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按----
所谓帕托什卡和哈维尔的思想起源本身就是可疑的，这一点，令他们不能解释整个苏联东欧垮台的世界格局及其思想局面。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他们认为的东欧传统----甚至他们被出卖的原因，也只能从西方正统政治经济思想的源头去寻找根据；不是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里面可以找到和定位。换言之，如果异议运动只是从存在主义选择中去定位人权和道德，一切就会发生偏差。
一
捷克《七七宪章》酝酿面世之际，著名哲学家和异议学人帕托什卡从犹豫转变为全力支持，且开展了他的实际行动。他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这位著名的把现象学和民主观集于一身的思想家。在帕氏逝世以后，他的名字成为捷克反对人士和独立思想的路标；同时，也成为所谓欧洲精神之一种，遗世独立。
就像帕氏一样，匈牙利人毕波一度成为匈牙利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且积极参与了1957年的匈牙利起义——他的出现证明着一个事实；党内民主派是如何和民间反对派携手共进的——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且占领国会的时候，只有毕波一个人站在那里企图阻挡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推进。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在纳吉高喊社会主义万岁的一瞬间，血肉形成一体，再次成为人们争执的课题。
而米沃什的诗歌却在探索欧洲的本位和主体究为何物？他和上述同仁一样，在抨击他的祖国沦陷为苏联殖民地的同时，尚探讨中东欧国家的异议人士对于苏联和美国双向的质疑——也就是说，当美国人抛弃匈牙利的时候，东欧异议人士的思想和痛苦，成为整个西方定位何谓“欧洲精神”的探询之再出发点。他的荣获诺贝尔奖这件事情，也说明欧洲在呼喊整个欧洲精神的一种尝试；且这个尝试也许会持续下去。
于是，中欧的卡夫卡和维也纳的梅特涅双向成为整个欧洲一度关注的双焦点：一个焦点是，梅特涅作为战败国的首相和法国战败后的塔列朗一样，虽败犹能，他们主持了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而卡夫卡批判的中欧专制主义文本，成为西方人认同他们的或为民主或为专制秩序批判的精髓和旨要；而那些现在和过去都被忽略的人们，那些帕氏，哈维尔氏等，究竟要如何写入西方整体的民主政治哲学，也就是成为思想史料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大而述之，他们的精神遗产如何和肖邦，巴托克一样成为完整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也许会继续探索——这个探索的旨要是，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究竟是不是没有实际的办法推倒苏联机器，而是在完成一种精神上的抽象所取——这个所取的价值何在？具体的操作何在？——也就是说，主要是不是苏联的崩溃和解体导致其解放，精神诉求起到、且只是起到配合的作用？
于是，和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一样；从什么角度上可以说，苏东波的重新定位，还原了维也纳作为中心指标的历史重演；这个重演中，远到卡夫卡，近到帕托什卡们的作用究竟何在？帕托什卡从胡塞尔那里取得的精神遗产，和海德格尔追随纳粹，将存在还原到此在——人在——超人在——希特勒在，究竟又是什么关系？“精神”一书并未能够对此展开一种精到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将胡，海一并而论。这个一并而论体现的“生活”观念和“日常生活”观念，遂处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层面。这个生活观的托尔斯泰风格也是明确存在的。换言之，日常生活，就是他们写道的，在蔬菜店挂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标语的那种生活——而“生活”（——对峙于“日常生活”）本身呢？如何解释？是“人在”导致的“起源化”追寻——对绝对意义的追寻（见本书），回到神在；还是对此宗教“你，我”之现象学追问，置若罔闻，左右言他？——他们几次三番强调的道德律问题，又如何解读于消弭了神和上帝存在的存在主义？适成一问。
所有这些主题，适时地出现在北京的书店里；哈维尔，康拉德，克里玛，米奇尼克的名字，在此书中获得了历史的定位；虽然，此书不可能将不久前米氏到访的事情列入文本，但是，“欧洲精神”的探询，还是通过法国使馆的支助计划，将此书翻译出版，呈于中国读者；堪称一种绕有趣味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固然此书（《欧洲精神》）文本对于中国民主和异议事件只字不提，但是，就像东欧人追问西方将之作为“穷亲戚”和“第二欧洲”地位的原因和不满一样，如何解读中国人的眼下争取自由的轨迹，无疑也成为此书延伸的一个话题。
并不像坊间人士的一般性解读那样，中东欧异议事件和思想与西方主流思想合二而一，毫无二致；恰巧相反，这里的异议人士提出的历史和政治议题，超前或者适时地同时给出两个提问和回答——为什么中东欧的异议人士对于美国和西欧的主流精神，怀抱某种不满甚至否定？为什么他们的思想起源于胡塞尔，海德格尔，而非强调一个基本的常识——与生俱来的民主产生于西欧和那些传统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是希腊的城邦乃及洛克，孟德斯鸠和约翰.穆勒等——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究竟是促成了中东欧政治思想的形成，还是扰乱了一些基本议题而呈现似是而非的局面？
我们说，在此书不大的篇幅里，年轻作者（六十年代出生）的历史追问，可以说是良莠参半，朦胧不确。原因也是耐人寻味和模棱两可的。其中一个话题是，二战前后的极权主义、希特勒和斯大林主义，究竟如何导入了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而战后的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技主义，又是如何沆瀣极权主义政权的——这些话题凸现了一种帕氏观念：战后人类价值和自由精神，是不是在西方双向的思想运动和实际操作上，强调了一个事实；也同时忽略了一种价值——而这个价值的核心不是科技，进步和物欲而是道德。于是，全书关于道德的论述，成为他的形而上的本位和主体结构。顺便一说，其实，西方价值的多元化，以以下程序擘划：一是国家利益，再是安全考量，后是价值估计——是不是这样排列的呢？这个排列意味何在确定何在？(五十年代开始的新边疆，有限主权主义，却并不是价值评估而是实利外交。等等。)
这是一个多方交叉的叙述和回顾。当徳理达不畏艰险将帕氏书籍交付法国出版的时候，这些议题开始产生反响。超验和经验的对峙，在作者回顾哈维尔这些异议学人思想源头的当口，发生了效用。也就是说，哈维尔本人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思维，不是单一、而是同时批判西方的物欲主义和东方（指东欧）的极权主义；而物欲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身就是双胞胎——甚至，这个据说是民主化欧洲到来以后仍然存在的西方物质和科技“无限制”主义、不克制主义和越发膨胀国家主义观念，依然让人产生“恐惧”——而这个恐惧和二战开打以前的恐惧，如出一辙，歧路同归？（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很清楚：这就是“中美国”现象和我们现在指称的“萨克奇/胡－空客（飞机）现象”。）
所以，阅读此书给人的最大启示，不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平庸的恶”，极权主义的控制等等人性异化主题，毋宁是一种全盘对于世界外在和内在极权主义精神的批判和解剖；含，对于中国崛起的某种合理化绥靖主义解释。这个教训，由那些依赖西方价值，民主价值之中东欧异议人群主导，而他们，就像苏联人索尔仁尼琴一样，对于美国价值同样采纳了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实际上，美国人民主和资本的两面性，不单影响和波及了哈维尔和帕托什卡，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的异议人群。这个人群对于如何采纳美国价值和应对美中（政权）合作，同样颇费脑筋似乎也向老哈一样“没有办法”乎？（见本书）于是，细细展开这样一种“第二欧洲”的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