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确实，空间加速度的城市景观成为包括你在内的70后一代人的最为直接、最为显豁也最为复杂的生存真实。我想提及的是十年前，在山东临沂的时候，你和江非、轩辕轼轲曾经提出“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我认为这道出了诗歌写作的本质——个性化。而之所以目下的很多评论家对70后诗歌往往有难以置喙之感，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70后诗歌写作空前的难度、复杂性和难以消弭的个性化特征。请你简单总结一下你、江非和轩辕轼轲你们三个人的诗歌的“个性化”道路的特征或差异性。
■邰 筐：我和江非、轩辕轼轲哥仨是1999年夏天正式认识的。到今天正好十年整。我记得仨人第一次的“历史性会面”是在临沂城洗砚池街与沂蒙路交汇路口的一家水饺店里。在这之前，我和轩辕轼轲先是看到了江非自印的一本诗歌小册子，写得先锋而纯粹。我俩突然发现临沂还有这么个优秀的诗人，很是兴奋，就费了不少周折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从此开始了我们十年的诗歌交流，并结下了远远超出诗歌的一生的深厚友谊。那时候，江非刚刚从浙江舟山某海军舰队退役回乡，暂时在河东区报当编辑。轩辕轼轲在某批发市场的工商所工作，我则在交警队当秘书。每到周末，要么江非赶到临沂城，要么我和轩辕轼轲骑着辆破摩托穿过沂河大桥去河东。弟兄仨一盘花生米能聊一宿。常常因为一个观点的不同吵吵起来，有几次还差点掀了桌子。等到第二次见面又好得像仨人一个头。说句实话，仨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已经各自写了十几年了，多多少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开始泄气。加之临沂多年以来极为恶劣的文学环境，我和轩辕轼轲差不多就要洗手不干了。江非的到来，就像一股清流，让我们沉寂已久的内心又起了波澜。又是某个周末，我们三人正式结成了三人写作团体，江非当时随手在纸片上记下了代表仨人共同意愿的一句话：“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事实证明，这一态度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们文学交往的最基本的原则。生活中我们是好朋友，写作上却是相对清醒和警惕的。我个人以为，从写作的精神指向上来说，江非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舍弃城市完成‘灵魂的返乡’的路子”。他的诗歌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汉语的精髓和西方的现代诗经验相糅合，并且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创作体系。他语言的多样性、探索性和写作内容的包容性、复杂性使他一直保持着新锐的状态。他好像拥有一个语言的魔方，他写作的手法和路数变化之快，让评论家都一时很难界定他的风格。一个乡村自然主义的改良者？一个常规语言规则的叛逆者？还是一个精神深度语境的迷恋者？他前瞻的姿态使他一直走在70后一代的最前列。轩辕轼轲则像一个城市的梦游者，用他半是嬉皮半是揶揄的口气为庸俗化的市井招魂。他的语言是才情四射的，他的句式是一泻千里的，他的决绝是催枯拉朽的，让人眼前一亮，让人觉得过瘾。他熟知各种掌故，总能引经据典，他是“垮掉的一代”的中国版，骨子里有一点点李白一点点莽汉一点点丁当一点点于坚。他的写作是喷发式的，从2000年到2001年，他作为70后率先出线的那几个人曾吸引了无数爱诗者的眼球。然后就中隐隐于市，像一个弃武归隐的大侠，让人多少有些遗憾。三人中我是最笨的，又很懒散。多年来我一直据守在我们都司空见惯的城市生活中，习惯性地面对无奈的现实，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以一个怀疑者的态度，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所经过的这段历史，重新判断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在俗世之中做着理想的梦。我们仨在多年前曾被称为“诗坛三驾马车”，如今却一个在海南，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临沂。都临近中年了，都多了几分感叹，也许我们共同度过的这十年的时光才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
■霍俊明：很多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人的产生都是源自于真挚的伟大的诗歌交往，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友谊的闪光。在我近些年的诗歌阅读中，我发现你是一个相当清醒自知的诗歌写作者。在你的话语中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异乡”、“外省”。据此我想到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你读完了我那本关于“70后”先锋诗歌《尴尬的一代》的书稿。我提出“70后”是尴尬的一代人，是具有明显的“外省者”和“异乡人”身份的一代人。阅读你此前的诗歌以及你刚刚完成的《金银木》、《西三环过街天桥》、《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等作品我不断地发现你诗歌中的“异乡人”的影像。当你2008年秋天扛着一大捆煎饼来到北京的时候，江非则举家由平墩湖到了海南的澄迈，这种“出走”和“异乡”的状态真的只是一种巧合还是暗合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宿命”？那么，你是如何看待你以及你诗歌中的“异乡人”的身份的？这个“异乡人”是否是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呢？
■邰 筐：你的问题首先让我想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诗人身份”的问题。据说，“诗人”一词最早在战国时就有了。《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一词的最早提法之一。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中国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扬雄《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在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至盛唐，“诗人”和“骚人”的称号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古到今，诗人一直就不是人类社会中的独立主体。 “诗人身份”不属于社会身份的范畴，“诗人”仅仅是一个文化身份或精神身份。古希腊荷马的身份是说书唱戏的艺人。屈原的身份是楚国大夫。聂鲁达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帕斯捷尔纳克一生被频频流放饱受失业与病痛的折磨。“不计其数的古代诗人不是官吏就是准官吏，要么就是帝王面前的一群失宠者，官场争斗中的失意者，现实社会中的厌世者。”而现代社会中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就更复杂了，因为一个小人物他的社会身份基本等同于他的职业身份。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农民、工人、教授、医生、商人等等，并由此派生出乡土诗人、打工诗人、学院派诗人、民间派诗人等等。但无情的现实是，职业社会里没有给诗人预留一个位子，因为社会不提供诗人这个职业。因此写诗对于诗人来说，基本都是第二职业。是吃饱喝足以后的事情。纵观新诗从1914年到2009年在中国不到一百年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诗人的身份也发生着明显变化。在五四时期，诗人（准确地说，当时应该称他们为“新诗人”）是一群“寻路的启蒙者”。他们是一批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相对都很高的人，要么在文化部门任职，要么在大学任教，是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高度重合的一个时期。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诗人碰上了一个千载难寻的“诗歌的黄金时代”。写诗的人成千上万，爱诗的人千千万万。“诗人”这个称谓第一次让人觉得那么光鲜，以至于青年男女谈恋爱登征婚启事都要注明“爱好文学，发表过诗歌”云云。这一时期，诗人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有点被混淆了，“诗人”这个称谓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多少带着一些理想和信仰的影子，对诗歌的狂热其实是延续着一代人对政治的狂热。“诗人”在这一时期是被追捧的对象，有点像现在的歌星、影星、球星。到了90年代，诗人是一群精神高蹈者，灵魂上瘾者。他们普遍有着精英意识和精神洁癖，不屑深陷于人群，他们试图以一个觉醒的独立的文化人姿态与庸俗的拜金主义相抗衡，具有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英雄式的悲壮。“诗人”在这一时期显然成为某种精英人物的代名词。而到了新世纪以来，诗人重新被扔回人群，沦为平民视角下的集体秀，琐碎的，庸俗的，无聊的，甚至下流的，一齐上场。“诗人”在这一时期是不甘寂寞的，但愈是不甘寂寞愈是备受冷落。诗人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分离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是分裂的。边缘、冷清、寂寞，诗人坐上了纯物质的冷板凳，尴尬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