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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

发布: 2014-1-23 15:47 | 作者: 王芫



        林百惠抬头一看, 许兴丽正隔着玻璃向这边张望,手里拿着一块抹布。 林百惠推门进去, 许兴丽就侧过身来向她打招呼。玻璃窗外那个老板还没走,站在那 里笑嘻嘻地看着她们。 林百惠说: “  快点儿给你妹妹找个事儿吧。”  许兴丽就 作出无柰的样子说:“   林姐,你就让分店收下她吧,洗碗,扫地,干什么都行。”  林百惠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分店现在不缺人。”  她一指窗外站着的那个汉子, 说:“   你让你妹上隔壁去问问, 离你也不远, 互相照顾。” 那家伙看到林百惠指他, 愈发搔首弄姿。 还冲她们挥挥手, 作个再见的表情。 许兴丽看了看他的背影说:“   他可不行,我打听过了, 他都半年没给工人开工资了。” 是吗? 林百惠心想:这家伙这么有本事,我倒没看出来。 许兴丽接着说:“林姐,我就觉得你作人公道, 我妹脾气怪,心眼儿也不够使, 让她上别的地儿我不放心。”
        林百惠早就看出来许兴丽这人特有主见,她认准的事儿, 她千方百计要干成。绕了这么一大圈,她让她妹妹去分店的主意一点儿没变。林百惠不禁有点儿恼 火,觉得自己被员工算计了, 但是她这人又禁不住别人吹捧。 许兴丽说出了她的一个优点:从不欠员工的工资。其实这算什么优点? 可是经许兴丽这么一说,林百惠也就不再推辞,乐滋滋地觉得这真是一个优点了。
        林百惠说:“ 好吧,不过分店可是在大兴。”她说这话是为了提醒许兴丽,分店离得远,不一定能照顾她妹妹,但是许兴丽答非所问:“没关系,大兴也是北京呗。”林百惠 当天晚上就把二丽送到了大兴的分店。
        解决完二丽的问题,林百惠就着手招了一个下岗工人,四十多岁,文化也不高,说话也并不怎么得体,但她有个优点:什么都不怵。林百惠问她:派出所来人你敢去接待吗?她说这有什么不敢的?谁没报过户口呀?再问她:防疫站来人你能应付吗?她又说谁没见过防疫站呀?我小舅子就是卖消毒柜的。别管她说得沾不沾边,就冲她这信心,林百惠也就把她留下了。
        但是餐厅并不是一天到晚总有外事,不办暂住证的时候她也得帮着刷刷碗什么的,因为她不会作别的。即使这样,林百惠给她订的基本工资还比许兴丽们高五十。许兴丽们知道了,就都很不高兴,连小马也明显地表示出不满的情绪。林百惠坦率地说:“你们外地人需要办暂住证和作工证,这两样一年就得五百块钱,她不需要办证,我就把这五百块钱补贴她本人,这不也挺合理吗?”但服务员们还是不服气,故意把累活儿留给那个大姐,那个大姐也不是好惹的,于是屡有冲突发生。一开始,她只是在那儿说说闲话而已:“我是北京人,这能赖我吗?这是爹妈修来的福”,再后来干脆直接骂她们“滚回去,”,就象失业的美国人骂抢了他们饭碗的黑人和墨西哥人一样。到了骂人的地步,小马一脸严正地把她开除了,林百惠也不能过分干涉小马,因为规章制度里明确写着不能骂人。
        提起规章制度,林百惠就突然想起不能留宿外人这一条。二丽也走了,正好应该让小马把这条加上。小马接受了修订规章制度的任务,但他觉得“外人”这个词不好,容易让人联想成“外地人”,于是就写成:“不能留宿一切人,包括北京人和外地人。”林百惠也没纠正他,意思到了就行,这点儿自主权小马还是应该拥有的。再说了,这规章制度毕竟是写给服务员们看的,没准儿小马的措辞他们更能理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餐厅时好时坏,总是围绕着一个水平线上下浮动。不过在这个过程里,林百惠跟小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林百惠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拿出去复印,发给服务员人手一份。这是她过去在机关工作的习惯,她从没有对这习惯发出过疑问。小马却说根本没必要这样作,他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只在墙上贴一份,然后让大家去抄。他说服务员的脑子都是笨的,必须让她们抄一遍才记得住,而且你发给她们的复印件,她们根本不珍惜。林百惠起初还不信,后来在宿舍看到服务员们用复印的规章制度包瓜子皮,这才信了。从此她经常看到在光线不足的走廊里,服务员们拿着一个本子,抄墙上贴着的各种东西,有时是新制度,有时是通报。她们抬头看几个字,然后低头写几个字,有时还伸出手指去,用手指点着刚才抄到的地方,以免抄串了行。林百惠就想:这是何苦呢?但她不得不佩服小马。
        林百惠和小马经常颠倒关系,比如是小马对林百惠说:“钱要一分一分地省。”林百惠非常感谢小马的忠告,从此就向自己的习惯挑战,看看在哪些方面还能省出钱来。一旦有了省钱的愿望,就觉得花钱的事情铺天盖地而来。
        这天她正坐在办公室里反思,忽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街道办事处的,然后掏出工作证,收费许可证和一本发票,一一摆在桌上。
        林百惠问:“您有什么事?”
        那姓李的男子就说他是来收保洁费的。林百惠问多少钱,他说这得先丈量后计算。计算的原则是:林百惠这店的长度乘以门前马路的宽度,得出一个平方米数,林百惠得按一平方米一块钱的标准交保洁费。
        林百惠这才明白,他收的保洁费是针对门前的马路,她于是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扫马路的钱得由马路两侧的商家出。”老李就说:“我这儿有收费许可证和物价局的文件。”
        林百惠想:既有文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唯愿这个数目不太大。但是数目多大得取决丈量的结果。这个店的长度不用量了,林百惠心中有数,她不清楚的就是马路的宽度。她天天从这条街上走,从来也没想过目测一下它的宽度。林百惠这时心里直打鼓,不住地想:到底有多宽呢?
        林百惠和老李一起来到店外的马路上。老李拿出一盒圈尺,拉出金属片儿包着的卷尺的头儿,然后把金属片紧贴着马路牙子的根部,按在地面上。他作这一切时极有耐心,也不怕麻烦,这更给林百惠一种压力,觉得那个数据一旦产生,必是对自己不利。林百惠拿着尺盒,看看左右没车就过了马路,尺盒象春蚕吐丝一样,在林百惠身后叽哩古鲁地把尺子吐了出来,林百惠只觉得自己手中的尺盒越来越轻,心情却越来越沉重。终于到了马路的另一头,林百惠一看手中尺子标示出来的数:竟有14米。她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不相信似地看了看手中的标记。老李还蹲在马路那端,有涵养地耐心地等待着,一副让事实说话的样子。林百惠忽然想到:自己也应该蹲下,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他蹲着我站着,量出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这很不合理。于是她也蹲了下来。她把手按在地上,用手指甲掐着尺子,用尽全身力气把尺子向自己身边拽。可不论她怎么使劲,那尺子总是不肯服服贴贴地绷在路面上,就好象是路面不平一样。正在这时,一辆三轮从林百惠面前经过,把本来高出路面几厘米的尺子碾到了地上。林百惠抬头一看,是辆 扫马路的三轮,车后伸出铁钬的长柄。骑车的人对老李打着招呼:“李科长。”老李点头却不说话,气派很大的样子。
        三轮碾过以后,尺子又恢复了刚才的长度。林百惠看看手指甲掐住的地方,也不过就比刚才站着的时候少了二十厘米,并无本质影响。林百惠站起来,一边过马路,一边飞速计算着,计算的结果是一年得交四千块钱。等她走回到马路这端时,老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四千块钱,这对林百惠来说太多了。钱一多得让她心疼,她就开始琢磨这项收费合不合理。他们收起尺子,回到办公室,重新沏上茶水,开始新一轮谈判。
        老李满心以为林百惠得跟她讨价还价。他心里也有谱,知道这钱太多了,哪个店也不会乖乖地交上来,所以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林百惠一坐下来就说“这项收费不合理,我不能交。”老李就有点儿不耐烦,他心里有几个打折方案,比如他可以说:我只让你交靠近你这一侧的马路的保洁费,也就是说:把马路宽度除以2,这样就剩下了二千块钱。现在林百惠压根儿否认这项收费的合理性,那他的打折方案就无从谈起。因此他就说:“既然你早就知道不合理,刚才干嘛费那么大劲量马路?”
        林百惠一想:也是。她就解释说:刚才量马路无非是想知道到底收多少钱,钱要是少呢,不合理也就交了,钱要是多呢,不合理则不行。
        老李说:这不就对了,钱多少是可以商量的。
        林百惠没有经验,不知道老李的意思是可以讨价还价,再说四千这个基数太大了,就算打九折还得交四百呢,林百惠连四百都嫌多。所以她还得从根本上否定这项收费,于是说:“这钱我不能交,从来扫马路都是环卫局的事,什么时候变成街道办事处的事了?”老李就说:“你以为我们街道办事处想管这破事?还不是因为环卫局不管这一片。”林百惠就问:“环卫局为什么不管?我找他们去。”老李信口说:“是因为这是新开发的小区,开发商还差一笔钱没交,所以环卫局不管。”这下林百惠得了理:“原来是这样,那我告开发商去不就得了?您等吧,我把钱给您要回来。”老李这时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赶紧否认说:“我这也是道听途说,并不确切。”显然他也不愿意把责任说得太明确。
        于是林百惠总结道:“甭管确不确切,您已经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扫马路这事儿是强加在街道办事处的一项负担,您并不愿意扫,而且还赔钱,所以我替您去呼吁,您就等着吧。”
        老李的脑子一下被林百惠搞乱了,他就听清了“赔钱”这个词,于是紧紧抓住,说:“没错,我们就是赔钱,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年得花几十万呢。刚才碾过尺子的那辆车,你看到了吧,就是我们街道办事处雇的扫马路的人,光是付给他们的工资,提供他们吃住每年就得花去十几万。”
        本来这些话林百惠沉默地听着就是了,但偏偏她还要抖机灵,进一步说:“刚才那人我认识,他女儿就在我店里。”老李一愣,这话既可以理解成支持老李的论断,也可以理解成扫马路的成本她很清楚,根本花不了十几万。老李愣了片刻后显然作了后一种理解,镇定地说:“各项费用都有明确的帐目,区里每年都派人审计,再说还有其他的花费,你又不总管全局,当然不知道。”
        林百惠说反正这钱我不能交,不合理。老李从来都是讨价还价,关于合不合理的讨论不是他的擅长。他有点儿气恼,他很想说:合不合理的问题我压根儿就不跟你讨论,但他又隐约觉得这样说似乎不妥。大概老李在收钱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林百惠这么难缠的,这时他真地有点儿动气了,刚才端出的那副政府工作人员的劲头不见了,代之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早说呀,你干嘛还要费那么大劲量马路?”林百惠说:“量马路主要是为了知道要交多少钱,钱要是少的话,不合理也可以交。”老李斜着眼睛看了林百惠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说白了,还是因为您没挣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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