明其妙地红了。她还不习惯跟老师在课堂上讨论隐私。
电话双方都沉默了片刻，直到杨老师轻轻咳嗽了一声：“我想请你帮个忙。”
“好，好。说吧。”
“你不是有两个空房间吗？”杨老师有条不紊地说，“到了温哥华，我就和你爸分开睡。但你必须说这是你的安排。”
“为什么？”安泊咽下去的半句是：“要由我来安排？”
“你那两个房间都很小，放不下双人床。”杨老师实事求是地指出。
安泊挺直的后背又塌了下去，整个人深陷在沙发里。自父母拿到签证以来积累的心理优越感在瞬间灰飞烟灭，眼睛也不知该往哪儿看了，目光不经意间又飘回到了电视上。卡索和贝克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一组陌生的人物对话。安泊已经被剧情甩在了后面。
恰在这时，爱莉丝的喊声从楼上传来：“妈妈，妈妈。”这声音好像导演的“停！”，及时地把安泊从这场戏中抢救了出来。
“我得去看看，”安泊赶紧把电话挂了。
安泊住的是一幢三层的镇屋（townhouse），也就是国内所说的连排。一楼是车库和储藏室，二楼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三楼有三个卧室。对这套房子最恰当的评价就是：功能齐全。
这幢房子是2007年买入的，距安泊移民加拿大正好一年。那年春天，加拿大华人中间突然兴起了买房热，以致于会说中文的房产经纪发生了严重紧缺。安泊自认自己的英语够用，所以雇了个洋人。那人叫文德尔，称自己也是移民，来自新西兰。第一次见面，安泊就对文德尔说：“我要买一幢镇屋，作我的中途房（halfway house）。” 此言一出，文德尔吃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安泊虽觉有异，却没有深想，只是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解释：她不想住公寓，那会让她产生还没离开北京的错觉；她也不想贸然搬进一幢独立屋，因为，尽管她初来乍到，她却看过不少书，对住独立屋可能面临的麻烦略知一二。雷蒙德·卡佛笔下就有个心不在焉的女画家，因为疏于照管花园而遭到邻居的白眼。文德尔用手托住自己的下巴，一边听一边点头，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此后的选房、购房均十分顺利。置业这一章就算写完了。但不知为什么，关于“中途房”的那一页，却会时不时地在安泊眼前自动翻开，让她不情愿也得看，就像现在这样。
也许是和“中途”这个词儿有关？安泊一边想，一边拖拉着脚步上楼。
“妈妈，你打电话都把我吵醒了。”从主卧室虚掩的门里，清晰地传来爱莉丝的抱怨。更确切地说，是带着得意的抱怨。
安泊叹气：“又让你找到借口了。”
一个七岁女孩子的“咯咯”的笑声。
安泊走到主卧室门前，把手搭在虚掩的门上。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时已经把门关紧了。虽然心里恼火，可是在推门的一瞬间，她还是轻轻活动了一下脸部肌肉。等到门完全打开，她的笑容也在黑暗中绽放出来：“亲爱的，对不起。”
像一只警觉的猫，爱莉丝一直在密切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她先看到门被匀速推开，然后看见一个黑影完整地出现在门口，再听话听音，她判断黑影尚没有气急败坏。
“她不是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来了吗？”爱莉丝问。
“所以我们得加紧准备。”
“除了换房间，还有什么？”
黑影挥了挥手，简短地说：“你先睡觉吧。”
“告诉我嘛，要不然我睡不着。”爱莉丝敏捷地坐了起来，精力充沛、嘻皮笑脸，“再说，我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啊！”
“哎，好吧。”黑影竟然放松了，瓦解了，竟然有一声叹息从裂缝里升腾出来。
爱莉丝喜出望外：“过来，坐在床上。”她拍拍床上空着的那边儿。
黑影弯了下来，矮了下去。床垫吸收了黑影的下落。爱莉丝果断拉开了台灯。黑影消失了，妈妈出现了，有血有肉。
爱莉丝眯着眼，喜滋滋地望着自己的猎物。
突然改变的布光让安泊也情不自禁地眯起了双眼。
爱莉丝手脚麻利地把自己身上的被子蒙到安泊的腿上，“别冻着。”再把自己的枕头拍一拍，垫在安泊身后，“来，说吧。”
被子带给安泊温暖，枕头带给安泊柔软，再加上爱莉丝那双爪子似的小手在安泊身上拂过来拂过去。安泊的决心，一点一点地融化了。为什么非要让孩子独自睡觉呢？谁规定的？
安泊望着爱莉丝，没头没脑地说：“要不，就这样吧。”
“你说什么呢？”
“你姥姥说，她想和姥爷住在另外那两个小房间里。既然这样，咱们也就不用训练了，咱俩继续在一起睡吧。”
“那怎么行？”本来心满意足靠在床头的爱莉丝，这时突然上身挺直，下巴扬起，进入了战斗模式，“那是我的房间！”
这反应大出安泊意料，“你，你不是不喜欢一个人睡吗？”
“那也不能让他们占那么多房间呀。这也太中国了！”
在爱莉丝的词汇表里，“中国的”意味着最高级的否定。
这都是“牙仙女”惹的祸。本地有个“牙仙女”（tooth fairy）的传说。小孩子的乳牙掉了，要把它包好，放在床头柜上，早晨一觉醒来，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硬币。大人会解释说：这是牙仙女给你的奖励。因为你每掉一颗牙，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一点。
爱莉丝五岁半来到加拿大，从学前班开始上，等到英语能跟同学们交流了，知道了牙仙女的传说，已经白白掉了两颗牙。她不甘心，经常跟安泊念叨：牙仙女怎么不来看我呢？
安泊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幽默的答案：“你初来乍到呗，人家牙仙女两年才作一次人口统计呢。”
接下来，在牙仙女的领土上生活了两年零四个月的爱莉丝掉了第三颗牙。当天晚上，她把那颗小破牙郑重其事地包好，放在桌头柜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牙还好好地呆在那儿呢。爱莉丝急了，举着那个小包冲进厨房，质问正在准备早点的安泊：“怎么还没统计出来呀？”
安泊讪讪地笑：“成年人学东西总是很慢。你要理解。”
爱莉丝扑通往椅子上一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说，这会不会是歧视？”
“当然不是！”安泊一惊，牛奶洒到了台面上。那一瞬间，安泊的内心宇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塌方。不过她随即就恢复了镇静：“她已经学会了，我向你保证，她再也不会忘了。”
第二天早晨，爱莉丝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枚鲁尼（looney，一块钱加元硬币）。
“怎么样？牙仙女来过了吧？”安泊讨好地问，“绕了点小小的弯，但最终她还是找到了方向。”
“这分明就是歧视！”爱莉丝斜视着手里的鲁尼，“我的加拿大同学都能得到一个突尼（toonie，两块钱加元硬币）。”
但眼下这件事，安泊觉得爱莉丝并不占理：“姥姥、姥爷住两个房间，怎么就中国了？要是你早点儿自己独立睡，姥姥也就提不出这个要求了。人家洋人的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自己住一个房间，你都七岁半了。我看是你太中国了。”
这话成功地打消了爱莉丝的气焰。她低下头，不吭声了。
安泊又有点儿失望。这孩子到底还是不像我呀。
上初二的时候，安泊想参加周末数学强化班。杨老师说：“我可没时间送你，你要是能骑车，你就自己去。”安泊当即就推了杨老师的二六凤凰上街练车去了，急得杨老师追着她喊：“小心点儿。别把车摔坏了。”初二考上了数学提高班，高一考上了住校的省重点高中，大学到了北京，毕业十三年后又来到了加拿大，一步步离家越来越远。我怎么就从来不懂得害怕呢？
安泊扭了扭身体，让自己更舒服地陷入柔软与温暖之中。
“别生气了，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她伸出一只手，搭在爱莉丝肩上，“就算是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你知道我，我说话从来不极端。”
爱莉丝把她的手甩了下去。安泊居高临下地笑了笑，准备结束今晚的谈话：“好了，反正你也不想自己睡，咱们就先保持一段时间的现状吧。”
“一段时间，到底是多长？”爱莉丝可不想这么早结束，她还有的是精力呢。
“这，”安泊不准备深谈，“不超过半年吧。”
“我们班同学，凡是中国人，祖父母来了就不走了。”
“行了，”安泊有些恼，“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爱莉丝的预感得到了验证，她不由得认真起来：“中国家庭是怎么运作的？我懂，三个大人折腾一个孩子，受不了！”
“那叫三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得了吧你，到时候高兴还来不及呢。姥姥姥爷做饭很好吃的。”
“没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