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应该虔诚
一个艺术家，他应保持对艺术的虔诚，并且他的欲望应该渐渐淡化下去，这尤其对于一个艺术的学徒，一个还不谙艺术的真谛的那些人。对艺术的欲望——渴望从艺术中带来物质利益，渴望从艺术中得到满足虚荣心的荣誉，我觉得很危险，如果长久达不到的话。
艺术是一种需要内心沉静的手艺。对于艺术家来说，对于艺术本身的企图是永无止境的，以至于他可能忽视外在的其他企图。这种对于艺术的虔诚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宝贵素养。而那些过于关注艺术之外的可能性的艺术家都是小丑或伪艺术家。你知道，那些在小学或中学就写诗或写小说博取女孩子喜欢的作者们，后来似乎都远离了艺术，或者只是二三流的艺术家。
关于想象力
在艺术中必须明确想象力的义务。我觉得它甚至可以放大成为风格、个性。一个人怎样使他的句子美起来，怎样表达在他心目中的物，怎样描述在他灵魂里的思想，我觉得做出这三种均需要想象力，就是说需要颇费周折，不能简单了事。我相信有两种想象力：一是语言的想象力——语言的风格；二是物的想象力——一定意义上就是大众认为的想象力——我认为是狭义的想象力。这两种想象力如果能做到得体的运用，即这种想象力帮助我的作品成为艺术，使她们崭新、极富魅力，她们就使整个作品成功了。因此，整个作品的核心问题不能不说是想象力的问题。题材、意义是艺术之外的问题。因为题材在艺术品得到想象力的确立之前就成功地存在，它对于跛足的艺术家与善于创造的艺术家的呈现基本没有二样，关键是艺术诞生过程中或者在想象力的有的放矢中的确立。意义则是一个作品诞生之后的问题，它由民众对于作品的反应以及大多数评论家对于作品的反应构成。一个信任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在创造作品之时并不需要为了“过程”之后的反响鼓励自己的写作。他如果在创作之中积极于专注，那幺“意义”问题就是外在的。“意义”甚至是一种在作品完成之前就存在的，在创造过程中也并不缺失的普遍存在（显然这里应该是对于一个真正艺术家来说的）。正因为如此，在作品之前的意义是从题材中被发现的，因而给艺术家创作的动力。我们应该相信这种给予艺术家以强大的创作能量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并不衰减，除非这个蹩脚的艺术家把作品弄得越来越糟糕，以至于把作品写得与原先构思的几成二样。须知，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些初学者身上经常出现。
关于语言的想象力——语言风格。人们在创作过程中也许有这种体验，语言有时先于思考而流泻。因而我认为语言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先行储备，一旦遇到合适的场景就会自行涌动。我们有时获得一种感动，于是语言听话又不听话地自找出口，于是我们把这种感动描摹出来。但是除非一个人信仰轮回的学说，否则就不会赞同我的观点。事实上，我更愿意把先前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语言的确是一种本能，但它总是在它的储备基础上显示它的贫穷与富足，一个人总是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修正、补充、扩大他的语言系统，进而在这个系统上说话，这种在特定经验上形成的语言系统正是他在拥有这特定经验的时间点上说话的先行储备。语言是模仿进而创新的，而想象力是使语言从模仿走向创新的关键。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或者在他的模仿层次上，或者在他的创新层次上，后一种层次的风格是一个人经常性地对语言进行类似的想象力的训练以至成为习惯的层次级别。而这两种风格均是使语言最终成为一种潜意识，成为一种本能。我个人认为这还不是语言的最高层次。最高层次的语言使用是有意识地、合理地、一边运用想象力、一边使它们脱口或成文。这样就不至于使语言成为过于贫穷的单调了，而是理智地根据事物的需要严格地赋予。
关于物的想象力。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广泛讨论的一种想象力。这里不作过多的阐述。物的想象力基本上包括比喻、通感、拟人、拟物等一般手法的运用。当然即便如此，拙劣与否也可一眼就能判断。除此之外，《诗经》中的“兴”的手法也是一种，这种手法是一种“打比方”的说明方法，与“比喻”有别，但也有一定的相似点。“兴”的手法是先出现相似物继而引起对本体的联想，多数场合“本体”在“喻体”出现之后也随之出现，但也可能不出现。事实上不出现的要高明一些，更现代一些，但是出现也很显得古朴，有传统的余味。
关于西化语言
我之前很少考虑这些，诸如西化语言和母语之间的关系。我为什幺要考虑它呢？我重视的是怎样写作：怎样用技巧、怎样用我的全部心思把一首诗写得先让自己感动，手舞足蹈，说到底，我重视结果。我觉得这应该比什幺都重要。因为我要产出所谓我的东西。用我所能掌握的方式方法，为此我向世界汲取我必需的养料。
有人认为汉语语言应该拥有它的独有的语调，而有些人用汉语写作的文本的语调是西式的。因此，他断然下结论：不要以为用汉语写作就是在用母语写作。
而我当真以为用汉语写作就是在用母语写作。在这一问题上，我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正巧我可以借此廓清一些问题以为我的写作扫清障碍。这样下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就可以忽略它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在这外在上纠缠得那幺久。
汉语，我相信她的精华按上述人士的理解应该保存在屈原、李白、杜甫及曹雪芹等等一系列我国的古典大诗人大小说家（好小说其实在我理解也是诗）的经典里。但是不要认为“回到”（模仿）过去就是继承。我恰恰认为发展就像一匹跳跃的马不定就能跳出一个高点。而一味地因循着，仿佛顶礼膜拜一样，只能使我们显得过分单一，而单一决不是美。
可是我几乎不愿意再在古典上发表我的任何见解了。因为我看见我们个个因为继承的缘故而纷纷想成为古典的儿子，难道对古典就没有一点卡夫卡式的恐惧——那是父亲，具有十足的权威，但是这个父亲因为被时间卷向了苍茫的过去，而不会跳起来发出他的淫威。但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儿子们却胆战心惊，生怕做出什幺违逆的举动，让我们地下“有知”的父亲动怒。
我其实并不对古典有着偏见，甚至恰恰相反还有着好感。但是为什幺我要树立我的“大不敬”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我根深蒂固地遵奉着个人主义。我宁愿世界围绕着我起舞，也不愿意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转。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微虔诚一下，对我们的内心负起总责，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思想：我是宇宙这个球体的核心。我既不是行星围绕着恒星转动，也不是向一座宗教大山诚拜甚深结果把自己葬身在毫无意义的黑暗之中。我要做的仅仅是我应做的，仅仅向我的内心负责。我的良心在指挥着，我的思想驱动着我的所作所为。我是海绵，我的存在是一种命定，我因为机缘巧遇染指了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使我对其中某些事物发生浓烈的兴趣，甚至发生了爱情，我就是这样汲取着以成为现在的我。一切在我看来实在具有一种早被命运安排的宿命论色彩，然而其实不是的，人就是这样形成，根本没有外力。而是一切顺应着一条无人预先知道的自然之路。这条路才最真实地符合了内心的本真。我们若能这样，就当真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感到宇宙之中的“我”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没有了“我”，整个围绕着“我”的世界也就随之消失。然而我们的国度还没有这样的自由。然而我们之中还有人大谈继承。这种继承在我看来有时显得愚昧，它表示了我们当代人的软弱，没有力量自成体系地爆发成为另一座高峰，只能极其虔诚地匍匐在过去的高峰之山脚发出丝丝之声让古人觉得好笑，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
我谈到了思想是人的行为的主宰，这样我即说明“我手写我心”实乃真理。这样我的语调以及其他的一切皆诚服我的思想女王。我的思想女王并没有命令而是其他诚服她的一切皆按着和谐的潜意识行事。这样我的语调当然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要这样表现，并且任何一个意见都构成了她的敌人。因为这意见与她即便不思考也能挥洒的那种境况相左，这就肯定要引起她的本能的抵制。
一切之主宰乃人的思想，而我迄今汲取的不能不说是我所偏好的。因此，我不能不对我国的几千年思想说上几句背叛的话，其实也是为它们好。我想当初老子和孔子也并不是为了钳制我们的思想而写下或发出那些煌煌巨论。而一当想到他们的言论将被利用或许他们当初就会缄口了。一切都是他们的无能的或变态的儿子们造得孽。他们之中想必没有几个对自己的良心负起总责，也没有几个真正按照孔子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戒律。而那些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别人接受，难道不是在毁灭另一个世界吗？这难道不是人类最大的犯罪吗？然而他们做着，且不知道后悔，且流毒甚深，且余人跟着，亦步亦趋。
虽然我吸收了一些西方思想，至今显得过于浅薄无知。然而，我并不把任何一个道理单一说出来，我总是要加上我的经验，这样酿兑的酒我才敢送到我的读者的唇边。并且带着极其渴望的心情希望他们能说上声好，这样我的付出就俨然得到了回报。在那一霎那我感到我的宇宙与别的宇宙因为相互轻巧地摩擦而弄出美妙的理解之火花。这就是一件美的事了，我的心就能感到满足。
不要那幺不自信地认为自己就是背叛，我们对内心负责就没有背叛。那些妄图继承什幺的，没有我们这些自由之士舞得那幺欢实。我们是仅仅依凭于我们最初的感动的力，我们要舞出让人意外的，并且当然也是美的力的壮大。
再让我们回头看看，当我们讨论仅仅因为语调的缘故就把一个深深迷恋于汉语的表现力的写作者排除出汉语写作是怎样一件不合适的事，并且谈论起来又是多幺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