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艾晓明和赵亮的影像实践
一、艾晓明教授的电影实践
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自2003年开始，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天堂花园》、《太石村》、《人民代表姚立法》、《关爱之家》、《中原纪事》、《文革美术》、《开往家乡的列车》……有的长度达三四个小时，地域则自华南至华北。去年夏天我在广州，卜居之处恰与中大比邻，我们因此有了几次交往。我看了她的大部分纪录片，这些作品透露的行动能力和介入社会的热情，让我这个从事独立影像评价与创作的人汗颜。在她面前你会获得一种感召：不要做太多闲谈，快去行动吧！
艾晓明以前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那时候我常读她写的散文和学术论文，那些散文多是以私人生活为素材。力图挖掘私生活的公共意义，曾是当时女性写作者的风尚。最近几年她的影像创作，方向相对一致，都是对权力缺失问题的集中关注，具有更强的“外在性”和直接进行社会参与的意愿。为何有如此变化？我曾就此向她询问，她谈了一些在海外学习的经验，说这影响了她。 其实她作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学者，一直有介入社会的热情，但我想，是纪录片让她找到了介入社会的一个新方法。学术研究的文章经常是从文字到文字，在文字堆中寻求疑难问题再以文字解决，其工作方法本身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与社会真问题的隔膜。而影像制作则要求你与素材面对面，就近接触。
另外我揣度，她拍摄《太石村》（2004年）时遭遇的一些事情，可能也是促成她转折的一个契机。 《太石村》拍摄了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的经过。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而账目却并不公开，村民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他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行动，罢免村官。这个合理合法的行动后来被地方官员扼杀了，村民很多被逮捕，前来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也被吊销执照。艾教授与记者、律师一起来此采访，这个过程中律师遭殴打，在匆忙逃离村庄的车上，她们被一些不明身份者围堵，车玻璃都被砸碎了，她们在电话中惊恐地求救。
这是一份过于强烈的身心经验，在这个时代，显然与一般学者的经历和身份都不相符合。学者如今多是象牙塔里的优雅人士，饱食终日。那份经验所体现的现实腐朽的深度和强度，任书桌前的他们有多么敏锐的想像力都无从体会，其实那是一种关于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是来自概念逻辑，而是来自于经验，建立在感性知觉的基础上。这样的知识本来只与弱势群体朝夕伴随，如今被学者获得，激发了他与底层人民的同在感。此后，她企图拿摄像机把每个与此相似的危险角落照亮。
艾晓明多是纪录一些社会运动，比如河北艾滋病患者组织的“关爱之家”，纪录行为本身是对当事人的鼓励，而纪录片的传播是一种社会动员。这样的纪录片难以在正常的市场渠道流通，艾教授的传播渠道是自己积极营造的， 比如在一些学术交流会上。那种关怀社会具体问题的交流会通常是一个扬声器，有某种号召力。与一般的纪录片导演拍摄完毕立即走人、再也不联系不同，艾晓明的片子都会返还到原地，让被拍摄的人看到自己的形象，这样的观看我相信是非常温暖人心的，因为让被拍摄的村民可以感觉到一种来自他者的认同。而以我在农村拍片的经验，某些坚持维权和讲原则的村民不仅经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孤立，还经常受到来自村民的嘲笑，这把基层生长的可贵的政治意志给压抑住了。
艾的片子有一种“即时影像”的特点。有些纪录片作者声称自己的影像是留给未来的，而艾教授的片子则是献给现在的。留给未来固然有价值，但这种做法有时有回避当下的意味。这种即时性就是及时地把某个地方的状况以影像传递出去，主要追求一种信息的沟通，而不是主要追求一种美感传达和启发一种诗意领悟。当她与拍摄对象距离足够近，对被拍对象受损害的局面有足够的焦灼，她很难有这个余地。
因此艾教授的纪录片经常显得粗糙一些，这种粗糙的印象不仅仅来自画质，还因为它没有营造一种更新巧的美学感受。后者的获得需要一种更优雅从容的心态和环境，而拍摄出来的片子往往失却了有力的行动号召，甚至失却了社会判断，像雾一样有美感，也像雾一样缠绕、混沌。艾教授所面对的不是那样的环境，创作主体也不是那样的诉求。
其实在创作中，创作者一般都面临在艺术领域安身立命的焦虑，“我该如何去创作一部有着新形式风格的作品”？一般认为停留在社会信息上的片子是没有创造力的，因为它似乎更少体现创造性智慧。人们都有一种巨大的对于自我艺术能力的迷恋，像艾教授这样的作者能打破这份我执，以社会的价值为首要，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自我牺牲。有一次，贾樟柯在谈《淹没》的时候，认为从关注社会性的视角上挪移开来是一种进步，他更强调一种电影性。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们至少不该贬抑纪录片在社会性方面的任何努力，中国目前的现状更需要艾教授创作的纪录片。纪录片不是剧情片，它在镜头中直接使用现实素材本身，就决定了它的使命。
也许正因为这样，艾晓明的片子似乎外在于国内一些评价系统和放映系统，我们目前的地下电影其实有着一些固定的播放渠道，但是我发现，她的片子很少被这些独立放映活动接纳。若原因在于粗糙，则我觉得我们须开辟一个新的评价系统。对于艾教授的纪录片，它的在社会中运作的整个过程，都应该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中来：她如何与社会沟通，如何以自己的片子对现实进行修正，并最终帮到了一些人。同时，艾教授在为自己的纪录片寻找观众，DVD被复制和流传，有的被送交中国青年报和妇女机构，这对一些黑暗力量施加着具体的压力。这是一种建构社会的智慧和艺术。艾教授的作品外在于那个地下电影系统的更重要的原因，艾教授认为是观看她的片子之后往往直接就到了一种政治表态的地步，所以会让一些人尴尬。显然，这样的介入社会的纪录片正处于“地下第二层”。
艾晓明对于纪录片的独到理解，想必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得到深化。在《太石村》，黑白分明的事实被颠倒，年迈的阿婆被关进牢房，村民处于惶恐中。村民看到律师和学者，费劲地用普通话说：“你们去找很多的学者，还有记者，来帮我们啊！”阿婆对着摄像机尖声哭喊：“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媒体尽量给我们向外宣传，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面对同一事实，《南方都市报》、《番禺日报》、《广州日报》的报道截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有谁在篡改事实？它们将在未来分别获得一份耻辱或荣耀的回忆。
纸媒之外，又有视觉传媒。电视台、民间影像纪录者、警察分别持有自己的摄像机。《太石村》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方面的自我声明，说他们自始至终很节制，没有任何一个村民被打伤，只有警察被打伤，他们说——“整个过程有录像为证”。而在纪录片的末尾，艾晓明打上了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
村民没有自己的摄像机，甚至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政府职能部门无法履行责任，律师无法正常工作，而体制内传媒失去效用，如此，该怎么办？在与艾晓明的谈话中我经常发现“公民记者”这个词，它相对于专业记者，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拿起自己的相机、手机或家用DV进行新闻报道，作为证据资料进行自我保护和帮助他人，也作为专业媒体不作为和放弃社会责任的弥补。
研究者称，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定义公众舆论，如果媒体对一个事件不予以报道，那么一件事就好像没有发生，一个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个没有发生的社会运动。对于太石村事件来说，艾晓明本人就相当于一份报纸，一个电台，她承担了这样的功能。这是纪录片的“善”。在媒体通道逐渐开阔的时代，不仅仅是纪录片，“我”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媒体来被锻造和被使用，我们有自己的口和手，可以用来传播真话，澄清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