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１０１中，那时我们都酷爱游泳。全北京大多数孩子只能去什刹海或陶然亭游泳池。颐和园太远了，玉渊潭太险了。
暑假期间我们去游泳，那儿比去庙会还挤。游泳池那水要么冻死活人不偿命，要么成了拉粘儿的酱汤。就这样，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在烈日下苦苦排队，还不一定能买得着下一场票。
在１０１游泳简直是奢侈，更衣室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岸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听见旁边有人问延岭：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闭着眼继续享受阳光。懒得搭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
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贫嘴聒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一边接着贫。其他学生被我们逗得嘻嘻哈哈。那个老售货员笑着说：
“你哥哥刚走了，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走眼了——我姓张。”
“不对吧？”他疑惑地说。延岭他们边连忙解释；“他真的姓张。我们都能给他证明”这会儿他们觉得别人老认错人，是个挺有趣的游戏。于是，我们接着贫，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们。
“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一个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等我们走到外面，我才对延岭说：“真的，我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延岭他们惊呼，问道：“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这礼拜天你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我们家找了这么多年杳无音信，不知他到底在哪？”
虽然他们接着兴奋的研究侦察计划，觉着这比误会游戏还有意思。然而，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遍了门子，一点头绪都没有。要是他在北京，早就找着了。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很普遍，很正常。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至今还找不着呢。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议论这个了，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心病，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在育才我是名人，那是多少年的住校中，我造出多少故事：我是育才的讲故事冠军，出洋相冠军。还写诗，还和一帮“诗人”为了和凡夫俗子截然不同，全剃成光头，是育才第一大怪。还是育才头卷冠军，每次考试非抢头卷不可……。
可在１０１我是新生，何德何能一夜之间成为全校名人？这是在耿军的光环笼罩之下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原来这个耿军是１０１中的旗手。１０１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旗手就是“全校第一人”的意思。在学校的一切仪式中，旗手高举校旗走在最前面。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于是，在学校里我受到莫名其妙优待；例如：我走到哪儿，都有同学主动和我打招呼，主动和我聊天。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一天，我和同桌说：“在育才我管过广播站。”第二天１０１中广播站站长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广播。于是我立码就成了广播员。
一天，１０１中话剧团招考新人，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玩一把。当时话剧团的团长是蔡楚生先生的儿子蔡元元；他小时候演过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那时他就是大明星了。当时负责考试的是王伯英老师，考朗诵、考表演、考小品。我朗诵还行，表演一般，小品一蹋糊涂。我想没什么希望。
过两天学校宣布：我不但被当选；成了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同时被话剧团吸收的男生，小品比我做得好，名字叫白克明。当时，我们都很高兴。现在他是现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见，小时候的积累还挺有用。
星期五晚上，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当时１０１中规定每个班的宿舍里要住几个低三年的学生。我想这是个好办法，高年级的孩子帮学校管那些正处于调皮捣蛋年龄的孩子。其实我们在育才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那时，他们算我们的“小根儿”。
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１０１中并不流行，在这儿算是新歌。结果同班的几个同学也参加进来，向我一块儿学。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着接着吼。
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楞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功夫了。这会儿一看这张照片，就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我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个，现在在家的这五个，我们互相看着，觉得长得都不太像；外人一看就说：绝对是一家人。有两个比较像爸爸，其他有些像妈妈。耿军的长相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更像我们家人。从这一刻起，找哥哥的强烈欲望之火被激发了，开始熊熊燃烧。
周末回到家，我开始小心向妈妈了解这件事的原委。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动了点儿心眼－－我不愿意拿八字没一撇的事，来伤妈妈的心。妈妈做饭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１０１中的老师和４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说１０１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多么不同。
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自已帮家里做点什么。可是好象也没什么事可做的，你们没什么需要我帮忙。唉。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对我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咱们走遍全国，也要把大郎郎找回来。’
过去在北京，从来没有打听到过有关大郎郎的任何消息。现在１０１的同学哪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万一找到了该多好。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回，您得把整个的故事得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以下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的一个冬夜，我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生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半夜妈妈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叫护士，护士没来，倒叫进来一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它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哥哥就起名叫郎郎了。
当时我父母带着姐姐乔乔和哥哥，住在乔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那些师生都觉得哥哥很可爱，又白又胖，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俄国戈果里的名剧《钦差大臣》，里面有句台词是笑话一个胖子，说：“吧啦咂，吧啦咂，煎鸡蛋。”于是这就成了哥哥的外号，简称“煎鸡蛋”。
姐姐又黑又瘦还大背儿头。作家肖军和爸爸是老乡，在爸爸画的鲁迅先生画像前，给一家四口照了一张全家福。肖军的太太看到照片时，说：“活脱一群叫化子。”因为我爸留的长发四面乱竖，在延安他成了四大怪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