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新著《我们仨》，标题十分醒目，书中记叙她和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生活，最近由三联书店在国内出版，在香港则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印了繁体字本。[杨绛，《我们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以下引用此书均据此版本，并在文中注明页码。] 这本书从一九三五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赴英国牛津求学起始，记叙女儿在英国出生，全家在一九三八年回国以及后来的各种经历，一直写到文革后以至于现在，前后一共六十多年一个家庭的历史，记录了三个人生活中许多情深意长的片断。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77页）。读者把杨绛先生这部新著和《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性质的著作合起来，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这一家，也了解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状况。
学者家庭的聚散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就以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又精通数种欧洲语言，在长辈和同辈学人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说《围城》已成现代文学经典，而《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更展现出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对中外典籍的熟练把握，其中浩瀚的学问和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杨绛先生也是一位才女，早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就以《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喜剧成名，后来又出版短篇小说《倒影集》和文学评论《春泥集》，文革后更有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洗澡》和《将饮茶》等多种著作问世。他们的女儿钱瑗自幼受到父母熏陶濡染，在北京师范大学先教俄语，后来改教英语，都很有成就。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干扰，没有思想和创作自由，并一直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钱瑗和成千上万她的同龄人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和她的父母比较起来，才能天赋都没有可能充分发挥，甚为可惜。杨绛先生说钱瑗是她的“生平杰作”，是她公公钱基博老先生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可是钱瑗“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254页）。《我们仨》附录中有钱瑗随笔为她爸爸画的像和几幅速写，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她的天分，而且分明展现出父女之间的骨肉亲情，让人似乎可以听见他们在家中嬉戏的欢笑声。在文革前中国那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下，无论外间有怎样的风风雨雨，钱钟书、杨绛夫妇二人数十年互敬互爱，心心相应，对女儿亲情厚笃，三个人构成一个令人艳羡的学者家庭，家中有的是书香和学养，又充满温馨的爱和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文革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变化，逐渐开放，整个生活和学术环境也相应改善。一九七九年，钱钟书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五年，《谈艺录》增订本出版，八十年代初《围城》重印，九十年代初又改编成电视剧，在众多读者之外更增加了无数观众，使向来淡泊名利的钱钟书“一下子变成了名人”。杨绛描写当时情形说：“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254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钱学”热，钱钟书更成为学者和读者研究讨论的对象。杨绛先生文革后发表的《干校六记》和其它著作，以清澈明朗、平淡如水的语言，道出深切的情感和深沉的意味，使我们对他们一家的经历有更多了解，在国内外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然而天地无情，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255页）。就在钱杨两位著述正丰，受到学界和众多读者普遍尊敬和爱戴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却在一九九四年夏因病住进医院，长期卧在病榻上，钱瑗也在一九九五年冬住院，一家三口两人染病，只剩下本来就柔弱的杨绛先生，每天要看望病人，多方照料。不久这令人艳羡尊敬的一家，竟永远失散了。读到《我们仨》结尾几句话，真令人心酸得欷歔叹息，潸然泪下：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256页）。
最后这几句话使人想起陶渊明《杂诗八首》之七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也想起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九的句子：“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是把人生视为旅途，家不过是旅途中的客栈，死才是最后的归宿。然而这不只是诗的联想，而是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之后，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杨绛先生在九七、九八两年之中，先失去唯一的爱女，又失去了终生伴侣，那是何等的悲痛！在这种时候，古人诗句中经过提炼苦吟出来的人生体验和道理，與自己的思想、心情融为一体，就好像一粒粒盐化在水里，已经没有古今彼此之别，那些诗句感人的语言和意象，就最能传达深远的意绪。杨绛先生追忆过去一家三口经历过的一切，以九十二岁高龄写出《我们仨》这部回忆录，似乎最后想到的是如何再回到亲人身边，回到“我们仨”那个家。
古驿道上的离别之梦
这部回忆录分为三部分，前两部以文学虚构的形式，第三部再以纪实的形式写成。文学虚构的部分看似平淡，却沉郁凝重，其中化用了许多古典诗词里的意象，传达出深刻悠远的思念缅怀之情。第一部写的是“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见他们夫妇二人一同散步，却突然间不见了钟书先生。作者道：“钟书自顾自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4页）。这梦好像是预兆性的，因为在杨绛先生，当初的梦境似乎就是今日的现实。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是文学虚构还是心境实录，实在不可贸然断定。那个拉一辆空黄包车的老人，竟停下车来等客人上去，在充满象征意味的梦境中，这个寻常的意象似乎并不寻常，总使我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有名的诗句：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因为我不能停步去见死神，
他竟关切地为我把车停——
车上只坐着我们俩——
还有一位便是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