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读完了你那本关于“70后”先锋诗歌《尴尬的一代》的书稿，给我的印象是比较震撼的。那无疑是对中国70后一代诗人的整体印象式评论，必将引发大家对整个70后诗歌及其精神境遇的思考，其重要性就不用我说了。你反复强调70后诗人是尴尬的一代，这“尴尬”一词一下子就让我想到我们这一代的生存状态，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好像一直没有取得身份的合法性。一张热脸贴到时代的冷屁股上。比如在和朋友聚会时，一介绍职业就不好介绍，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诗人并不是正当的社会身份。说到诗人，也是一种嘲笑的语气，让人很不舒服。而在生活中我是低微的，一无固定职业，二无固定产业。所以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如果生活是一个剧场，那么我既不是剧中的角色，也不是正式的观众，而是与人群自觉拉开了一小段距离的那一个。就像电影院里逃票溜进去的小孩，躲在犄角旮旯里，黑暗中却把一切看得真真切切。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的这种生活，这种身份对我个人来说，又是非常幸运的。诗人在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真正的诗人就应该是走在人群里或呆在生活中与他人是没有外在区别的，不同的只是内心。我们不能拿放大镜看诗歌对当下世界的功用。每个人都有期待，诗人也不例外。甚至，一个诗人对他诗歌的期待可能远远超出一个农民对一亩花生收获的期待。因此，作为一个正常的诗人，应该有不错的生活的能力，不能因为你写诗就取得了精神上的特权。不仅仅在文本当中对自己的个人理想做一些虚无的想象。诗人们经常标榜的诸如“善良、悲悯”等一些字眼，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是不够的。
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呢？我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作为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时候，我会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在生活中这种态度可能不好，但是当你进入写作状态，怀疑可以使你保持清醒和客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17则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在这里说了一个主客观的问题。这种怀疑的态度使我重新反思经过的历史，重新判断所要面临的一切。现在的世界千变万化，千头万绪，如一团乱麻。像现在，是非、道德、伦理都没有一个标准，信仰、理想在渐渐沦丧。这时，保持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参与到现实生活当中时，才不至于陷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去。只有这样诗人才会清醒。陷入太深就无法登高望远。有时我走在人群中，突然就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恍惚，也很强烈。这不是呆在北京或是呆在临沂的问题。诗人呆在任何一个地方，内心都要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异乡人。这种感觉可能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有点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和灵魂的孤独有关。对于永恒的天地来说，诗人和其他人一样，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换句话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诗人都是来自外星球的不速之客。他身体里消化着人间的五谷杂粮，他的灵魂深处，却永远藏着一个天堂。
前段时间重读《南华经》，读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这样一段话的时候，突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一个人写作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由“鲲”变“鹏”的过程。只有语言生出了翅膀，才能飞离地面飞离现实，找到那种轻盈的感觉。而“北海”是现实中的故乡，“南海”是精神的故乡。一个人一生的写作，就是从北海到南海的迁徙过程，就是从现实家园出发，去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我不禁感叹：庄子在几千年前的这一段话，神奇地概括了一个诗人一生的奋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段话“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我看他说的赤子之心，就是那种没有被外界所熏染过的儿童之心。心灵不被污染，在这个红尘世界里，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呢？如果还有的话，他始终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可能会被常人认为痴傻，但却是真正的高人。而我肯定达不到这种境界，我所有的努力，也只能是日复一日地做着自我清洗工作，清洗着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在飞速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不至于那么脏。这也正是我一直坚持写诗的原因所在。
■霍俊明：诚如你所说的不同的时代转型的社会节点上，诗人的身份都会发生显豁或潜隐的变位与转换。诗人的身份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是越来越暧昧和尴尬，你所提到的与诗人身份相关的异乡人角色、怀疑立场、知识分子情怀和清醒的态度与赤子之心无疑道出了诗人的本质。我一直觉得一个诗人语言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诗歌的态度、生存的态度甚至理想的态度的综合呈现。你的诗歌语言是具有特色和强烈的个性特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你获得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时候，评委对你语言的评价。谢冕先生认为你的语言“略嫌松散”，而叶延滨则认为你的语言是“质朴甚至粗砺的”，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诗歌语言？这种诗歌语言是在什么条件和状态下产生的，它体现了你怎样的生存态度甚至话语方式？
邰 筐：我在集中抒写我参与城市生活的一批诗歌中，语言是粗砺的，排比铺陈的也多一些，可我认为那都是必要的，是恰到好处的表达。这里头多多少少有些基于后现代写法上的刻意。但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这还需要时间的评判。我个人固执的认为，粗砺的还不够，我渴望自己的诗歌语言具有钢铁之声，青铜之气。这也正是目前诗坛最缺少的。说句实话，我觉得当下的诗歌有点娘娘腔，阴柔有余，阳刚不足。我们看到的只是月亮的光辉，银子的质地。而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那种声音却始终没有出现。很多时候，写法其实是受题材控制的。在面对泥沙俱下的城市的时候，你能像对着乡村的一片麦地一样去煽情吗？显然不能。我有一个理想，这仅仅是一个理想，那就是期望我的写作能找到与这个时代的对称点。我要做回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人，而不仅仅是诗人，不回避，不逃避，勇敢地承担起自己需要承担的那一部分。至于我的诗歌语言是在什么条件和状态下产生的，它到底体现了我怎样的生存态度甚至诗歌理想？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我只想说一点。当我明白“遁世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我并不缺乏直面这个时代的勇气！当我突然在城市上空听到一阵清丽的歌唱，我可能就会兴奋地告诉你，“瞧，我找到了这个时代的夜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