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筐访谈录：寻求一条灵魂的“救赎之路”
发布: 2009-12-10 22:40 | 作者: 霍俊明
■霍俊明：在近期去海南的时候，江非谈到近来的诗歌写作带有越来越多“回忆”的状态，并且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秋天”景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近期的诗歌写作中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秋天”意象和背景。我想这不是简单的你这些诗歌写作时候的一种时间背景或传统的“悲秋”的意绪，而更可能是一种诗歌写作的状态，即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已经带有了或显或隐的“中年状态”，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诗歌写作的带有过渡性质的状态？江非认为这种诗歌写作的“中年状态”是具有双重性的，既会使得诗歌写作精神更为丰富、迟缓和深入，也会丧失青春期诗歌写作的激情与冲动。
■邰 筐：按我老家的话说，“70后”一代，也都老大不小了。最大的近四十岁了，最小的也已到而立之年。那张青春的皮早该褪去了。诗人们无论写作的技艺还是日常经验的处理都日渐趋于成熟。相反地，内心的激情远比体内的钙质流失得快。这是个悖论。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场“变脸”和“摆脱”。看过川剧变脸的人都知道，那一瞬间的变化简直太神奇了，你永远不知道它下面会出现一张什么样的脸。今天的社会，城市化进程如此之迅速，社会进入了一个无限制的复制时代，不断重复，不断复制。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街道、名字、生活、情感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当下的诗歌创作也有这种毛病。我们每个人也都面临着一场变脸。我们的问题是生活经验的重新体验。摆脱他人的生活经验和他人的写作经验。别人的再好总归是人家的。对你来说，有时恰恰是一种灾难。最优秀的的诗歌总是独特的，这样的作者很高明，他们知道在自己的作品里打下属于自己的烙印。不过我个人一直不太相信天才的说法，谁都会有某种天分，只是有时没被自己或别人发现罢了。天才独来独往，天才天马行空，哪里有我等俗人这样的忍耐力啊，要么早死了，要么早改行了。有勇气活下来的人都是笨蛋。慢慢地写着，写着写着技艺就会越来越娴熟，写着写着有一天就突然开窍了。慢慢地熬着，只要你不死，熬着熬着也许你就熬成了“大师”。哈哈——
■霍俊明：近几年，你凭借对城市文明的全息性审视和对“城市纪事”话语方式持续专一的强势据守，体现出与其他同时代诗人迥然不同的诗歌质地，你以新的纪实性元素、诗歌题材集纳的体系性等鲜明特点，构筑了独属于自己的一套诗歌话语策略，呈现了当下诗歌的一种重要类型，引领了一个新的诗歌走向。由此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为活跃和倍受瞩目的青年诗人之一。在你看来，诗歌有界定的标准吗？如果有，你认为一首诗好坏的标准是啥？
■邰 筐：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因为衡量一首诗好坏的标准不是写在教科书上，而是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它受每个人的学养、见识、日常经验以及对艺术的认知力的限制，标准也是不同的。我个人以为：好诗像桃子，它的外在形式应是现代的丰富的新鲜的富有质感的；好诗像核桃，剥开坚硬的壳之后，就会露出思想的核；好诗像锥子，会毫不手软的扎进时代的腐肉里；好诗像锤子，要具有刀削斧凿的力度；好诗像沼气，它是化腐朽为神奇后的云蒸霞蔚；好诗是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心灵的锈锁，会让你找到与整个世界对话的通道。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在静静的深夜里读到某首好诗的时候，仿佛突然听到了某个人的心跳和喘息声。我相信，一首好诗本身就是有生命的。
如果说写诗也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的话，它还要具备一些必要的因素。一首诗仅仅语言优美是不够的，还要会造境；一首诗仅仅有好的意境是不够的，还要做到言之有物；一首诗仅仅言之有物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高度；一首诗仅仅有精神高度是不够的，还要有让人扼腕一叹的灵犀。一个诗人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还要有情趣；一个诗人仅仅有情趣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一个诗人仅仅有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境界；一个诗人仅仅有境界是不够的，还要有胸怀。所以古人说“文如其人”。但活出个真我多么不易啊，尤其在这个虚伪欺诈的社会。好多人写了一辈子诗，本质上却是个俗不可耐的奸商。人类诗意的栖居是多么难呐。精于算计设计，人生就如一个局一个套，对面相居不相识，窥视的猫眼，盯梢的摄像探头，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呢？面容上堆积着虚假的笑容，眼里却是无边的冷漠。每个人心上都好像生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心里的冷啊才是一种彻骨的寒。写不写诗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你心里有爱。我们渴望真理，等待你的却极有可能是一个谬误。我们生下来走的就是一条寻找的路，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你要找的人，迷途中你举起诗歌的灯盏，照亮的不过是自己的灵魂。
■霍俊明：我想和你谈论交流一下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就是关于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抒情性的问题。我曾在《暧昧的强夺：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一文中强调是到了重新认识和反思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个性化问题的时候了，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并不在多数。在1989年以来的近20年的诗歌写作中，叙事性（戏剧化、日常化）成了诗歌写作的显学和美学圭臬，相反诗歌的抒情本质却一再被忽略和搁置，甚至是被认为一种“小儿科”的低级游戏。实际上，这在我看来是同时误解了诗歌的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关系。对你的诗歌评价也是如此，有人认为你的诗歌写作中有大量的叙事性元素，而我认为这种叙事性实际上是中国转型期和城市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一种诗歌抒情方式的特殊呈现。不知道你如何认识和评价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问题，说一下你诗歌写作中对叙事和抒情的认识以及你是如何完成具体的操作的？
■邰 筐：从朦胧诗以来，这一直就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缺少节制的问题，是“泛抒情”的问题，也是“泛叙事”的问题。“泛抒情”泛到煽情、滥情，“泛叙事”泛到平庸、琐碎，毫无诗性。
我的抒情中包含叙事元素，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抒情，但拒绝煽情。我的抒情受以下六个元素的约束：
一、让高贵的诗歌精神重新在常态生活中焕发出光芒。
二、真实、客观、朴素、准确、冷静地记录、剖析和反思生活，让记录历史的笔带着回忆的气息发出当下的声音。
三、要完成从“生活的真实”向“心灵的真实”过渡。
四、要让语言从你手中发生化学作用,而不是物理作用。
五、必须提高对现实的提纯能力,任何不着边际的胡云都是缺乏自信力的表现。
六、要通过文字最终找到你的另一个故乡。
因为我把“现实感”和“真实性”放在了第一位。我的这种取舍决定了我诗歌的言说方式。我把这种带有浓厚“叙述”成分的抒情方式定义为一种“冷抒情”。我用这种方式准确记录了城市角角落落的细微变化，其实也就写活了中国转型期的城市，写活了这个时代。我写作的最大意义不仅仅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曲挽歌，而是从没放弃对理想家园的追寻。
所谓“现实感”和“真实性”，在现实中，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很多人说，真实是艺术的灵魂，但是谁能说出真实的标准是什么？它如何定义？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肯定地说，真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控制它。有时两者是颠倒的。看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倒，我们的情感会做出判断，马上同情弱者。但是它的真相你没有看到，被打的人是小偷。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真相，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很多事情，经过作者的笔端之后，已经被作者所过滤，失掉了与原来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原有的真实。很多时候，生活是没有绝对真实可言的，我们仅仅是借助既定的经验和回忆来试图接近生活的真相。一个写作者应该拥有它自己的真实的标准，或者说，他个人创作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一个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真实的内心。从一个侧面说，这是生活和内心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发现生活中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
更大的一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应该面对怎样的现实。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面对写作的时候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只有具备了怀疑的态度，你才会重新反思你所经过的历史，重新判断你所面临的一切。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千头万绪，一团乱麻。只有在现实社会中学会做一个旁观者或者做一个具有旁观头脑的参与者，才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陷得太深。要以旁观者的思考做参与者的写作。要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去重新审视你生活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在企图还原生活的真实时，一定要保持心灵的真实。一个优秀的诗人心中其实都应该装着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养他的村庄，一个是他灵魂的远方。
■ 霍俊明：再次感谢我们这次关于诗歌的对话。
邰 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