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恩来在重庆，不知动了哪根筋，把我爸调到重庆去。我爸爸又和上海的老朋友在一起了，他又穿起了白色的西装；看那时候他的照片，真够帅了。他俨然又成了浪迹洋场的玩主。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接着在延安喝着小米粥，接着当叫化子。
一九四一年爆发皖南事变。国共两党怒目互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当局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状况，准备辙离延安。上级发布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一个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恐怖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不懂事，一出声响，一哭，就全暴露了。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惨痛教训，过封锁线时，捂着孩子的嘴，封锁线过了，孩子也被捂死了。所以，必须把多余的孩子送给老乡，或者交给组织。
我妈妈先想把姐姐送给别人，可是姐姐大了。又机灵得很。没人肯收留。哥哥倒是很抢手，但收留的条件是：把孩子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帐。妈妈有什么办法？战火将起，爸爸又杳无音讯。妈妈一咬牙，把当时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分头撤离比如：让一些左派文人例如剧作家阳翰生、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和我爸爸去香港。但是，我爸爸坚持要回延安。我们家其他人还在那呢！
正好此时，诗人艾青、作家罗峰、等正在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周恩来交给我父亲一笔钱，要他设法带这些人通过封锁线去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他的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妆、表演都可以乱真。终于千难万险从重庆穿过三条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从容打交道，居然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到达延安。
徐刚先生在《艾青传》中对这段故事作了精彩地描述。唯一的疑点是：在参与者的回忆中，都是自己扮演那个高级军官而别人都是装扮自己的跟班。
据说他们一到了延安，爸爸立刻扑到黄土地上，拥抱大地、亲吻泥土。爸爸那时实在有点疯。爸爸回到家里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他又难过、又愤怒、又无可奈何。四处打听，没有丝毫线索。直到听是说送给了一个陕北老红军，才稍微放心了……。
“咱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情况吗？”我问道。妈妈想了想说：后来还听说过一次关于他的情况。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众中去采风。丁玲下乡后回到延安，兴奋地跑来对妈妈说：“我在山西兴县看见郎郎了。”
她接着说：我们路过一个老乡家，看见郎郎就在老乡家的门口玩，我们都围过去逗他玩，他还是象原来一样笑口常开。这时候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冲出来了，抱起孩子就跑了。我们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属。只有这一个孩子，是抱来的。因为她不会生养。
我忙问：“丁玲阿姨问没问那家人的姓名。”
妈妈说：“只知道他们家姓耿。没说叫什么。也问了那妇女的名字，可惜记不清了。”
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没蹦起来，可是我控制住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不能虚报军情，白让妈妈空欢喜一场。
回到学校，我立刻找到延岭，说：“我回家问了，有如下这些线索：第一我哥送的那家正好姓耿。第二，他们家当时住在山西兴县。第三，他妈妈脖子有残疾，不能生养。只有这一个儿子。第四，他长的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只打听到这些线索了。”
延岭说：“这些线索非常重要，我立刻去侦察。”
不到一个小时，延岭没精打采地回来了。不好意思地说：“郎郎，别难过。耿军不是你哥哥，我问了他们班的同学。第一，他们看了他的全家福，他妈妈脖子没毛病。第二，他还有个妹妹。第三，他和他爸长得还特像。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继续侦察。”
“没事儿，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我早有精神准备，可心里还是有点空空荡荡的。
一天下课了，我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议论着说像不像之类的话。我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们中间有个育才的老同学，客气地叫我：“郎郎，你过来一下。”我不大情愿地朝他们走过去。这时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等我走近，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们俩长得像，我看不大像，那也不妨碍咱们交个朋友。”我和他握手时，夕阳从侧面给他镀上一条金边。我也觉得我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和姐姐真像。他们接着向前走了，我还站在那儿，不甘心地想：我真觉得他还是我们家人。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我广播。我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我一个纸条，转身就跑了。我连忙打开纸条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我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连蹦带跳向目的地进发，路上同学和我打招呼问我去哪，我都假装没听见。我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果然，他在那里等我。
于是，我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他才开口：
“听说，你有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我立刻就激动地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你哥哥吧？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他说话非常清楚，还滴水不漏。比我们成熟的多。他接着说：“的确，人们都说我和爸爸长得完全一样。没人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且，我们一家四口亲密无间，从来没红过脸。父母和妹妹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也为全家争气。我能不是这家的人吗？”
“那你怎么还说有可能呢？”
“在血缘上我可能是你哥哥。”一股热血从我丹田直冲天灵盖，我头发也竖起来了，眼睛也圆了。
可是他是视而不见，继续平静地说：
“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问我：谁跟你瞎说的。我知道她伤心了，从此不敢再这么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那意思是：我是领养的。
“前年，曾在延安和我父母共过事的一位远方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别人家的父母一样不一样？
我告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爹妈。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和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可是你的同学说：你妈妈没有残疾，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现在照相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是有残疾。再说，我妹妹也是从叔叔那边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工作？”
“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刚带着全体美术组组员参观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啊，我早就知道画家张仃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很喜欢看他的漫画，给墙报临摹过不止一幅呢。”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一直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走了一下午。我几乎把所知道的家里的一切情况都讲给他听了。我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他依然理智平静。最后他说：
“看来，我真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可是你知道：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我的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立刻崩溃，坠入痛苦的深渊。她很难相信：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不会不孝顺她。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绝不能让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
我从狂喜中恢复平静，听他中肯的分析。
“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在学校里不再提起，现在我们家在太原，咱们学校有不少山西来的同学，免不了消息会传回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就说咱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然后，我们去吃晚饭。吃完饭他的两个同学和几个小崇拜者来看他，大家就在一起聊天、散步。最后几个人坐在大操场旁边，望着万里星空。他们又拿出乐器，随意地轻轻演奏似乎不愿打扰月夜的宁静。我半卧在草地上，胸中的幸福之感一阵阵向外膨胀；幸福得有些疼痛……
哥哥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优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那沉睡的大地，天边那树丛的剪影，和谐地溶在一起。有人小声唱了起来，我也跟着唱着；
唱吧，朋友们，
明天要航行，
航行在那夜雾中…
我们玩到很晚才散，他突然说：“明天一大早，你起得来吗？”
“没问题。”
“好，明天早上六点到这儿集合，换好游泳裤，咱们晨泳。”然后小声地说：“游完泳咱们回家。”
他都走了，我还愣在那儿，还没醒过闷儿来，他挥挥手远去了。我慢慢往回走，心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地响：明天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回家。
今夜我有法儿安睡么？比爱上个姑娘还激动百倍，也许那个时候还没真正真爱过。今天我崇拜他、尊敬他、爱他，过去我不知道手足之情会如此强烈。我翻来复去，不知折腾了多久，还是睡不着。我穿起衣服蹑手蹑脚，跑到他宿舍，悄悄地坐在他床前。哥哥睡得很熟，平静地呼吸着。
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哥哥。只有这么自信的人才会如此安睡。我想就这样看着他，直到起床。又一想，这会儿谁醒来，都得吓一大跳。于是，我又象猫一样溜回宿舍。这回，头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
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灵。五点半我蹭地一下就坐了起来，几秒钟穿好游泳裤，迅速跑向他们宿舍。远远地就看见，他们已经在那儿做热身运动了，见我来了就一起跑向游泳池，在池边继续做完准备运动，他们就一一跳入池中。我在池边撩了点水在胸口，打了个寒战。他已经游了一圈儿回来了，说：“直接跳进来，一游泳就不冷了。”我一闭眼跳了下去，游了二十米才浮出水面。真的倒不觉得冷了。我们划破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晨雾缭绕。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珠，皮肤变得象熟螃蟹那么红，居然也冒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