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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奧茲短篇小說二題

发布: 2014-7-31 19:54 | 作者: 楊振同譯



        阿摩司·奧茲近照   
        
        阿摩司·奧茲(1939——),以色列最著名的作家,也常常被稱作以色列“當代最偉大的作家”。希伯來大學文學與哲學學士,牛津大學碩士和特拉維夫大學名譽博士,本·古裡安大學希伯來文學系教授。他于1939年出生於耶路撒冷,本名阿莫司·克勞斯那。父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從東歐移民到以色列,他們能講意第緒語、俄語、烏克蘭語和德語。他在集體農莊生活了三十年,和青梅竹馬的幼年朋友尼麗結婚,婚後四十年生有二女一男。他於1986年搬到阿拉德,此後一直在那裡居住。
        他的創作直根於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急風暴雨式動亂的歷史中。他的作品貫穿著一種對人性脆弱的理解。由於他無法分享以色列國那代人樂觀主義觀點和對於前途明確無疑的態度,他以嘲弄的筆觸描寫了現實,對他所生活的社會作了坦率而深入的考察。
        他的主要作品有《何去何從》、《我的米海爾》、《瞭解女人》等十餘部長篇小說和多種中短篇小說集、雜文隨筆集、兒童文學作品等;其中,他於2003年寫的回憶錄《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使他達到了創作的又一個巔峰。最新作品有2007年出版的《詠歎生死》和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鄉村生活掠影》。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余種語言並獲多項重大文學獎,包括“費米娜獎”、“歌德文化獎”、“以色列獎”和2007年度的“阿斯圖裡亞斯親王獎”。 奧茲不僅是當今以色列最優秀的作家、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評論家。
        奧茲近年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200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之際,根據影響力極廣的“立博”網站賠率顯示:賠率最高的就是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奧茲。2012年他和我國的莫言、日本的村上春樹一起位居諾獎獲獎熱門人選的榜首。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在國際文壇一直默默無聞,但2004年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曾在《紐約客》雜誌撰文預言:“帕慕克年紀雖輕,只有五十二歲,但就其資歷而言,他卻是該國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可能的人選”。兩年後,他果然獲此殊榮,厄氏預言成真。奧茲已經七十四歲了,他的文學成就和名氣早就超過了獲諾獎之前的帕慕克,所以,哪一天從瑞典傳來阿摩司·奧茲獲得諾獎的消息,應該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這兩個短篇小說譯自他的短篇小說集《鄉村生活掠影》,該書於2009年出版希伯來文,英文版於2011年10出版,譯文出自奧茲多年的譯者,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和著名翻譯家尼古拉·德·朗之手。他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就開始翻譯奧茲的作品,可以說是奧茲在英語世界的“代言人”。英譯本出版後,深受好評,稱本書是除《愛與黑暗的故事》之外,“他漫長而輝煌的生涯中一本最優秀的書”。
        譯者
        
        迷失
        
        1
        
        我昨天接到埃爾達德·魯賓的遺孀巴特婭·魯賓的一個電話。她沒有繞彎子。她只是問,她是不是在跟房地產經紀人約西·薩松通話,當我回答說,“我在為您效勞,”她就說:“我們到了該談一談的時候了。”
        我盯上魯賓家那座大宅院已經有很長時間了,這座大宅院位於塔爾派特街,就在拓荒者花園的後面,我們把這座宅子稱為“廢墟”。那是一座老宅子了,一個多世紀前,這座村子成立不久就建起來了。原來矗立在這座宅子兩邊的其它幾座老宅子,韋倫斯基老宅啦,什姆埃利老宅啦,都已拆掉,代之以幾層樓高的別墅。這些別墅周圍修建了管理得很好的花園,其中一個花園還有一個裝飾性的池塘,裝有人工瀑布,養有金魚,建了噴泉。“廢墟”矗立其間,宛如一排白牙中間夾了一顆黑牙。那是一座很大的宅子,各種各樣的廂房和伸出來的房子向四處蔓延,房子是沙石結構,大多數的石灰膏都已經脫落了。宅子有一種蕭索的氣息,遠離馬路矗立著,背對著這個世界,一個雜草叢生的院子圍著這座房子,院子裡長滿了薊草和生銹的廢品。院子中央有一口堵住了的水井,最上面裝著一隻生銹了的手泵。窗戶的百葉窗簾總是關著,從大門口通向正房的甬道上雜草叢生,長著牽牛花、牧豆樹、和茅草。偶爾可以看見正房一側的晾衣繩上搭著幾件襯衣和內衣,這是僅有的生命的跡象。
        曾經有很多年,我們特裡蘭村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爾達德·魯賓,是個坐在輪椅裡的殘疾人,他創作有關二戰大屠殺的長篇小說,儘管他除了五十年代末在巴黎留過幾年學以外,一生都在特裡蘭村度過。他在塔爾派特大街這座老房子裡出生,在這裡創作了他所有的作品,大約十年前他就在這裡去世,只活了五十九歲。自打他去世以來,我一直希望能買下這座宅子,然後賣掉讓人拆了重建。事實上,埃爾達德的作品我曾經試圖讀過一兩次,可是這些書不對我的胃口:書中的一切似乎都那麼沉重,那麼壓抑,情節發展那麼緩慢,人物都那麼的猥瑣。我所看的大多是報紙的經濟增刊、政治書籍和驚悚小說。
        兩個女人住在“廢墟”裡,及至目前,出多高的價錢她們都不賣:這兩個女人一個是那位作家九十五歲的母親羅莎,一個是他的遺孀,她一定也有六十多歲了。我試著給她們打過幾次電話,每次都是那個寡婦巴特婭接聽電話。我總是一開始就表達我對那位元已故作家作品的仰慕之情,這可是全村人驕傲的源泉;接著會暗示幾句那座房產年久失修的狀況,並拐彎抹角地說明,這座房子再修修補補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談到最後彬彬有禮地要求她請我到府上簡單地談談未來的打算。談話進行到最後,巴特婭·魯賓照例是感謝我對其房產的興趣,但總是說,由於這件事目前還不在她們的議事日程上,我跑過去見她們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直到昨天她主動打電話過來,說“我們到了該談一談的時候了”,我才立即打定主意,我不會帶客戶去見她,而是我本人要把“廢墟”買下來。然後我找人把房子拆掉,這塊地皮我賺的要比我買這座房子多。我小時候到那座宅院裡去過一次。我母親那時候是一個註冊護士,她們叫她出診去給作家埃爾達德·魯賓打針,她就帶我去了。我那時有九歲或者十歲吧。我記得中央的房間很是寬敞,裝飾得頗具東方情調,從這個房間開出了很多門,還有一些臺階,看樣子是向下通往地下室的。傢俱看上去笨重而幽暗。有兩面牆排著一個又一個書架,從地板到天花板那麼高。另一面牆上掛著形形色色的地圖,用五顏六色的圖釘釘著。桌子上擺放著一個花瓶,花瓶裡插著一束薊草花。一台有鍍金指針的落地大座鐘“滴答滴答”,消磨著時光。
        作家本人就坐在輪椅裡,一條花格子毛毯搭在膝蓋上,碩大的頭顱邊邊上是一片厚厚的銀髮。我記得一張大大的、紅潤的臉龐萎縮在兩個肩膀上,仿佛他沒有脖子似的;他耳朵很大,那濃密的眉毛也變成了灰白色。他耳朵裡和鼻孔裡伸出來一些耳毛和鼻毛,也是灰白色的。他身上的某些東西使我想到一頭冬眠的熊。我母親和他母親把他從輪椅上拽到沙發上,但他根本就不給她們湊趣兒,他嘟嘟囔囔,哇哇大叫,掙扎著要逃脫開,然而他的肌肉太虛弱了,她們就制服了他。他母親羅莎扯下他的褲子,直到他那腫脹的臀部露出來,而我母親則彎下腰在他那白皙的大腿最上面打針。事後,作家就和她開玩笑。我不記得他都說了些什麼,不過我倒是記得,他說的笑話並不十分好笑。這時他妻子巴特婭走了進來。她是個瘦弱的、神經兮兮的女人,頭髮梳成了一個圓圓的小發鬏。她給我母親端來一杯茶,給我一些甜甜的黑葡萄汁,倒進一個杯子,而那個杯子在我看來像是有裂紋似的。我和母親在那座房子的客廳裡坐了大約一刻鐘,那座房子當時村子裡就已經稱之為“廢墟”了。我記得這種房子的某些東西激發了我的想像。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吧:五六個門從中央那個房間開出去,直接通向環繞著它的各個房間。我們村子裡的房子可不是這麼建的。這種風格的房子我只在阿拉伯人的村子裡見過。作家本人呢,儘管他創作有關大屠殺的作品,但他似乎一點都不陰鬱或哀痛,而是洋溢著一種假模假式的孩子般的快樂。別看他一副睡不醒的樣子,但他竭力逗我們開心,給我們講逸聞趣事,並且弄一些文字遊戲,自娛自樂,然而從那唯一的一次見面中,我印象中他不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男人,而是盡很大努力確保一切東西都儘量快快樂樂地進行下去,這樣一個人。
        
        2
        
        傍晚六點鐘,我從辦公桌旁站起身,出去到村子裡散散步。我很累,在辦公室裡呆了長長一天,一整天都用來準備年度返稅的事情上了,搞得兩眼發疼。我本意是要走上半個小時或個把小時,到哈伊莫維奇餐館吃點兒清淡的東西,然後回來工作,到那天夜裡這件工作一定要做完了。我太累了,傍晚的光線似乎不是完全清晰的,而是說不上怎麼回事,雲霧朦朧的,或者說是塵土飛揚的。那是特裡蘭村一個炎熱而潮濕的夏日。水井大街的盡頭有一片稠密的柏樹,像堵牆似的,樹後面是一片梨樹果園。太陽已經開始在柏樹後面沿著它的軌道向西面的地平線沉下去了。在這炎熱的六月天快過完的時候,夕陽看上去失去了光澤,變成了我們和它之間一塊灰朦朦的霧帳。我走路速度一般,不疾不徐。我時不時地停下來,漫不經心地朝一個前庭裡面瞅上一眼。大街上行人不多,都行色匆匆地往家裡趕。這個時候,大多數的村民一般都在屋子裡坐著,或者是在面向他們花園的房後面的涼臺上坐著,穿著內衫和短褲,嘴裡啜飲著冰鎮的檸檬水,手裡翻看著晚報。
        幾個過路的從我走的路上橫穿過去。亞伯拉罕·列文點點頭,打了個招呼,其他一兩個人停下來交談了幾句。在這個村子裡,我們相互之間差不多都認識。有些人對我把村子裡的房子買下來,賣給外面的人感到憤憤不平,這些人給自己建週末家園或者度假別墅。過不了多久,這村子就不再是一個村子了;它就會變成一種避暑勝地了。上了年紀的村民對這一變化很不滿意,儘管這些新來的人使村子裡的人有錢了,把它從一個被人遺忘的窮鄉僻壤變成了充滿生機的地方,至少是到了週末這裡熱鬧非凡。每到星期六,一輛輛小汽車就成群結隊開進了村子,車裡的人逛精品酒莊、畫廊,逛出售遠東家私的商店和那些賣乳酪、蜂蜜和橄欖的地攤。
        在傍晚炎熱的蒼茫暮色中,我來到了位於創建者大街的村議會前面開闊的廣場上,我的雙腳不由自主地來到村議會大樓的後面,來到一塊淒涼的空地上,人們倒是在這裡種上花草,儼然是一片花園了,但卻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一個人光顧這片荒涼的所在。我在那兒站了幾分鐘,等著,儘管我都不知道我在等誰,等什麼。那裡還矗立著一座小雕塑,上面落滿了灰塵,是為了紀念這個村莊的創建者當中的五個人而建的;一百年前,他們在一次進攻過程中被殺害了。雕塑四周是黃色的野草和一片焦渴的玫瑰花圃。到了村議會的後門,有一塊公告牌,上面寫著下一個週末將會有三個樂手來度過一個令人難忘的良宵。海報的下面是另一則廣告,出自某些宗教界的傳教士之手,廣告宣稱,這個世界只不過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前庭,在這個前廳裡,我們大家都必須準備進入聖殿裡去。我盯著這則廣告,心裡想著,我對聖殿可是一無所知,不過我倒是挺喜歡這個前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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