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赵元任
发布: 2016-9-09 07:28 | 作者: 丁子江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而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一千五百人出席。赵元任在11月10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自传中他这样回忆：罗素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诙谐地说：什么是物质？不足挂齿！什么是心意？无关重要！（Matter ？Never mind！Mind？It doesn't matter！）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勃拉克在中国的演讲多是妇女和社会改革等问题，也由赵元任做翻译；那时，胡适做杜威的翻译，但当他有事无法出场时，必请赵元任代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他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他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11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当时商务印馆发行《罗素月刊》以配合罗素讲学，专门登载罗素演讲的中文翻译笔记稿，以及介绍罗素学生、生平事迹等文章，该刊启事说明，凡刊登的稿件“经赵元任先生鉴阅后才发表，故可定为信本”。
赵元任在繁忙中不忘浪漫，搬进城内与罗素同住后，便和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他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这以后，赵元任与两位女医生之间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三角恋爱关系，最后还是选择了杨大夫。提到这个杨大夫，陈寅恪回忆说：“她跟元任相识很有意思。那个时候，赵元任正替罗素翻译，有一天完了事跟他的表姐冯织文一起去吃饭，就在杨步伟工作的医院。那个医院从医生到护士都是女的，元任偏生又腼腆得很，坐在那儿吃饭就是不开腔。杨步伟是冯织文的同学，就开玩笑问元任是不是哑巴。赵元任受激也不生气，冯织文却不服气了。就叫元任唱歌。元任唱了一段ANNIE LAURIE，席间气氛就融洽起来了。元任为人很拘束的，他要照美国规矩，不肯一个人先走，吃完饭就在桌边坐着，等杨步伟她们。那天罗素在高等师范讲学，站在讲台上等半天，赵元任不来。后来来了，却带了个年轻女子进去。罗素一看就大怒，对着赵元任连说‘Bad man，bad man！（坏男人）”罗素本人曾这样回忆：“中方专门安排了一位正式翻译来关照我们，……在整个旅行期间，我成了他的密友。他与一名中国姑娘订了婚，我也曾相助他克服了阻碍其婚姻的一些麻烦。我至今还常常得到他的一些信息，他们夫妻俩曾一两次来英国探访我。”
罗素虽演讲大都在北京，但有时也到天津河北一带；其中有一次是1921年3月间保定育德中学的演讲。尽管罗素思想激进，但在日常习惯上，却始终保持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在无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3月26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托书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托书？”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可是他还是潦草的签了。他仍然认得赵元任，小声叫他“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4月17日，他已无危险，5月3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道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作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赵元任与杨韵卿（步伟）恋爱日深，需要赶快解决老问题。他的舅父和叔祖作中间人，两方同意男方给女方“教育费”两千元。他特别去到南方安排此事。终于正式解除了婚约。胡适曾回忆起：“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征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的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四个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在赵杨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说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他们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除了两项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在通知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他的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
赵元任有一次举行屋顶花园聚会，请罗素、勃拉克和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E．S．Bennett）。他回忆起自己冒昧地对罗素说，那天其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后者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为罗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会多不胜数，赵元任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常常须相机灵活处理，尤其杜威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的“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 1921年7月，在罗素与勃拉克最后一次演讲之后，梁启超在中央公园举办盛宴为其饯行，还是赵元任为众人热情洋溢的讲话做翻译。至此，罗素访华划上句点。但赵元任与罗素之间的私交却延续终生。
一年的几乎朝夕相处，赵元任与罗素结下了友谊。罗素在自传中特别将他的一封信附于中国回忆那一章之后；信中结尾很是温馨：“我的太太正于200公尺外的家里等候我，面条快凉了，我还正温着一小杯酒……”。除去赵元任后来在回忆录中重点提到这一段交往外，1926年时，赵元任的好友胡适到伦敦，在向罗素致函中，还特别有一句：“赵元任博士托我向你致候。” 赵元任于1924年、1939年、1954年，1968年亲切会见罗素。最后那一次，赵元任还与妻子杨步伟前往伦敦拜访了已96岁高龄的罗素先生。当时陪同的还有女作家凌叔华和她的丈夫陈源，大家与罗素及夫人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1972年，赵元任为罗素纪念期刊特写了一篇《与罗素在中国》的文章。从罗素先生一方来说，与赵元任等杰出的中国文化人的接触，的确增进了他对中国的感性认识。他后来长期关注并努力为中国的和平事业呼吁，应当与此有相当联系。
不同文化之间既有通约性，也会有不可通约性；从语言沟通的角度说，恐怕还存在着不可翻译性 （intranslatability ）。 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之间有着最大公约数，即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但人类文明也有着不同型和差异性。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的理解和翻译有着很大程度的制约。例如罗素讲演时由赵元任担任口译，某次罗素讲了个笑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翻译，赵元任无奈便机敏地打个圆场对听众说，罗素刚才说了个笑话，大家就笑笑吧。语言及其对译过程与效应的因素，在研究东西方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不同语言的沟通在文化的交流上是先决条件之一。语言是有效国际合作的一大障碍，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介质的概念，而是作为概念系统的传送方式，反映思维过程，价值观和意识活动，并表达一个主题。反观当年的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对话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到双方因某些沟通障碍所产生的诸多严重的误解与隔阂。例如在1920 年 10 月湖南省教育会组织的中外名人学术讲演会上，罗素应邀于26-27日作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 的讲演，在讲演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译误记的问题，引起湖南听者和阅者的争论，可见讲演的影响程度。《大公报》从10月31日起连续刊登由北京大学李济民以及杨文冕记录的罗素讲演词，这是介绍罗素讲演的最有影响最直接的记录，但与罗素讲演的实际内容有明显出入。 无论是讲演者，还是记录者，都是想让听者和读者真切了解和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罗素在介绍俄国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谈到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他说: “俄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有一共产主义的新希望，共产主义就是布尔扎维克， 不过名字不同罢了。”但翻译却说成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是两件东西。记录则以为这样翻译“错误的程度到了百分以上了”，因此“警告读者和听者，不要信了他的。”翻译与记录关于共产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是否同一主义的表述上存在矛盾，不知道是翻译误解罗素的意思还是记录没有直记翻译的内容。不少听者打电话或写信给 《大公报》，要求报馆速即更正；许多人直说是记录员记错了。当日旁听讲演的记者张平子在《大公报》著文澄清这两种议论的由来，认为“译的记的都想是对于这两种东西研究得好好的”；罗素所讲的那句话明明是谓“布尔扎维克是俄国的共产主义”，翻译者传述说“布尔扎维克和共产主义是两件东西”。笔述者又把翻译员的话掉转来，谓“共产主义即是布尔扎维克”。 为此，记录稿以“附记”形式列出罗素的底稿如下:“1．Bolshevism is simply a Russian form of Communism．2．The Bolshevists would teach all school children Communism。第一句的意义：布尔扎维克就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第二句：布党必以共产主义教学校儿童。照第一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是极显明的了；照第二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如果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那末，布党怎么把共产主义教学童咧？岂不是自相矛盾么？所以我说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是不错的。” 从上述报道看来，出现了误译。据当时报道，翻译时有意不将罗素讲演内容译出的，也不乏其例。据李济民、杨文冕的记录，当罗素讲“如果你想懂得布尔扎维的 [克] 是什么东西，你必须把他当作宗教看待。不要把他做政治看待；譬如回教徒之尊重回教一样，然后才能明了他的内容。”翻译员竟将其末尾两句抹杀了，听讲者没有听出来。对此，时任记录的凤蔚也说: 湘人最欢迎罗素讲演，“但是湘当局深恐湘人传染过激主义……颇有遏止意思，于是任翻译底赵元任杨端六曾约农诸君，译罗素讲义，其中真意未能完全照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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