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一个介入的观众
发布: 2009-4-17 06:51 | 作者: 张辛欣
剧院外围理想结构
有时，回顾戏剧历史我不由感叹。在文化生活单调的欧洲中世纪，人民看戏的热情高过如今球迷和追星歌迷。文字记录：“中古时代城市里演戏是一件万人空巷的盛事。地方官告示各商店关门停业，一切有噪音的工作全部停止，家家户户都锁了门，街上一片静悄悄，只有巡哨来回巡逻着——所有的人都到公共场所看戏去了。”生在那样的观众时代干戏太幸运了！能活在曾经的京剧观众时代也行啊。小时候我常看京剧，看旦角化装，看武生背上插的大旗，看热闹的开打，其余都看不懂，就扭头看观众，看人们赞赏唱腔身段的微醉神情。理想的戏剧观众不是栽在电视前的一棵菜。至少要懂一点点念、唱、作、打，才能体会演员每一招手艺来得多不易。还没说调度、灯光、化装、音响。看戏，是高度灵敏全方位的积极参与的行为，我胆敢说，作一个理想的普通戏剧观众，要比对球迷和歌迷的要求更高！
戏曲死亡着。戏剧也死亡着。叹息天下无处不在。50年来戏剧（在美国包括电影）受到电视的巨大挑战。但是，一切也许并非这么凄惨？如果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大，把对舞台的定义和想象扩大，就把戏剧扩大到电视表演和写作。为中国专业作家不耻的电视连续剧，实在是古典戏剧方式的，可以看做连台本戏。无论读英国莎士比亚，读法国马里敖，还是读中国关汉卿、李渔、汤显祖，读古典戏剧全台词本时我都会受到这样的鼓舞。演员在电视连续剧中的表演，要比2小时完成电影里连续性更长，而中国电视导演尤其不易，得把20集一次全都拍完，在长度和立体观察上，显然挑战着导演总体把握驾驭的脑力和体能。当然这是就最好的可能与自我要求来说的。狗屁“演员”和“导演”多了去了。不过，中世纪街头闹剧可能也就是那么回事，观众是不较真的。
戏剧着失去新生代的替补观众。宠爱《铁泰尼克号》男星里奥纳多的，可能不知道谁是罗米欧，一位歌星？一种新款汽车？我们这一代又比他们深到哪儿去呢？大量的世界经典戏剧，因为文化距离的缘故，因为生命体验的不同，早已存在着，但我们无以深入欣赏。戏剧这种人类文化创造形式有着它的区域性。观察纽约、伦敦、巴黎和我居住的地方，观察我一直预订全年戏票的地方剧团，都有相对固定的地方观众群。如果说电影日益在全世界无脚走动着，戏剧的活力和地方化也有关。戏剧还活着！活在现场反映中！林兆华说，他在外国到处看戏，听不懂语言，看人家的形式也就都那么回事，于是大长信心，于是有了今天。我实在不想跟林导过不去，因为文化之间的误读会带来新想象力。但是戏剧语言是如此重要！导演甚至会深藏在没有花招的台词处理里感动并震动观众。在英语的还是中文的世界里，坐在观众席里，倾听观众们对台词的当下反映，听人笑着，听人微妙叹息，感觉着人们听台词时呼吸的韵律，你能够感知并探测到天下人心深处秘密的相似地方！而戏剧观众的反映跟当下情与感，跟历史文化的厚度关系密切。在我多年看戏的亚特兰大当地剧院，从同一个偏后偏侧的座位，不断地看全场观众，大部分是白发与秃顶的头颅，我要算是年轻人了。
继续追查：戏剧观众被谁培养？被谁毁掉着？
新媒体手段——电视和新生存方式——日益扩大的城市和日益郊区小区化的生活，当然对毁掉戏剧观众是有责任的。如今肯大老远坐公共汽车看戏的观众，跟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可说是“疯狂”。而好不容易奔去看的戏常使最热情的人感觉上当。我是不吃不喝也肯追到任何剧场看任何据说是有意思的戏的观众疯子之一，以我看戏的感受，觉得人艺包括中国戏剧演出甚至在失去着我这样忠诚的观众。看着戏不断想，也许有两个半原因：
第一：专业评论家根本不说真话。有一次，我干脆问一位著名批评家：“老师（因为真是我的老师），您为什么不说真话？”
老师回答的挺可爱：“以我的身分怎么能说真话？我并不是一点没说啊，我把真话发表在港台报纸上了。”
“稿费您是赚了，但是应该读的观众永远看不到啊。”
老师同意地和气微笑着。
或者说一半真话。如今读戏剧评论要有间谍般的训练，要会解读文字之间隐藏的密码。这是全世界的业内通病，或者说，是一个正常现象。文章既不伤和气，又不跌自己的份。都还得在这个世上继续走动啊。
第二：说真话，但是缺乏一点专业背景。这是报纸文化记者的问题。有激情，正直，想在版面上兴风作浪的记者为数不多，值得致礼，但是经常说不到点上。这事本来也不那么难，多读点书，读戏剧里外的书，所谓功夫在诗外，或者认真采访行内人。然而这就分外难了，文化记者极忙，要写的范围非常广，能让如今的读者眼睛保持兴奋点的长度，要比抽羊角疯的时间更短促，记者没功夫钻研任何问题。考虑到非常躁动的社会风气，最有良心的文化记者是最不应该被批评的？因为比根本不想说真话的学者专家和记者好上天了！然而，我们也许有理由（只有理由）谴责这些记者，只因为他们有良心。批评并不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多透彻，多尖锐，版面多豪迈，报纸卖得更好，批评也是慢性的渗透，是跟学者一样的孤独建树：在短促的，表面的消费性文字中，培养观众的文化目光和底韵。
半个问题：还是专业批评家的问题。这些人可能正直的，是严肃的，是根本不想撒谎的，但是太过严肃。这种专业批评家以学者姿态看待戏剧，一辈子是以书斋方式来看戏的。此种批评家因为学养和年龄让人景仰其权威性，而这样的专家参与教导并长期误导了观众看戏的方式。假如你还是一个在进剧场看戏的观众，请你感觉一下身边的观众。看看周围的人是不是板着脸，端坐在演喜剧还是演闹剧的剧场？！在我不断进剧场的感受里，这种可悲的现象，真实到，严重到，倒胃口到，远比听呼机不断，听发出酣睡声更糟！
而让观众，让演员都难过的剧场现象，还和导演有关。作为一个介入的观众，我从头到尾用我的看戏体验。这里也是两个半例子：
第一个例子：人艺的《等待戈多》。是人艺现任副院长任鸣导演的。任鸣是我师弟，胆敢这么说，因为我不打算像电影学院有些人说“老谋子”一样准备跟他套瓷。我是直接进的人艺小剧场，没有和他打招呼，我看戏的第一感觉是，他把剧本改得挺有些意思，两个男流浪汉改成了两位现代女子，扮相有一点色情。不过，接着看下去，他越是玩的抽象，玩的玄，我越是找不到现场兴奋点，我开始感觉到牙疼，而我的牙没任何毛病，因为看着实在难受，我想悄悄溜出去，但是我坐在小剧场长条窄座位中间。当你无法走开的时候，就体会到一句形容：“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二天讨论演出，人艺也叫我去参加。我去了。看到学院时代戏文系老同学，如今也是戏剧批评家。啊，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们人艺的一个传统，剧院通过讨论帮助戏作宣传。我没有谈导演处理，而是直诉感觉：“能不能请问，观众为什么要来看戏？这是一个喜剧，为什么观众都不笑？观众究竟是来承受看戏？还是来享受看戏？”
开完会，老同学抓住我，我猜想他要批评我说话的方式，没想到他追着我惊讶地问：“你怎么说《等待戈多》是个喜剧呢？这是一出哲理剧啊。”
在北京春天的大风中我深受古老的感动。老同学很真诚，我也很坦率。大学时候读剧本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戏何以轰动“外国剧场”。演员就俩流浪汉，剧本明确提示，除了一棵枯树，没什么布景。难道外国观众都比我们深沉一万倍？都有被虐狂？都乐意来被艰涩的哲学课折磨？我不明白，也没假装打算赞赏。后来，自己到处流浪，觉得明白了。请想像，你就是一个流浪汉，你想拉住行人，想要人兜里的小钱，你必须每秒钟都让过路人觉得新奇，好玩，不由驻脚看。这当然是喜剧，这必须是喜剧，好看，好玩，是手法，也是本质。要不然我们干嘛来看戏？！
在风中讨论着老同学和我不是与风车大战的堂吉科德。不打算让人体会到娱乐性的戏剧，已经现实到太荒谬，太庞大，太有体系了。而准备着好玩一点的我们太藐小了，无法抗争。于是看下面—— 第二个例子：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全国戏剧汇演。现场看戏的全体都是内行。我们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全国调演的戏糟到，毫不夸张可比文革戏剧调演。我们羞愧，替自己，替戏剧羞愧，我们积极替在演出的戏合理着，因为是“自己人”，我们替戏任何一点有彩的地方卖力地笑，我们好想刺激并帮助演员的表演啊。我跟老同学在剧场里相遇，来不及交流私人生活，在叹息和笑声中理解着彼此最热情，最天真的部分。但是，坐在我们前面的人，某地剧团的专业人士，十分严肃地回头看我们，带着充满正义感的愤恨，小声警告：“笑什么笑？！要笑出去！”
我们全都感觉到牙疼，我们很想出去，但是除了我这个自由职业者，老同学都是有头有脸大导演，都不敢随便出去，怕被万一守在门口的这个戏的导演撞上，那就太不恭敬了。于是，大家派我出去侦察，问题是我根本不认识那位导演，同学们形容了摸样，我出去看了，回来报告说：门口有个人，但是肯定不是那导演。于是，不能够自由欢笑的同学们悄悄地退场了。倒是没碰上导演，但比那更糟，门口站的是我不认识他们都认识的，带戏进京来的剧院院长！
半个例子：是导演加学者的。林兆华导演的《浮士德》。林导用机智的狡猾坦率声言，他没看懂剧本，请演员按不懂来演。这戏从德国到中国的功劳当推歌德学院院长，汉学家阿克曼。我也是跟老同学一起去看的。在我们学院的剧场。学者阿克曼先是坐在观众席中间，在我们旁边，然后，他挪到我们很懂的内部位置上，挪到侧门休息厅的出入口，监看舞台并且观众。
而我们感觉牙疼。我们十分理解《浮士德》的难度。这是一个说着好听但很难啃的戏剧骨头。剧本提供国际性漫游的漫画性，在剧场里要被真实挑战着，相当难解决，这个戏在国外上演的时候，剧本后半部必须作很大改动。敢于推荐这部戏的国际学者和敢于接戏的导演，内心之英勇，之冒险，不亚于跟随浮士德下地狱。我们惊鄂地观看着现场解决的无力性。我们极小声地讨论着原作存在的问题。（谁说伟大的歌德就没有问题？这戏上下两部，他写了60年，这表明他一直没解决好。）然而我们仍然笑着助兴，我们为导演每一个值得赞美的处理笑，为同班娄乃鸣演的浮士德笑，我们笑她所有的微妙处理，因为太懂老同学了，光这个都值得助兴大笑！坐在中间的阿克曼，高度愤恨地瞪着我，瞪着我们。当他挪到侧面，边看台上，边看台下，继续愤恨地瞪我并示意我们：“不许说笑！”
去你的吧阿克曼！你不会没有历史文化知识，你不会不知道，观众不仅是允许在现场笑说的，而且是被鼓励和制造着要求观众说的！你的德国19世纪讽刺喜剧《穿靴子的雄猫》，历史记载的演出现场上：
国王（问外国王子）：“请您告诉我，您住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怎么能把我们的语言讲得这么流利？”外国王子：“别说话！”——国王：“怎么啦？”——外国王子：“别说话！叫台下的观众听见，就会发现这一切太别扭了。”——果然，一位观众插嘴问：“为什么就不能让外国王子说点外国话，再让他的译员给译成德语呢？你们这戏整个是在瞎胡闹！”
能引动观众说笑，是天才，是复杂的设计。而大导和大学者连剽窃一丁点历史的雄心都没有。我们不说了，也不笑了。因为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惊叹的，只觉得心在渐渐干枯萎缩。我看到一部未来的历史著作，一个辉煌的国际性记录，看到新马可波罗吹牛皮时候资料绝对真实：《浮士德》飞过大海，由伟大人艺最叛逆的导演作过了。然而，没有任何人在阅读未来那个历史事实的时候，能体会到我们经历着的可悲的现场体会：观众感到牙疼，并且不许说笑。
我们为什么要看戏？！
“教育”。“净化”。“升华”。劳驾，请忘记亚里士多德狄德罗们说过什么！
戏剧，是用个体生命，在一个空间里彼此交流着，燃烧着，同时熄灭着，同时又燃烧着的激情瞬间，是肆意的奇妙，是人们聚拢着，凭借各自想像的无形翅膀互相烘托着，一起飞翔着。也许，我们谁都没有必须承担这么多时代变迁的责任？也许，如果戏剧和剧场的狂热不再了，也是我们这些参与的观众没有能够不断地，足够地，继续地给出心——我们愚蠢而古典的迷爱？
如今，人艺新剧场建立了，外观跟周围的新豪华匹配着，而人艺的新内涵何在？外观华丽的人艺有救吗？曾经的对头之一戏剧学院有救吗？保利剧场。天桥剧场。国家大剧院……假如，我们无以救回并护养着观众的心，真的，就把“戏剧”放入历史博物馆吧。至少的，我们可以不时来参观一下，就比如现在。比如到1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全都不在了，我们无法缅怀这里曾经有过人，有过激情。而那些迟到的人类，隔着玻璃，在考古剧照上想象着遗迹现场，也许他们发问：“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