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生，曾在行政部门服务二十余年，后辞去公职，现为自由职业。诗及随笔作品散见于报刊及网络，入选多种诗选。
圣人不立言
何以证明圣人不立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圣人如孔子尚且如此，圣人之所言怎么可以信其不是述而是作。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不无有心的弟子，出于崇敬，笔录他平日的言谈，名之为《论语》，但孔子本人不知此书，更不知道日后此书成了圣“经”。
圣人“述而不作”，然而有好事者代圣人立言。倘若孔子百无聊赖，随手翻开《论语》，是欣然微笑，还是拈花一笑？拍案而起，痛斥这帮浑小子，也是可能的。
有的事情不会发生是因为从来不曾发生过。
即便弟子们的笔录确凿无误，《论语》之所言是不是孔子欲立为文字的言，如今不可知。《论语》之所言的微言大义，孔子是否愿意为人所知，更不可知。
焉知“述而不作”不是隐含了无可言的苦衷，焉知不是大神秘？
疑问之间，好多年过去了，注疏注释，旧解新解，众多为圣贤立言者说了难以估量的未必是孔子欲言、所言的话，除了将孔子说成了圣人，辞不见得达孔子的意，倒是达了他们自己的意。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之所言，焉知弟子们没有挂一漏万乃至语焉不详？笔录毕竟不是高保真录音。而《论语》无人不可读，倘若不可与言的人读了《论语》，使得孔子的言为不可与言的人听闻了，岂不违背孔子知者不失言的自律，人为造成孔子失言，罪过啊。反之，可与言的人读了《论语》，倘若孔子欲言与可与言之人的言来不及在《论语》中说出，何况，孔子对可与言的人也当有该言之言才是，非是有口无心的言无不尽。造孹啊，孔子终究被迫失人。如此失人，不如不言，省得担当失人的骂名，不如没有《论语》。
怪不得子曾经如此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圣人不立言，不是圣人不能立言，而是圣人知道不可立言。不立言失人，立言必失言，失言的同时仍然要失人。立言与否均要失人，何必立言。
不该有失的人自然不会有失，该有所失的人闻言还是要失，何必立言。
启蒙是俗人的事情。启蒙以来，启倒是启了，原本的蒙仍然蒙在鼓里。故而，启蒙与蒙人穿的是一条裤子。
俗人心中本无事，偏偏要说得煞有介事。俗人本无言，惯于借用他人之言当作自己的言。出自众妙之门的圣人之言经过二手、三手，无不失真之理，非变成俗语不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子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天地良心，他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送上几块咸肉，却之不恭，少不了要劝你几句。
后人无缘送孔子咸肉，也想从《论语》中免费获取孔子的“诲”，岂不是枉然。
俗人如何能免俗？俗人先自顾自说了一通，以为知无不言，然后等着别人送咸肉，纯属于守株待兔。
一个小偷夜闯诗人家，被诗人当场擒获，诗人厉声道：“你要公办，还是私办？”小偷胆怯地问：“如何公办，如何私办？”诗人说：“公办就是送你去派出所，私办嘛，听我朗诵诗歌。”小偷连忙回答：“宁愿公办，不愿私办。”失人与失言往往如此。
老子不想立言，无奈守关的领导勒索，只好变相行贿，立下五千言。但是老子有言在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后又暗设机关，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想从《道德经》中闻道，难免上当。倘若瞎七搭八，以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死了也是个冤屈鬼。
怨不得李老先生啊，他看世间无道，不可言，无可言，实在无言。本想出关逍遥，撞上尹喜这种人，手头又无美金欧元，出此下策情有可原。既然受贿，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何谓圣人？圣人就是知道如何说话的人。
圣人不立言，知道圣人不立言的俗人，进而言之，知道圣人无奈所言背后之不言的俗人，就不是俗人了，但未必是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