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发布: 2015-7-09 17:20 | 作者: 张隆溪
在狄金森诗里，死神并不可怕，却好像一个和善的赶车人，停下车来让客人上去，载客人到终极的归宿。更重要的是，诗人告诉我们说，在那车上除了死神和诗人自己，还有一位是荣名之不朽，是精神的永恒。
《我们仨》第二部是梦的继续，是那个“万里长梦”，在梦境里杨绛先生在送别亲人。她和阿瑗走在一条“古驿道”上，一程又一程送钟书先生沿一条河远去。她们母女俩乘车出城，又步行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见“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灞陵道、咸阳道等”（22-23页）。这驿道旁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客栈，掌柜的说：“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管理却是新式的；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经改建成客栈了，是连锁的一条龙”（24页）。这里用象征笔法，以送别来比喻每天到医院去探望钟书先生。“古驿道”的描写化用了李白诗句，因为李白有一首《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还有另一首《菩萨蛮》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结尾两句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古人送别，驿道上每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亭边有柔条万千的垂柳树，送别的时候就折一段柳枝给远去的亲人或朋友，寄托思念之情。长安东面的灞陵有一道灞桥，传为六朝人所著《三辅黄图》卷六有一段记载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传到唐代，更为兴盛，《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有“销魂桥”一条记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李白《忆秦娥》词里说“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写的就是灞桥离别之地的场景。宋代周邦彦《兰陵王》词也有这样的名句：“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心目中，杨柳大概总和缠绵依恋的感情分不开。《诗．采薇》早就有这样感人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代诗词中更有无数描写柳岸边送别的著名作品。例如初唐张九龄有一首《折杨柳》诗，“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写的就是折柳送别的风俗。宋词中柳永的《雨霖铃》大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就有写柳岸边送别的名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有一节专门讨论诗中写折柳的作品，指出“古有折柳送行之俗，历世习知”，并且引用许多名篇佳句，详细辨明有“赠别之折柳”，又有“寄远之折柳”。汉代《古诗十九首》之九：“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别经时”；钱先生认为，虽然这首诗没有明白点出柳树，但诗中说的是“感别经时”，攀折柔条“以遗所思”，所以和后来写折柳送别的诗，其实是一样的用意。[见《谈艺录》增订本，379-81页。] 杨绛先生描写梦中的“古驿道”，提到灞陵、咸阳这些名称，又有长亭短亭和客栈这类意象，就构成《我们仨》前两部生离死别的基调。另一个重要的意象，当然就是驿道边的杨柳：
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有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有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飘荡着嫩绿的长条。然后飞絮，要飞上一两个月。飞絮还没飞完，柳树都已绿叶成荫。然后又一片片黄落，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46页）。
柳树的荣枯，在这里不仅是梦境里的景物，更是情感心绪的象征。在这似梦又似非梦的旅途上，杨绛和钱瑗沿驿道走到河边，找到311号小船，病中的钟书先生就躺在那只船上。他们三人在船上见面，每到太阳落到前舱的时候，母女两人就得离开小船，走回客栈。那船的号码大概就是钱先生住院的病房号码，不过在梦中，那条小船载着船上的病人，渐行渐远，慢慢地走了一年多。最不幸的是，不久钱瑗患腰椎骨结核病，不能来看钟书先生了。女儿的病越来越严重，做母亲的觉得“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59页）。心情沉重，梦中的景物也随之变化，尤其是那象征感情的柳树：
阿圆住院时，杨柳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成荫的柳叶已开始黄落。我天天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一步一步小心地走，没完地走（60页）。
钱瑗走了。他们唯一的爱女竟然先离开父母而去，这种不寻常的悲痛是难与外人道的。杨绛先生写到这里，真是一字一泪，令人不能不深深感动：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64页）。
现在只有杨绛独自一人去看钟书先生，而钟书先生也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回家”去了。他明白地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现在她终于放心回家了（68页）。这些话里含着深沉的悲痛，而钟书先生也在渐渐离去。作者写道：
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柳又变成嫩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一棵棵杨柳又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
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礅，和钟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70-71页）。
那一天就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她突然找不到钟书先生的船，因为那只小船已经把他带走了。她到处张望，只遥遥看见那船漂在水中，愈行愈远。杨绛先生以蘸满了深情的笔墨写道：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73页）。
然而心力交瘁的她只变成风中飘摇的一片黄叶，“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她沿途抚摸一年多来走过的驿道，发现原来“一路上都是离情”。梦终于醒了，她突然回到三里河自己卧室的床上，然而她觉得“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74页）。第二部结尾这几句话，在第三部即全书结尾时又重复了一次，都是把余下的生命看成归途中最后的一程，原来三个人住的家，现在变成暂住的“客栈”，因为对杨绛先生说来，只有“我们仨”那个家，才是真正的家。
不求名声与声名不朽
家和归家的观念，贯穿在《我们仨》整部书里。在第三部开头，杨绛先生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77页）。然而“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78页）。所以第三部纪实的追述，全是为了在记忆和思念中再回到“我们仨”那个家。这是书中最长的部分，记叙了欢乐的时刻，也记叙了他们一生经历过的挫折和悲哀，但无论悲欢，无论顺利还是挫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三个无求于人，也无争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他们令人敬仰的品格、学识、才能和智慧。在我自己，读这本书更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曾有幸在北京认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常常通电话或写信，约好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寓所造访，也在那里见过钱瑗女士。这次一口气读完《我们仨》，再联系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其它几部回忆性的作品，我觉得这里所写的他们一家，确实和我的许多印象完全一致，也引起我一些个人的回忆。
《我们仨》第三部首先记叙在牛津留学的阶段。他们那时最常来往的朋友中，有向达先生。杨绛写钱钟书的机警幽默，爱玩文字游戏，提到钱先生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这是用英文字的译音来开玩笑，“死的路”意为文静，“生的门”意为多情，所以向达回应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91页）。这使我想起钱先生另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和《红楼梦》的翻译有关。《红楼梦》曾有好几种英文译本，而牛津大学戴维．霍克斯教授的译本文字优美流畅，最能传神。他把书名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石头记》，而没有采用《红楼梦》这更普通的书名。钱先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给我的信里说：“David Hawkes以所译Story of the Stone新出第三册相赠，我看了一些，觉得文笔远胜另一译本。我回信中有云：‘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得到钱先生这句妙语赞赏，霍克斯教授非常高兴，便去信“请求引用”。这句妙语译成中文是：“此‘记’所有其他译者开始看见的是一块‘石头’，离开时却已成了砖头”。这句话当然是称赞霍克斯的译文精美，没有把一部《石头记》糟踏成“砖头”记。可是这句话的妙处还并不在此，而在化用一句西方名言，而且是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罗马史家苏维东纽斯（Suetonius Tranqillus）在《帝王传》里描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 Caesar）的一句话，说奥古斯都下令修建了许多宏伟壮丽的神庙和宫殿，把原来简陋的砖砌房屋变成大理石的豪华建筑，使罗马城焕然一新，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说：“他开始看见的是砖头，离开时却已成了大理石（marmoream se relinquere, quam latericiam accepisset）”。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常被引用来赞扬某人在某一事业中除旧布新，化腐朽为神奇的独特建树。例如英国十八世纪批评家约翰生博士赞扬诗人和戏剧家德莱顿（John Dryden）改进了英诗和文学语言，就曾借用这句话说：He found it brick and left it marble。钱先生把这句名言倒过来，又把marble（大理石）改为stone（石头），赞扬霍克斯传神的翻译没有把“石头”变成“砖头”，既贴合霍克斯英译本采用《石头记》书名，又活用西方一句经典名言，将幽默与学问冶于一炉，就不同于一般称赞人的客气话。在钱钟书的著作、书信和谈话里，到处可以见到这类妙趣横生的词句，在满是机锋的妙语中，往往包含着哲理和深意。《管锥编》评《老子》用双关语，就曾指出“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管锥编》第二册，461页。] 钱钟书先生深得“文字游戏三昧”，所以读他的书或听他谈话，都真是一种享受。
向达说钱钟书“口剑腹蜜”，那是能够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的真话，然而正如杨绛先生所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91页）。这真所谓交友不易，做人更难。从《我们仨》有关记叙中可以看到，以为钱钟书刻薄或者骄傲，其实往往是忌妒他才学的人压制他的借口。压制有不同性质，而对知识分子说来，首先有政治上的压制。钱先生曾讨论三国时人李康《运命论》里这几句话：“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指出，这就是《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也就是俗语所谓“树大招风”，并引用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为佐证。其中有法国诗人拉．封丹（La Fontaine）所作寓言诗，说在风暴中，高大的橡树被吹折，矮小的芦苇却安然无恙，钱先生把那首寓言中芦苇对橡树说的话，译成典雅的文言：“吾躬能曲，风吹不折（Je plie et ne romps pas）。”[《管锥编》第三册，1082页。] 由此可见，钱先生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尽量避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据杨绛先生回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想派钱先生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他辞谢了，因为他“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176页）。五十年代初，由清华同学乔冠华介绍，他被调去翻译毛选，当然不能不去。那时有一位朋友特别来道贺，但客人走后，钱先生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181页）。从一九五一年“三反”开始，中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这些运动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缺少胆识和智慧，但钱钟书和杨绛却清醒地意识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189页）。对当时完全灭绝个性的所谓群众运动，这一描绘真是入木三分。五六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们敏感到这很可能是欲擒故纵的陷阱。杨绛先生说：“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201页）。钱先生《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有《赴鄂道中》五首，其中有些诗句很值得玩味：“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最后一首又说：“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些诗句都以含蓄的方式，表明对政治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感到政治运动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不久就开始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数十年的迫害。
从“三反”到文革，数十年里中国政治环境之压抑，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之严密，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也难以想象。不久前有人提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甚至有人责怪老一代知识分子忍气吞声，没有骨气。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家们起码缺少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同情心和宽容心。如果他们处在当时同样的环境里，他们的举动又会如何呢？如果他们去抗争而坐牢杀头，固然值得人敬佩，但也不能因此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坐牢杀头，拿自己做衡量一切人的尺度，要别人都投身政治风暴，任其沉浮。更进一步说，在一个正常宽松的社会里，政治其实并不是一切，甚至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我们所期待的应该是学术上的贡献，而不是政治上的振臂一呼，叱咤风云。从长远看来，精神文化比器物制度对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要重要得多。学者注重的是学问，不是政治，更不是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