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然而，齐雷在表演冰葬的时候似乎用力过度，体力不支，被送往医院。他的姐姐呼吁那些前往探视的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不要再去打搅他的安宁。正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假死的齐雷开始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1987年，在一部影响广泛的电影《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里，导演黄建中也借着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死的见义勇为者的鬼魂对阳间的回访，对生者的灵魂进行了拷问。这部片子的后半部也不脱这个窠臼。
原来，齐雷的“死”是他和一些人的安排，在他假死之后，齐雷遵从导师得建议躲在了乡间，在暗处观察旁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角色由此得到了置换。他看到他的“死”并没有瓦解任何的体制或者打破任何的规律，社会舆论在最初的喧嚣与骚动后很快恢复了宁静，这比他预想的要早得多也容易得多。他感到了幻灭，并产生了重新返回“人间”的愿望。他不遵导师之命，继续守候，而是独自乘着夜色跑回都市探望。听到姐姐在电话那头的深情呼唤，看到女友邵云痛苦的思念与自责，让他感动，但这和他原来所享受的并无差别，也无法让他作出决定要回到社会。
而让他终于作出不返回过去、而要真正去死的动因的是他的导师。这是一个影片起始就出现的中年男人。叙述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可能唯一知道这个事情真相的是老林”，因为“齐雷在做出自杀决定前找过他。”虽然他在面对邵云时候的指责时说自己 “从不干预”“我只是观众”“只有他自己知道”，但其实他对齐雷的“自杀艺术”的想法表面不置可否、实则不断勾起后者的实践欲望；而且他采取了两个步骤来引导齐雷步入最后的绝境：齐雷女友带齐雷去见一个算命老先生，而这位故弄玄虚、要他“虽死犹生”的老先生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这最终坚定了齐雷完成夏日冰葬的决心；而找齐雷姐姐谈话，要后者配合这个“行为艺术”的也是他（最后并表示“感谢你的理解”。表明都是他所策划）。但当齐雷问他“死”后人们的反应，他只是淡然地说“说什么都有，这以后我再跟你慢慢说”。这表明他策划的让齐雷观察自己死后社会的反响只是个借口，因为“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当齐雷表示自己“有一种永别感，心里发毛”，开始打退堂鼓时，他劝阻道“但这代价让你有机会看似乎这世界什么样。”齐雷终于忍不住表明“老林，我想回去看看。”他立刻否决：“开玩笑！绝对不行！就像实验数据，再忍忍吧。” 齐雷无法不对他产生疑问，随后在这个避世的乡间齐雷见到了那个算命的老人，并问他：“你和老林熟吗？”他回答：“我和他爹熟。”齐雷问道“你为什么要装算命呢？”后者没有回答。这表明齐雷已经开始对导师产生怀疑。当他当机立断，回到都市，终于发现了真相：透过玻璃，他看到导师正对邵云动手动脚，被后者扇了一个巴掌。看清了导师的真面目，这是把齐雷击垮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影片自始自终通过邵云的话来暗示这一点。她早就斥责他：“齐雷就是受了你的狗屁死亡理论的影响；”“我离开你跟他好，就是因为他比你干净。”）“自杀”前，齐雷单独去找过算命先生，发现人去楼空也证明了导师的谋算（显然，看到他已经离开，导师认为自己的布置也结束了）。导师的伪善与老谋深算，让齐雷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注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疏离感最终使得他放弃了再次导入生命，而选择意志最后的消亡。
影片和这个时期的其它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不同在于，它终于出现了一个“父亲”或者“导师”的角色，并对青年一代施加影响。 但这却是个令齐雷最终绝望的道貌岸然之徒。这个伪艺术家利用“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尚幌子完成了一个心卑鄙男人的报复。他最大程度地孤立了齐雷，利用了齐雷的单纯与信任（如果把语音和他极为相似的影片画外音叙述者当作是他，那么不妨把齐雷的一连串遭遇看作是他完成的作为观念的行为艺术：卑鄙者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安然地或者并达到目的。这让我们想起了北岛在稍早几年流行大江南北的《回答》的首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个青年艺术家之死”与其说是出于对人们冷漠的绝望（他早已明白），对完成艺术的愿望（他初次之死就已经完成），不如说出于对精神信仰彻底丧失之下的完全崩溃（齐雷与其说是在探寻死亡的感觉，不如说是在追问生存的意义。当我们听到他说“如果死后还能像现在这样，能看见周围一切，能有思维，还能交谈，还能闻到空气的腥味，我想这就是人们所希望所期望所盼望的永生吧”，我们意识到他其实在追求“永生”。显然，官方对“为人民献身”才能“永垂不朽”，或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才能“永生”的意识形态，对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影响，这显示了信仰失去后的茫然）。从自我毁灭到被毁灭的转变之间，理想与现实同时对他宣判了死刑。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一个直对着一棵树的远景，出现了画外音：“三个月后，人们在这颗树下找到了齐雷的尸体。他用刀割了自己的动脉。献血染红了树边的泥土。据法医鉴定，他自杀的那天，正好是那年的立秋，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仍然死于六月二十日那一天，死于冰葬。”齐雷还是死了。他死在一个阳光灿烂、诗意黯然的日子里。镜头最终定格成一幅画。在生前与老林的谈话中，他就透露出要将版画艺术与行为艺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结合创造，于是他选择自杀，选择融入大自然的风景中。以此看来，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信仰，他成功了吗？
价值观荒芜下的抽象之“真”
无论是齐雷还是那些“媚雅”的“艺术家”都认为自己通过展现自己所理解的艺术，来呈现某种真理。艺术和真理一直被认为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不妨简单比较一下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艺术真理观。前者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认为：“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 但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个定义虽有道理，但是却是从形而上的也就是非历史的角度上理解艺术、追问什么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因而是偏颇的。这种错误源于黑格尔的“艺术的纯粹精神性存在的幻想”。阿多诺认为“艺术概念只存在于要素星丛的历史变化之中，它拒绝定义。” 艺术具有自律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它“既是自律的，也是社会事实（fait social），这种双重特征在艺术的自律性层面上不断地被再生产来出”。 这就意味艺术必然是历史的，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艺术本质：“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瞬间，每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过程之中的一个停顿，或短暂的逗留”。也就是说，随着与艺术相对并发生互动的社会的发展变化，艺术自身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艺术表达的是社会与时代的“真理性内容”。 那么，影片中这些“艺术家”的“行为艺术”是否表达了这种“真理性内容”呢？
齐雷对老林诉说，自己要寻找的是“那种力量，那种绝对的安全感”，所以进行死亡体验的想法让他“每天都生活得都特别紧张，高度兴奋，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疲劳”，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如何而生？从影片中我们似乎无法找到更多信息。他的这种想法甚至使得他的同事都无法理解，认为他有病，和他的姐姐以及邵云策划把他带到精神病院进行检查。可惜他的这个朋友话太多，被医生当作了要来做检查的齐雷，抓了进去。不管他怎么解释，都无法改变医生对他的认识和态度。“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差别并非那么明显，这使得齐雷和他的女友相顾失笑。
我们看到，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这表明随着中国其时都市化的加深，感受到大城市异化压力而精神受创的人越来越多（影片以齐雷类似本雅明的在都市闲逛、出现的高楼大厦、以及他避居乡间来展现这一点）。有趣的是，陪他去的这位从事艺术的同事跟他说“精神心理世界的卫生，比中国扫大街的卫生运动重要得多。在我们国家里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精神心理上都有些毛病。”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其时流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里的“清除精神污染”话语。反讽的是，他们所进行的食洋不化的“行为艺术”正是属于此类（因此，影片中表现他们进行的活动被公安机关以“流氓妨碍社会治安”为名受到取缔）。
作为医生的齐雷的姐姐曾经和另外一个医生谈论他们。这位医生诊断说“现在年轻人与我们那时太不一样。年轻、没社会阅历，他们苦闷缺乏物质生活根源，这更可怕。”“太顺利了，没压力，更觉得苦闷。”虽然他们未必都这么“顺利”（“顺利”当然是相对此前时代的升学难、工作难而言），也有各种“压力”和“苦闷”，但“没社会阅历，他们的苦闷缺乏物质生活根源”却点到了问题实质，虽然影片除了以齐雷的艺术理想受到利用外，无法更多表现出这一点。
齐雷的死如上所述，来自信仰的丧失。由于时代环境下原来作为人们世界观和道德观支撑的共产主义信仰被悬置，人们只能在更具体的物体和目标上寻找和寄托。在这里，我们看到齐雷有烦恼和灵感的时候都是找到导师倾诉。但最终看清这个自私的导师的真面目使他的精神世界彻底摧毁，让他感到人世的“极度寒冷”。
然而，虽然看见了社会的冷酷，人们的轻生；但他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来揭示冷酷的根源，而是通过它（以及死后的访问）抽象地“证实”人们的冷酷。这是一种自我确证的循环：他无法剖析、更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而只是以自己的死，加深了社会病症。由于影片无法深入到时代和社会的病灶中探索原因，而只能诉诸诸如“个人内心的孤独感”，“归宿感的缺乏”，“安全感的丧失”等等与西方现代艺术家相似的病征的话语来呈现现实，影片里充满了绝望，以致评论者说《极度寒冷》代表着对艺术的绝望。
换言之，由于无法找到这个特定社会的病因（后社会主义社会里去政治化时代下信仰的缺失）所在，影片以对“艺术之真”的不懈追求来为齐雷的病因作出解释：评论者由此认为“尽管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次又一次点燃齐雷对于生活的热忱，但是出于对艺术的忠诚，他依然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一条单行道”。 （因此我们看到齐雷的同事对他说“你太紧张，也太执着了，什么事何必这么认真呢？”）
但其实，齐雷的死是自身遵循的逻辑（“真诚性”“本真性”）的必然。当他流露出不想再继续进行冰葬表演的念头（或故意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时，女友却说，“没说不让你作冰葬，而是不要老想着死啊死啊。”也就是说，女友期待他完成这个“艺术作品”（以致我们不知道他的同事对他说的“大家都在传你不做冰葬了”是出自前者还是后者之口以作为对他的刺激；这和老林的谋算一样促成了他的决心），但却期待不以“真”的方式进行。这本身是个“身心分离”的异化形式。因此为了最终完成这个作为观念的“行为艺术”，齐雷的死是必须的，而且他确实在装死的那一刻已经死去。人们对他最后的真死的淡漠实际是必然的、必须的、也符合他的预先设想。这正是这个“艺术”的悖论。这表明这个“求真”艺术本身的非有效性，对社会诊断的“非本真性”。这种价值观荒芜下寻求的抽象之“真”无法对时代和社会的“真理性内容”作出呈现。
结语
这些艺术家没有寻找到他们苦闷的缘由，这也意味着导演没有意识到这种表现是不完全的。虽然他偶尔以一种忠诚于现实的方式触及到了问题所在：齐雷说“这次我觉得全身都是空了”，他空的是对世间万物的热情；而他的一段自我剖白也有同样启迪之处：“人有的时候心里会发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要离开他们，你不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也影响不了你。这是人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有一种永别感。” 这种互相“不受影响”的状态是去政治化的个体化、原子化个人时代的常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这种以反常规的方式搅动已经失去信仰的世俗社会，只是报以短暂的惊奇，而只能忙于现实中的异化生活（影片以广播里的彩票中奖新闻、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行径的报道，以及北京城夜景繁华的高楼、匆忙的交通，来表征现实中物质主义的物欲横流）。因此，齐雷的他的姐夫自始自终只对他的死亡能否给他留给亲人的遗产——几幅画作是否能增值感兴趣，也无可厚非：艺术家并没有揭示时代的病症，他们自身的行为和观念是社会病症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