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仇
人艺这个茶馆，是聚人的地方，聚各种的异人，也是不那么容得了人的地方。我这样写着，想到人艺一位优秀演员董行佶。他是我的台词老师，而我是他的末等学生。尽管学院和人艺美学观念不很一样，我们请人艺最优秀的演员作表演指导。作导演需要掌握表演的全部技巧，包括台词技巧。当听说董行佶要来给我们上台词课的时候，同学立刻如数家珍的夸赞并模仿他的表演，我得羞愧承认，我不具备对这位老师一丁点了解。我只是发现，这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声音低沉而温和。关于台词的魅力，他并没有说得很多，或者我什么都没记住，我只记得，他既席朗诵了《绞刑枷下的报告》。在那个光线惨淡的小教室里，我从此悟到什么叫“朗诵”或者“台词”——随你任何说法吧，我懂得了超越世俗说法的总之：美妙的，精微的，一气不歇激昂慷慨还是全然静默——-无数的表达可能性。直到董行佶老师自杀，我这个被教过的学生没跟他直接说过一句话。我选的作台词考试的材料，别的台词老师都不认为能当材料，说太文学化了，缺乏仅凭声音技巧来张扬的情节。唯一他没有说话。那是作家张洁的早期散文，《拾麦穗》，描写一个贪嘴的傻丫头，一心想嫁挑担走乡卖麦芽糖的孤老头。我觉得太有故事，太好玩啊。我坚持要说，可是台词考试的时候，刚一开口，我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对于一个戏剧工作者说来，再也没有比“笑场”更可耻的非专业行为了。我被赶出了教室，然后，被拎了回来。董行佶老师（以我对这个称呼的最大的敬意）坐在第一排，坐在一边，没有鼓励的表情，也没有丝毫的反感。我想起他用低调的口吻表达的一个人英勇就义之前的内心世界，我安静下来了，控制了内心对材料的欢乐，也控制了傻丫头听到老汉去世时候的悲哀。我安静地“说”完了，安静地退出考场，在路过董老师身边的时候，我听到他低声自言自语着：“很美……”
那是我一直珍藏着的对我的最高奖赏。而我能被他肯定换来一个真实：接下来几年里，《拾麦穗》成了考戏剧学院的一种秘密标准，能念好这篇散文的考生有气质，会被优先考虑。然而，低调的，诗意的董老师自杀了。关于他自杀的直接原因我不清楚，也拒绝打听。我受过学院派的机密传授：只专心想艺术，绝不介入剧团任何人事纠纷。于是，我在人艺甚至不敢到食堂和演员一起吃饭，怕人家给我夹口菜，回头就欠着演员想要角色的情，我躲避任何闲言碎语的场合。就是这样，连我都听说，董老师自杀跟对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满意有关，也和剧院的某些做法有关。
人就是通通回避，却很不难想到人艺还有种“自杀”传统。在表面上和气到好像旧日茶馆气氛的人艺历史上，自杀，也许是人艺的另一面形象，老舍自杀了，焦菊隐试图自杀。激烈的性格也许不能上台面，我也被剧院茶馆式地温和赶走了。想来也挺滑稽的，出面的是刘锦云和林兆华。一个编剧出身第一副院长，一个导演副院长。就在人艺旁边小饭馆里吃着说的，由我掏钱——住国外的人嘛，理所当然的，你们都是有钱人。我能体会同时当行政干部的种种艰难，我想跟他们诚恳交心，又想到舞台已然为我们演完的人性。人艺里的大小怪物，张扬的，文雅的，用各种方法自己走掉。连林兆华也得出走。而人艺跟到处一样按步就班慢慢换着不温不火的茶馆“掌柜的”。遥想当年，老舍写戏时候，先生再怎么紧跟形势，再怎么积极地自我改造，内心想必是深知大清国本质。
然而，这点“私仇”丝毫不影响我对人艺的私心之恋。只要回中国，我第一件事是奔去看人艺的新戏。差不多都是白蹭的。人艺大小剧场看门人微笑的熟脸，让我每次都感动的心颤，他们丝毫不在乎我是升是落，对我一如既往友善，仍然把我当作自己人，把我放进剧场，给我最好位置的票。我不提他们的名字吧，无名，也许最能表达忠诚人艺剧场的优质基石。
我继续从前台和后台观看着人艺。
“迟暮之年”什么时候降临的？
在如今作电视剧和写书全由着掏钱人喜好水平，由市场决定《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样纯粹垃圾的时代，回想人艺对导演选择剧目的尊重，想想给过我的自由，我简直有点不敢回想！迟迟地，我知道我实在太不够珍惜。排完头一个戏，接下来我选了《安妮日记》，一个犹太女孩躲纳粹不见天日的生命记录。我排了一点，临时原因停戏。接着选《军用列车》，送上那个剧本，于是之又召见我，台词又让我吃一惊：“丫头啊，你救人啊。”我救什么了？他指点我，天下演员都面临着男演员有更多的上戏可能，大量很优秀的女演员却没这么多机会。而《军用列车》这戏是苏联二战时一辆向后方撤退的车厢里满载一大堆娘们儿，只有一位男角，女人们大打出手，争风吃醋，悲泣着，哭嚎着，大笑大骂，到最后，背起唯一男爷们儿，浩荡地徒步跋涉在纷飞战火中。我和演员们见了面，谈了构思，停了。然后，我又选了《迟暮之年》，还是苏联戏。剧院继续为我起用最好的演员，郑榕、朱琳。我排了开头又停了。虽然有些具体的，比如老演员生病之类的原因，实际上，我巴不得停了。我自己整个创作（包括写作）陷入危机，我高度怀疑自己在重复。不过，我最后选的《迟暮之年》剧本的名字以及各种迹象，是不是也在说人艺重新启幕时刻的暮年将临？
20世纪70年代末，当人艺重新复兴时，假如我记忆的错误也是观众的正确幻觉的话，可用苏叔阳编剧的《丹心谱》为标志？为了那个新生代假如读剧本简直不明白我们瞎激动什么的戏，演员们帮助编剧作了许多细活儿。10年过去，人艺排苏叔阳写老舍自杀的《太平湖》。大夏天，流着汗，名演员还是照着老规矩，继续帮编剧改剧本，一边改一边叨唠，“真想跳太平湖啊。”这也表现着人艺的生命吗？是直觉里全然明知着，却继续在困境里顽强挣扎。我从内部感觉着人艺，好像一个成长着也自然会衰老的人，一个早已失去精神父母的孩子，孤伶伶地在世上摸索地活着。惟一能够坚守，能够继承，不让自己走失太远的，就是为编剧默默改剧本而全不记名分报酬的遗风。只要舞台上还有好戏啊！只要能捧住自己那份戏……
听说，前年人艺开谁的悼念会，于是之中风了，口齿不行，当人替他念稿子的时候，在场好多人都流下眼泪。我在异乡听到时也落泪，遥远地看到真情的出演，深深卷入不在的现场，洒纸钱的手也抬不起了吗？难道人艺的灵魂在渐渐飘逝？
究竟谁是剧院的灵魂？
一个有过最好的剧作家，最好的导演，最天才的演员，有最雍容气派的剧场，并且坐落在古老京城心脏地带的剧院，究竟谁当为这种剧院的领头人？谁该对剧院的如此历史负责？当由衷感激、赞美、哀惋人艺的时候，我跟无数老观众一样在想：如此人艺为什么会在重新开幕的高潮中慢性地衰落？
一个剧院想要不断地保持舞台魅力有这么几个要素：剧本创作。优秀演员。导演风格。剧院建制。观众群落。学院派出身的我信奉过“导演中心制”的理论。世界各国的好剧团可以支撑这个理论。法国太阳剧社有导演姆诺奇凯恩。前苏联莫斯科剧院塔什干剧院有留比莫夫。自然，如果靠着一个导演的个人风格左右整个剧院，也许太独裁统治了。（历史之余只留一条鱼刺的时候，我胆敢问吗：焦先生时代独裁吗？）但是，以大手笔导演为中心，会成为剧院各部门创作者奋斗的明确目标，落实到舞台上，一个剧院对外便有鲜明独特风格，时尚小词叫“品牌”，国际通说“icon”——偶像。
舞台，镜框式的，突出式的，街头的，不论什么样，总之是有个地方演戏，是集中并形式感的。导演非常重要。在戏剧界内部，我们赞美世界各位导演的绝妙处理时毫无同行的妒忌之心。同一个苏联，《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最近导演表现，你能想象吗？在各种各样美伦美幻的朱丽叶中，这一位是个大胖丫头！然而，情人眼里出西施，在著名的楼台会戏中，在上下接吻时刻，深陷情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啊，嘴唇吸在一起，罗米欧被吊起来，全身“悬空”！
所以，在谈“后人艺时期”，我很关注林兆华。不是从副院长角度，而是导演林兆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