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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下的河流

发布: 2013-5-30 14:46 | 作者: 施玮



        五
        陈雪依回到了上海,她感到自己里面被冰层下的水流改变了,被那条在冰层下游动的小鱼改变了。那年她正好三十岁,生命对于她来说不再是单纯的等待,不再是被动地等待一次不知命运何时会送来的婚礼,而是去完成它,用整个一生去完成爱,完成爱的光芒与圣洁。上海灰蒙蒙的天和人,上海贫血的街道与房屋,都向她睁大了渴望的眼睛。弄堂里的争吵,报纸上的虚夸,无不向她呼喊着:真实与爱。
        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整个上海在她的下面,大张着灰白干枯的口。她象一只朝霞中飞出来的大鸟,或者就是朝阳的光芒,在城市的上空盘旋着,焦急地盘旋、呼喊。城里的人都低着头,无意义地匆匆来去,彼此冷漠而仇恨。她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独自躲在自己的蜗牛壳里偷偷疗伤,然后又终日地穿着盔甲彼此碰撞。她看见他们饮着“绝望”,啃着“仇恨”,灵魂却在心井里哇哇地哭喊着“爱”。她看见城里贴满了“爱”的广告,日日更新,有的被撕来用一用,有的就在风雨中破裂着口嘲笑自己。她呼喊,竭力地大声呼喊着,盼望他们能抬头看一看霞光,看一看宇宙之中永存的爱,但是没有人能听见她的声音。
        最后,她奋不顾身地扑下去,带着一身光耀的羽毛,带着燃烧的爱火,飞扑下去。渴望把这个城市烧出色彩,渴望把人心烧出热情,渴望把生命烧出爱情。当她飞冲下去的时候,四周的空气越来越寒冷,她美丽的羽毛一根根暗淡脱落,她庞大的朝霞般的火焰也一点点熄灭了。当她即将扑入一条幽黑阴冷的弄堂时,她只剩一点点火苗在心里喘息着,她痛苦地想到自己不可能点燃这个湿冷的世界,而只能成为陪葬。而她正要放弃时,却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爱是永不止息。”
        她在那声音的震动中醒来,轻轻的然而坚定的对自己说:爱是永不止息。
        从那个晚上起,陈雪依的生命目的不再是狭义的她与林迎辉的爱情,而是更广义的“爱”。而这“爱”的核心是那河流边的爱情还是冰河中的水流与小鱼呢?我不知道,我想她本人也未必清楚。但我相信那支神圣的结婚进行曲,那小教堂里十字架下爱的盟约,因她一生的向往而成了她一生的旋律。
        头二年还是她不断地设法打听着林迎辉的消息,听到一点并不确实的消息就翻山越岭地赶过去,但每一次都扑了个空。她曾在暴雨中无遮无盖地趟着水走,她曾在烈日的灼烤下行走于戈壁,她曾在茫茫雪原上足印孤单。每一次她都呼问着她的上帝:为什么你不让我去见一面?上帝都没有问答,只是让她想起那条鱼,那个梦。她总是象重新得力似地决心去把“小爱”变成“大爱”。然而下一次,一个不确实的消息又会把她引入从狂喜到绝望的奔波,而那在她外面也在她里面的神,也没有一次忍心不在她绝望的时候拥抱她。迷路山林时的溪流与小鱼,戈壁上的骆驼刺与小红花,还有雪原上的飞鸟与饮烟,无不是他的声音与臂膀。
        最让陈雪依难忘的是在一列西去的火车上,她的钱夹被偷了,查票时因无票而被那个女列车员大大地羞辱了一番。她不堪忍受,据理力争,一定要说清是小偷偷去了车票。最后她还是掏出缝在内衣里的钱补了罚票,他们却不让她补到她要去的地方,到一个小站就把她赶了下去,说是因为她污蔑劳动人民的道德觉悟。她坐在小站月台边的石条凳上,又冷又饿也没有足够的钱再买车票,心里生出对这个世界的忿恨来。这时她看见一个卖瓜子香烟的农村小女孩,被辱骂着从又小又破的候车室里赶出来。她正在气愤着,就走上去想帮她说几句,那女孩却一把拉了她就走,走远了才说:“有什么可说的,明天还要来卖东西呢。”
        那天晚上女孩带陈雪依回了家,她们家有一个总是不停咳嗽的老头,还有另外两个更小的女孩子和一个不会走路的小男孩,她们都叫他傻娃。当她问到他们父母时,才知道这四个孩子都是弃儿。老头一辈子娶了两个媳妇都早早死了,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心死了似地赖活着,直到在路边拣了个女婴。从此老头起早贪黑地干,除了在队里出工还跑到铁路边拣破烂,拉扯着这个拣来的女孩。后来别人拣到的也送了来,老头都收着,日子也就越来越艰辛了。
        第二天清晨,老头送陈雪依上火车,她一个劲地说一回上海就把钱寄回来。老头也不推辞,只说不用着急,那钱是慢慢存起来给孩子看病的。临上车时陈雪依问老头苦不苦,老头那榆木似的皱巴脸竟松了松,露出些笑意说:“有他们让我掂着呢,就不苦了。”
        新中国的运动越来越频繁,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地被关进监狱,她总是非常热情地去探望他们,渴望把更多的爱与笑容留在铁窗里面。不知道是否因着林迎辉,但其中一定有他的原因,陈雪依每晚都热烈地向上帝祷告着:给我机会,使用我,让我把爱更多地送给铁窗里的人。
        这样的机会就真的来了,但当她面对的时候却并不轻松。当时有一些海外的基督徒筹了一笔款子,想帮助正在受逼迫的人和家庭,款子已经汇到了香港,但大陆的基督徒竟没有人敢接受。因为都知道谁接受这笔款子,谁就有了“间谍”、“特务”,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个罪名就不仅仅是信仰问题了。
        陈雪依是在上海教会一个资深的长老家里知道这事的,那是一次秘密的聚会,在场的有七八个人。长老说完这事后,一片沉默,针落在地上都听的见。许久那个长老才嘟嘟嚷嚷地说:“孩子……老婆……教会工作……”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阵,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谁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这么吃力地说着,其余的人都在为他也为自己痛苦。终于他突然停了下来,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所有的人也都低着头,没有一个敢看另一个的。那一刻,陈雪依看见了遍地都在黑暗中的十字架,看见了十字架下沉默低垂的头。她想抬起头来,但又抬不起来。
        很久,很久,时间好象停在了那一刻。终于那个长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是惧怕!”他的脸上老泪纵横,“我可以是怯弱、没有勇气的那一个,但我不能是说谎的那一个,我向你们也向我的主坦白,我是惧怕。”没有一个人敢去看他,眼泪无声地流着,他们为自己哭泣,为那伟大的信仰竟然住在如此软弱的肉体中哭泣。那一刻,上帝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哭并且爱着他们。
        人一个个默然地离开了那间屋子。陈雪依清楚地感受着上帝的同在,也感受着他的心情,她相信这些垂着头的人必成为明天的勇士,她也相信自己必成为明天的勇士。然而今天呢?她无法站起身来随人们走开,一双眼睛在灵魂的深处盯牢了她,今天是她的日子。
        她象那条小鱼般,在冰封的河面下选择了游动,谈不上伟大,也谈不上甘心牺牲自己,只是为了保持生命。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活出生命。
        接下来的日子忙碌而热烈,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实在、平安与喜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全无惧怕,并充满了勇气与活力。每时每刻她都在感谢造物主,感谢他所赐的活着的生命。
        钱从各种渠道不断地到她手中,名单和地址也由不同的人递给了她,但奇怪的就是没有林迎辉的消息。写作己彻底停了下来,她每天都在买食物、寄包裹,寄包裹、买食物。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邮局不准向城市以外的地方寄食物。政府说,食物从农村运来,不允许又寄往农村,徒然往返运输,尤其禁止寄往劳改单位。邮局对包裹的检查非常严格,陈雪依每次去邮局都要带两个包,一样颜色,一样形状,一样份量。先把一个未装食品的包裹给邮局检查,待检查完后,又借着缝包皮布趁人多调包,把食物寄出去。为了怕人发现,她每天都要跑几个不同的邮局,最后全上海以及郊区的大小邮局都被她跑遍了。
        每次这样冒着风险寄出食品后,她心里都是又宽慰又有些难过,因为她觉得自己毕竟是做了欺瞒的事。但她想着那一双双拆开包裹的手,想着那欣喜的眼睛,她还是天天为这事奔跑着。但同时她也平静地等待着被发现后将临到的惩罚,她不打算逃避也不想以谎言来否认自己所做的。许多人仅仅因为寄东西,而以“同情反革命分子”的罪被抓了。可危险总是与陈雪依擦肩而过,她的工作竟不可思义地持续了八个年头。
        陈雪依不知道给多少人寄过包裹,也没有去数算寄了多少个包裹。包裹里,她总是认认真真地写上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署名总是:“爱你的”。于是一年又一年,监狱中许多人知道这么一种包裹,他们悄悄地称它为“恒久忍耐包”。这包裹不知帮助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囚牢中坚守着信仰,坚守着对“爱”的盼望。其中一个就是王存恩。
        王存恩原名叫王存志,大学里的哲学老师,运动初期对一片红的马列主义教育提了些看法,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接触了几个基督徒,觉得他们人真是不错,只是为了迷信坐监实在愚极。但不管怎么说,基督徒犯人都比刑事犯更让犯人们和看守们喜欢,因为他们不惹事生非。王存志也喜欢他们,他们那祥和、善良的目光使监禁的日子柔和了许多。特别是他得了肝炎以后,他便渴望着他们省下来给他的一点食物,渴望着晚上耳边悄悄的祷告声。食物越来越紧张,劳改农场的强劳动却一点没有减轻,许多壮劳力都在他之前死了。
        王志存和一些病弱者被安排去埋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包地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被运走,发还给他们的家属。一次,王存志被派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包裹运上小木船。那些包裹一个个在他手中都很轻,非常的轻,好象没有什么,但它们却代表着某个活过的人的全部。那天晚上他想到了不久将面对的死亡。下午的时候,医务室的张狱医看见他,让他给干点私活,他因实在是全身无力就没有答应。他走开后听到他在背后小声地说:“早死晚死都过不了这一冬,还惜什么力。”他没有回头,也不怨张医生,他说的是真话。晚上他想着他的话,想着自己小包里能剩下些什么,想着山里的老父母收到这包裹的情景,想着自己年少得志时的抱负,他由衷地开始惧怕死亡,惧怕生命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消失。
        那天晚上他呼求着那个据说可以赐生命的爱发怜悯的上帝,他并没有指望他真的愿意救自己,因为他不是在为他坐监,也从没为他做过什么,只是他需要一个上帝让他把恐惧倒在他面前。但上帝的手却意外地临到了他,他的肝炎不治而逾了,他逃过了死亡,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甚至超过得病以前。他的激动和震惊是不可言说的,他决定要向农场提出改名字,把王存志改成王存恩。大家都劝他不要轻举妄动,毕竟他就快熬出去了。连那几个常为他祷告,并为他身上发生的神迹激动得痛哭的基督徒也劝他,等出狱了再改名字。但他那时充满了信心和对上帝的感恩,一时一刻也不能等待,他坚决地说要为主作见证,他笑他们太软弱了。
        于是他的名字改为了王存恩。这是他第二次改名字,当年从家乡山沟沟里出来时,他把自己的名字王存福改作了王存志,今天又改为王存恩,他心中决心要保留这个名字直到把上帝给予的生命再交给上帝。这次改名在监狱的领导层里起了大风波,那些与他有接触的基督徒都加了刑,他自己也没能跨出劳改农场的大门,反而进了监狱。他被视为恶劣抵抗改造的典型加判了八年。
        服刑的第一年他就后悔了,他哭着对上帝说他可以为他死,为他坐监,但他实在无法忍受饥饿。饥饿对于健壮身体的折磨甚至比对病弱的还要难以忍受,他后悔自己当时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饥饿使他觉得一个名字实在不过是标志,何况在监狱里人人都使用代号,没有人在乎他是王存志或王存恩。终于有一天他去求监狱长为他向上面说情,说是愿意把名字改回王存志。一向对他挺和气的监狱长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鄙夷地点了点头。那天晚上他在上帝面前哭泣,甚至觉得他不该在劳改农场救他,他宁愿对上帝无知无识不愿死于今天的背弃,他宁愿死于肉体不愿如今死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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