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觉得可悲的是，钱钟书在学术界也受过不少压制。一九三八年夏，钱钟书杨绛夫妇从欧洲回国，清华大学聘钱先生为外文系教授，他就直接赴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但到第二年暑假，父亲要他去蓝田师院做英文系主任，他不敢抗命，又不愿离开清华。踌躇之中，他于九月中给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去信，但一直未得回音，十月初只好去蓝田师院。其实当时清华外文系里，就有人不愿留钱钟书，所以没有任何挽留的举动。一九四○年十一月六日，由于吴宓先生极力举荐，清华外文系又讨论聘请钱钟书任教，而且据吴宓日记，“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反对者当中，就有当时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等人。然而讨论虽通过了，系里却没有发聘书，一直拖延到第二年十月，陈福田有事去上海，才顺便以系主任身份，当面去请钱钟书。那时钱先生已明显感到不受欢迎，“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于是他便“客客气气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157-58页）。想当初钱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是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先生见他国文成绩好，英文尤其佳绝，就特别破格录取了他。钱先生一直视清华为母校，对清华许多师友的教诲和赏识都铭感于心。他在清华读书时，已经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可惜数年以后，他从国外学成归来，清华外文系诸公缺少伯乐相马的眼光，却学那买椟还珠的傻蛋，把已经到手的宝贝轻易丢掉了。其中更有人忌才畏强，容不得钱钟书这样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生怕他来之后，对自己在系里的名声和地位构成威胁。平庸者对天才的嫉恨，大概古今中外皆然，在学界也不例外。这里也许可以用得上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一句话：“The world is a republic of mediocrities, and always was”（世界是平庸者的天下，而且从来如此）。例如有些本来不错的大学，一旦被这种忌才畏强者把持，就固步自封，不能再向上进取，聘人时宁可损害自己科系的利益选取弱而易控制者，也要排除对自己可能构成威胁的强者。这类人往往在学术上不见得出色，但若论拉帮结派，建立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技艺高强，超人一等。钱钟书先生当年不能见容于清华，后来也还有不少挫折，想来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不过说到底，学术研究的成就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一部《管锥编》，作者是在清华、北大、社科院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又有什么要紧呢？
钱钟书幼承家学，熟读中国各类典籍，后来在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在清华读外文系，又出国到牛津留学，在巴黎大学攻读一年，英语和法语都讲得纯正而流利，又精通其它几种欧洲语文，所以比起只懂传统旧学的学者，他有广阔远大得多的眼光和识力，比起只懂一点外文的学者，他又有中国传统扎实深厚得多的根基和修养。“学贯中西”这句话，现在常常被人滥用，可是真正做到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却因为旧学新知都太突出，对学界两面的专家都造成压力，反而招人妒忌。当年在清华如此，后来在别处也未尝不是如此。钱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里说过：“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诗可以怨，”《七缀集》，113页。] 然而有些自鸣得意、自视甚高的专家，心胸也和自己的研究领域那样愈圈愈窄，最怕别人学问深广而显得自己寒伧平庸，所以也容不得打破学科藩篱的研究。一九八三年前后，钱先生要我为社科院编的书写一篇论文，评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后来我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一些相关文章，在介绍西方文论的同时，也举一些中国文学的例。有人对我在文章里谈西方又提到中国，颇不以为然。有一次和钱先生谈起此事，他就告诫我做学问一定要扎实，不要让小心眼的专家们拿住把柄。他说，他打通中西的努力，被有些人不无酸味地称为“钱派新学”，不过就是论旧学，他也比那些专家们高明，而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如果不注意，就会被人攻击得一无是处。钱先生故意用手指着我，先用英语说：“I am old enough to be cynic”（大概可以译成：吾老矣，说话可以无忌惮），然后又笑着对我说：“隆溪呀，你可要小心！”他在同年七月十九日给我的信里还说：“兄文如在较硬性之学术刊物上发表，则不致引起此等人侧目，《读书》较通俗，读者龙蛇混杂，无忌惮者多，遂胡说乱道矣”。
杨绛先生说：“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来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157-58页）。但另一方面，尊敬他、爱护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文革中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人，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对他们表示关切，提供帮助。杨绛先生说：“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228页）。这当中真可以体会世态炎凉，看出人性的两面。招人忌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正如杨绛所说：“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182页）。其实出于对政治的警觉和敏感，深知“树大招风”的危险，钱先生从来不愿冒尖，而由于淡泊名利，鄙弃沽名钓誉之徒，他也从来不愿争先。文革以后，曾任中宣部部长的胡乔木主动找钱钟书，“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认识”，的确很赏识钱钟书。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都很清楚，“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204页）。一九八二年六月，胡乔木提出让钱钟书和夏鼐出任社科院副院长，钱先生再三推托，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命。杨绛开玩笑说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杨绛先生说得很对，这或许“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248页）。但说实在的，钱先生对当“官”绝无兴趣，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官”位看在眼里。他所希望的，是有人真正能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学术。正如杨绛先生所说：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237-38页）。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不过这话也许说得有点过于夸张了。知音或知己当然不易得，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有许多著作，拥有众多读者，其中当然就有他们希望的知己。“千里之外”和“数十百年之后”，在异域他乡和异代不同时的读者中，也必定有更多的知己，所以钱杨两位是不会寂寞的。有少数相知的知己，又有更多不相知的知己，也就有真正的名气，这正是我在开头引用过美国诗人狄金森所说的Immortality：真正声名的不朽。虽然杨绛、钱钟书和钱瑗三个人的家暂时失散了，可是有多少人可以说自己比他们仨的生活更幸福、更美满、更有意义呢？还是杨绛先生说得好：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