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确实，生存场景的变更、题材和经验的转换都最为直接的涉及到诗歌语言的特征和转换。你所提及的做一个时代的夜莺，几十年来已经很少有人有这种想法了。但我想争做时代的夜莺恰恰最为有力的呈现了你的先锋精神，既然我们不能回避那就让我们迎头赶上。在新世纪以来，诗人的社会但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诗人要不要担当？如何担当？你对“时代性”如何理解？你认为诗歌和时代应该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邰 筐： 我认为所谓“担当”，应该是大担当，不是小担当。不是当御用文人，不是对时代的投怀送抱。而是对这个世界要有一颗宽容、隐忍和慈爱之心。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颗心，你对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观照也就有了心灵的温度，从而达成了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好的诗人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良心，黑夜里的灯盏，疾病里的药丸，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无情批判。诗歌只和情感有关。我们用诗歌的形式记下了我们的所思所想，也就记下了这个时代。现在的节奏太快了，快得近乎疯狂。慢才是诗意的。
■霍俊明：加速度的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慢”的写作，而对时代的担当不是受制于时代伦理的强暴，诗人对社会的担当最终还是体现在一首诗歌的写作上。而在时下的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的热潮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出现了可怕的道德化、功用化和唯题材说的时代弊病。作为70后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你如何认识这一代人的生存境遇与诗歌写作之间存在着怎样复杂的关系，或者说这一代的诗歌写作有何优势和缺陷？很多人都曾经一次次误读70后一代人，刘小枫认为70后是“游戏的一代”，林贤治更是认为70后是中国“跨掉的一代”，甚至还指认70后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写作，你怎么看待这些人对70后的评价？令人极其悲哀的是时至目前的诗歌批评界一谈到70后诗歌仍然是谈论“下半身”写作，甚至是抱有相当的道德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们没有看到沈浩波等诗人在近些年来诗歌写作的变化，更没有看到中国70后这一代人诗歌写作的成就和价值。而诗歌界对70后的误读和偏见的原因是否与70后一代人以及其他的诗人尤其是诗歌批评者所做的相关的推动工作不足有着关联呢？还是有着其他的复杂的原因，比如批评家的原因，或者70后诗人的原因等等。
■邰 筐：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说说我的生活经历。像天下所有好高骛远的少年一样，从14岁读初中那会开始，我就悄悄做起了文学梦，英语课上偷偷读普希金，数学课上秘密研究巴尔扎克，和同学邱剑锋、张雁飞、张雁德一起办文学社，出手抄报，周末去苎麻脱胶厂找“北国风诗社”的杜振彬和王清涛指教，利用假期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到七八十里之外的临沂城去听小说家刘玉堂的文学讲座——可想而知，转移了兴趣之后的我学习开始一落千丈，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父母从我身上经历了从引以为傲到气急败坏到彻底绝望的过程。我在家是老大，父母很期望我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到现在每每提起此事，我都感到深深的羞愧和自责。好在弟弟妹妹都比我争气得多，各有特长和手艺，现在都活得很踏实。而我十年磨一剑却磨成了一块浑身是刺的铁锉。跳不成龙门，拔不出泥窝，从十八岁开始就在社会上晃荡。先后干过建筑工、装饰工、阶段性的推销员、摆地摊的小贩、乡镇专职报道员、不在编的合同警察、文字秘书、小报编辑、民办学校的老师、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个体茶叶店的经营者——不下二十种，平均一年换一样。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乡村生活。我学着城里人一样享用着城里的暖气、空调、面包、自来水，心却好像一刻也没在这儿呆过。我在柏油路上蹭来蹭去，却始终没有蹭掉身上的高粱花子。我和其他的新兴市民一样天天洗澡，却始终没有洗去一身的土腥味。我的乡村出身和既往的乡村经验，使我对城市的繁华喧嚣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和不适感。但我可能从一开始就缺乏直面贫困和承受苦难的勇气。其实我已经回不去了，能回也不想回去了。我像条癞皮狗一样在城市里混着，却始终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我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甚至越来越怀疑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快四十岁了终于明白，人活着就注定是一场失败，不是败给那曾经豪情万丈的理想，而是败给那无休无止的缓慢的时光。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描述出这些场景，实在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头多多少少包含着一代人的共性。作为“70后”一代，我们就像崖缝中生长的树苗，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外力强行扭曲成了现实中一副庸俗的模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城乡的巨大差异向全球一体化的过渡，时代的彻底物化，金钱的毁灭性诱惑，理想的迷失，精神的虚无，生存的危机和人性的尴尬——我们还没准备好，这一切就把我们彻底淹没了，我们的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
如果说70后这一代人的生存境遇与诗歌写作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只能说我们这一代在生活里陷得太深了。也许我们从来就不缺少直接来自生活的经验。我们小心地算计着人生的得与失，实际的，势力的，实用的，庸俗的。纯物质的社会重新把我们变回了一只只猴子，比猴子还精。我们在诗歌写作上，从朦胧诗和第三代那里获取了最为直接的经验和教训，该避的都避开了，少走了不少弯路。可以说是把诗歌写的最明白的一个时期，唬人的东西少了。大家都明白了，诗歌发展到今天，谁再死揪着什么知识分子、口语、泛口语不放，再拿着什么下半身、垃圾派、打工诗歌说事，那他肯定被怀疑缺心眼。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集体的向低向下，造就了一大批庸常的琐碎的无聊的诗歌产品。不免让许多看家看得着急上火，恨铁不成钢。但任何武断的话都显得为时尚早。这两年70后写作集体进入一个平滑期，吹牛皮说狠话狂言诈语的少了。大家似乎都在默默地积攒着力量。我个人以为，70后除了古典文学底子的贫乏，好像也缺少对中国新诗从1914年到2009年的梳理，缺少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的理性认识。也许70后中谁的诗歌率先出现了现在普遍缺少的那种“理想之光”，率先把准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搞好了人性批判，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霍俊明：在你的诗歌写作中，城市、乡村和个体一直是你诗歌写作的核心元素，尤其是你关于城市的抒写已经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风格并且得到了诗歌界的普遍认可甚至赞誉。而我已经认识到，实际上，目前中国诗歌界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写作，甚至涵括“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是出现了危机，我想你已经认识到了。目前无论是关于城市的批判、乡村的认同，还是“底层”和“打工”的时代“乡愁”都带有了强烈的道德化倾向和题材优势，甚至在广东诗歌界以及全国形成了一种流行的“主流”写作，甚至什么“新农村”成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一种强势性表征。我曾一度非常喜欢“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但是，读她近期的诗歌和散文，我越来越觉得她是被诗人、读者、批评家甚至体制所认同甚至“宠爱”的诗人，实际上郑小琼的诗歌写作成了一种“体制”的样板。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邰 筐：这几年，诗歌的发展真是一派繁荣、庞杂和无序。官刊、民刊、网络到处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写了几天也自封一个著名诗人，临屏写作者鼠标轻轻一点，一秒钟后“大作”就会天下人皆知。写作者的黑暗期在缩短，写作的神圣感在丧失，编辑的标准在降低，甚至连最基本的底线都快没有了。2008年下半年，我受诗刊社林莽老师委托，承担了漓江版2008中国年度诗歌的最初的挑选和初审工作。第一次如此之完整地通读和学习了同行们的年度诗作。愈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问题。翻开一些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也难见几首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心为之一振的好诗。多数民刊则成为哥们、圈子、帮派的集散地和炫技的大本营，离他们自诩的民主自由之风也相去甚远，相比官方刊物也没见有什么高明之处。有的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网络上的好诗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泄愤露丑式的文字垃圾。久而久之，诗坛到处充斥着浮泛跟风和煽情流俗之作。“乡村”成了诗歌投机者的乐园，“打工”成了一块不尴不尬的招牌，在这两个阵营之后，仍然跟随着为数不少的一帮子从众。还有什么什么体的恶搞，更有几个以丑为美的“精英”以娱乐至死的精神跳到了风头浪尖，大大败坏了大众的诗歌胃口，让外围许多不太明白的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诗人都那样。
你既然说起郑小琼的诗歌，那我也说两句。我至今没见过小琼，但却看过她不少诗歌和散文，她一直是我喜欢和关注的对象。这几年，她的受关注度确实够高的，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据我所知，小琼天生是一个内向低调不爱热闹的人，在种种名利面前，80后的她至少保持着目前这种清醒就已经难能可贵。至于被诗人、读者、批评家甚至体制的认同、追捧，也许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和小琼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她可能会越写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