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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纪录片是媒体”

发布: 2009-10-01 22:56 | 作者: 王小鲁



      
       三、纪录片作为一种手段的进步性及我们的局面
      
       年前我在一个存在违法行政的村子里拍纪录片,我发现媒体人在村民那里早已失去了信誉。村民对我们的拍摄动机表示怀疑,有村民说:你们拍了就发财了!你拍多少我们的头儿就会买多少,你的片子能卖很多钱呢。我们听了很恼火,后来我了解到,村子里来过四五拨记者,最后“全被买下了”。村民对电视机上的新闻都普遍不再信任,他们生活在普遍的沮丧和愤怒里。一个老人对我倾诉:为什么就不能来一个真正的记者,把村里的真相告诉大家呢?
      
       摄像机是媒体,当体制内媒体被异化为一种谎言机制,而过分体制化的人又对正义保持冷漠——那些被过分体制化的人经常说着一些抱怨的话,但你别相信他,他们内心其实希望目前的社会秩序继续维持下去——于是,有正义感的有心人则有必要也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媒体,作为向社会发言的途径。赵亮的纪录片则可以承担这样的功能。
      
       《上访》在宋庄现象工作室播放的时候,邀请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于建嵘进行座谈。于先生研究上访问题多年,常在上访村与上访者同吃同住,不是那种被彻底书斋化了的学者。但当他发言时,他认为纪录片经过多年努力,最后能让大家感动流泪,也就完成任务了,他更看重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觉得这是对纪录片价值的低估。如艾晓明教授从过去的以写作为工作方式到以纪录片为工作方式,这个转变一定是发现影像作为研究并介入社会问题的方法所具有的魅力。她说:
      
       “比如说太石村事件,你可以透过许多文字资料、新闻报道去了解事件成因,但重要的还有看见,看见村民的形象、他们的情感状态,直接面对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感情受到激发,这促使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背后人们的内心、动机,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不会特别珍惜一些价值。”
      
       这段话里有对视觉手段本体的赞同。在经典电影理论时期,人们对于电影本身的进步有非常强的认识,他们认为电影是民主的催化剂,这些思维后来统统被批评为“技术进步主义”。然而,不管后来的学者如何声称电影和文字一样是不透明的,是很容易被利用来编织谎言的,我们仍然无法否定影像在还原现象方面,有独特的优势。社会的理性交往须建立在社会理解之上,语言是促成理解的一个工具,基于文字的交往因为知识水准的参差不齐和不直观等原因,使这种交往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而影像作为一种非常直观的语言,则可以用来建立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理解。
      
       同时,最近几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知识界,正面临一个“停滞”的局面。这个局面也许正是艾教授进行社会纪录的原因所在。这个局面的状况是这样的:似乎什么问题都研究透了,但是什么问题也都照旧存在着。学术话语与现实似乎处于两个世界。贺卫方曾与艾晓明一样为孙志刚事件声援,是一位热衷介入社会的学者,去年他曾打算离开北大,因为他对现实十分失望。他说:“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10年来,他对中国的法治问题做了详尽发言,该说的都说了,本来以为会解决问题,但他发现很多地方却倒退了。
      
       我想原因之一,是知善并非总是合一的。知善合一是柏拉图的信念,“有知识而仍然做恶,未尝闻也”。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当我们遇到困境,于是觉得应该加强知识的学习,而当我们知道了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方案,大家都认同,但却并不被权力者采纳,这事并不希奇。知识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原因之二,也许是我们的知识启蒙并不彻底,知识和信念没有成为更为基层的人的武器。大学教育塑造了一批精英进入社会,最后他们没有承担保卫社会的责任,他们往往致力于适应社会,而非改造社会。尤其消费主义的推广使大家都觉得没有金钱的耻辱远远大于没有道德的耻辱,如此,他们在精神和理念方面被瓦解掉了。他们的知识用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未曾惠及和传递给那些更加需要它的人。
      
       纪录片恰好可以用来改善上述两种事实。纪录片创作过程所可能携带的一种对于人性尊严的强调,可以直接传递给最基层的民众,使一种基本的价值和理念重新回到人心中去,强化人们对于正义等价值的信任,从而更具有行动的力量。
      
       而纪录片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它要去接触原材料、实体这个特点,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我们痛心我们时代知识的无能无效,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术存在的语言方式太隐晦,多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斗争,而学术必须与社会加以联系,才能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训练。艾晓明面向民主社会的具体指标和具体问题——比如法律实践,具体地督促着某些价值的落实。不然,这个社会充满了知识,如山般堆积,但是却放在屋子里霉烂,成为学术界一己的收藏。悲夫!纪录片作为一种研究并改变的方法,使我们进入田野,住在被拍摄者的隔壁。社会现实不再是书斋里的抽象之物,那些哭声就在你窗前,你听还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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