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之死》（随笔）

杨典发表于: 2009-8-11 23:28 来源: 今天

《信之死》

我怀念的是那个可以写信的年代。
我怀念那个不用提前联系，就可以一脚踢开朋友门的年代。怀念从不预约就和一群人云集喝酒的年代。怀念从不解释什么，就可以随意在信中挥洒性情，编故事、谈遭遇、写诗、恋爱、表达对人与生活之批判的年代。我怀念那在大街上逐渐风化的邮局，以及那个靠发黄的信笺纸、8分钱邮票和浆糊就能维系深厚情感的年代……的确，我怀念的是那个可以写信的年代。
当然，你现在也可以写信。但这太不一样了。
那时候写信似乎是一种祷告。祷告什么？不清楚。
在过去，总有一种莫名的语言冲动，会从我们每个人心中发源。每个人都曾写过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曾有过准文学的表达。信，是一种不必出版就一定拥有起码一个读者的书。在古代中国，信被称为尺牍。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阅读《秋水轩尺牍》和《小仓山房尺牍》时的惊讶。原来母语中还有这么亲切的文字。而从《报任安书》到《与吕长悌绝交书》，从《与韩荆州书》《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到《傅雷家书》等，则为我打开了另外一种准文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学史上更有太多的书信大家：如契诃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茨威格、卢梭或纪德等等。像卡夫卡那种作家，甚至可以说就是从写信和记日记才开始进入纯粹写作的。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书信体”作品中，也不乏无数伟大的典籍，譬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或里尔克的《慕佐书简》等，更不要提过去那曾一度风靡在读书人中间的《亲爱的提奥》《维特》或《紫色》……
好了，例子举够了，到此为止。我要说的毕竟还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书信时代和写信的意义。
我大约从15岁左右开始热衷于写信，那是八十年代的夏天。
那时候经常去邮局。而那时的邮局还总是人满为患，去了就得排队。有寄信的、寄包裹或取包裹的、寄挂号信的、汇款的、打长途的、订杂志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邮局就跟人民医院、菜市场与火车站一样，从来不缺人。那时，邮递员的服务态度再恶劣，也不会引起什么公愤。每天早晨，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将要从胡同里经过时，家家户户的人都会视其为“使者”，翘首以待。因为在他们冷漠的脸背后，似乎掌握着我们那些远方书信的生杀大权。
写信最美好的意义，除了叙述，还在于等待。
过去写一封信，去邮局，买邮票寄。然后回家等待回信，这期间大约是四天到一周的时间。市内来回是三天，而外地则是六到八天以上。若是寄到海外的信就更长了，一两个月也未必有动静。有些信甚至石沉大海，永远消失在写信人的期待之中。而，也许就是在这些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写信人的心灵与收信人之间也在秘密地交谈。信不像日记。它虽具有隐私性，但又对某一个人是公开的。当两个人在面对面时难以启齿或无法言说的时候，书信就成了第三条语言途径。这是一条“准独白”的途径。你似乎是虚拟了一个远方的人或神。你在对他述说。你知道你的述说一定会被听到，于是就滔滔不绝起来。然后，你会带着信走上大街，熟视无睹地走过阳光、树、汽车和人群，心里还在咀嚼刚才在信中写到的什么词语，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到你把信投进邮筒。
这时，你会如释重负，仿佛生活被刷新了一次。
仿佛一封信，就带走了你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它带着答案再回来。
我个人记忆中有几个人的信，颇具标本性。第一自然是家书，如母亲的信和舅舅的信，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而我父亲的信则像字条，往往只有几句话，交代完事就行。其次，就是诗人子午给我的那些信。他的信语感幽默、学识广博而意象复杂，我往往要多看几遍才能透彻。还有小说家费声的信、翻译家林克的信、诗人柏桦的信或一个早年的挚友M的信。有些人的信是冷静分析、文学和关爱的交叉表达，有些人的信是随便敷衍，有些人的信是装腔作势，还有些人的信则荒谬绝伦。有一年我去广州居住了数月，忽然收到了一封超级厚而笨重的信，就是M从北京给我写的信。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一大堆资料的汇编：除了十多页手写的信外，还有手抄的一些名著段落、诗、画片、还有成打的撕下来的日历（台历），每一篇台历的背后都写满了字。关键是，那日历上还带着本身的内容，譬如当日的天气、生活小知识、美食、治病诀窍、谜语、节气、民俗或阴历黄道吉日等等。M故弄玄虚地还在这些密集而荒诞的印刷文字边上，都加上了一些批注、笑话和各种胡说八道，就好像是当面在跟我聊天那样随意。而仔细一看，那日历的日期，正是从我们分别的日子开始的，一直到他写信的那天为止。
这是我曾看到过的最愉快的一封信，看得我狂笑不止。
友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古人说的：“不见常忆君，相对亦忘言”。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时，未必有多少话说。而一旦分开，却又总是想见面。而随着时代与年龄的更迭，友情也就淡漠了。说到这个M，倒的确是个话题。M是北方人，有八分之一满族血统，父母都是铁路工人，但从小让他学音乐。他也曾一度以诗人自居。我们十几岁时就认识，几乎每天在一起。那时，我们都迷恋写作、崇拜女性美、也爱侃大山，听着音乐彻夜争论一些无聊的“大问题”……M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总是笑话不断。我们经常促膝谈心，抵足而眠。我们一起在大街上表达对世俗的鄙视和嘲笑，像两个疯狂的少年。M虽没读过几本书，却又总爱谈文学，于是往往成为一些聚会的中心。他会临时编小故事，让八十年代的女生听得流泪。他也喜欢恶作剧地把刚从某本书里看来的诗，说成是自己的，然后享受大家的赞誉，过很多天也假装不知道这是剽窃。他总是提到他的初恋，那姑娘是附中校长的女儿，弹钢琴的。但因为家庭的“阶级差异”，校长禁止他们来往。但他们却抗住压力拼命在一起。可后来，却由于对方的出轨，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这件事被M不断地重复叙述、演绎、添枝加叶，描绘为一个口头禅式的爱情悲剧，最后甚至变成了他的宿疾和人生痛苦的坐标。
因为他太爱说话了，是一个典型的话痨。M的嘴唇很厚，往外撅着，我们往往笑他：“人还没进屋，嘴先进来了”。
当年M也写诗，但都写得很难让人说好。为此他很气馁。
大约八十年代末，一个腐朽的中年诗人看过他的诗后，对他说：“你还是别写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具备诗人的心灵”。也许此事对M的打击很大。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写了。我们也曾一起参加过游行。M在广场，把一些老歌的歌词修改后变成了新歌，然后指挥静坐的人大合唱。在暴风雨、鲜血和戒严的日子里，我们度过了最后的“理想主义和友谊的时代”。我们一起愤怒。我们一起哭泣。接着我们也一起背道而驰，走向了相反的人生。虽然后来，我们还一起参与纪录片制作，一起搞策划、去外地拍摄、撰稿和编导……但这些似乎都没有让M找到感觉。尤其是：他太穷了。但是，在那些年，在那些用典雅优美的词语修饰过的夏夜，隆冬和秋日，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啊。激情在纯粹中燃烧，对知识的探索与对爱情的怀疑，让我们无话不谈。从电影、音乐、书、绘画、往事、家庭一直到对1989年事件的深入思索，都是我们交流的闪电。
我知道，M也爱写信。他刚到北京时，就和一个中学同学始终保持通信，还竟然把对方的信贴在宿舍墙上，以表达想念。失恋时，他给对方写长信。我到远方时，也会和我写长信。M是个孝子，还不时会给家里写信。据他说，他母亲曾在那个生他的冬天，独自行走，不慎摔倒在东北的一条铁路上。当时天下大雪，正好还有一列火车路过。结果他母亲躲闪不及，两只手的手指被车轮碾碎，成了残疾。所以M说他一定要赡养他的父母。怎么赡养，显然靠艺术或音乐是不行的。靠毕业分配的单位那点死工资更不行。九十年代，随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崩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也混乱不堪。到处都是各种不择手段的商业行为和乌烟瘴气的圈子：摇滚乐、气功热、新兴伪宗教、化妆品传销、电脑普及、走私和盗版……人们迷失在经济生活漩涡之中。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M开始在与另一些朋友的合作中出现问题，于是谎言、争夺和背叛接踵而至。嗨，一个字，都是为了钱。
写信的时代渐渐结束了。写合同的时代来临了。
到了1998年前后，M娶了一个与他过去的艺术理想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妻子，然后为图生计，通过其妻，又进入到了一家著名的传销公司。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竟然把他身边可能的朋友，他的家人，父母、兄弟甚至女儿等等也全都变成了所谓“下线”。他用自己的口才获得好感，开始搞讲座、开老鼠会、推销产品、发展人脉，并疏远了所有过去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正因为传销的无孔不入，大多数朋友不太想再跟他联系。于是他悄悄从众人的视线中隐退了。当然，谁都有不得已，谁都有家人，谁都有谋生的压力。选择职业是每个人的自由，为了生存，哪怕是进了黑社会也无可厚非。无巧不成书：2000年左右，多年不见的我们居然又鬼使神差地买房子买到了同一个小区里。于是，我们终于有一天在地铁口碰上了。我隔着很远就看见他了。我主动叫M。但他看见我后，突然显得神情非常尴尬，古怪，似乎恨不得赶快回避……我告诉了他我的地址，但他却意外地不愿留下电话，只说没带电话，还忘了号码。他脸上那种介乎于惭愧和勉强的表情，让我们互相都只能从此真的视同陌路，扬长而去了。
这一次是与这场长达十几年之友谊永远地告别了。
也许正是M的这种反应，让我确信了我自己的定力和正确。我看到了当一个人不能面对自己真实灵魂时的可悲和羞愧。
但是，就在前不久，我竟偶然看到了M的演讲录像。残酷往事重新浮上心头。我惊讶时间和生活居然能如此改变一个人，变得让你永远也别想回头，且越走越远，滑向虚无。我看见，当初那个满含眼泪的青年诗人M，如今已一个人站在台上，就像在玩一场“疯狂英语”的主讲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对“成功学”和商业的理解。他在上千人的会场上用更多的谎言，在讲述着一些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的细节。他陶醉在传销者的掌声中。哦，只有那神态、语感和目光，与早年是多么的相似！只是内容不同了。过去他大谈艺术，现在则大谈生意经。只有他那夸张的姿势和嘶哑的嗓音，能泄露出他还是M。而他的目的和话题，则完全让他在我眼里蜕变成一个传销世界里的“超级骗子”。在他那世界的人眼里可能他真算得上是个人物。而在我眼里，M只不过就是从八十年代蜕变而来的、那成千上万具“文学的尸体”中的一具罢了。类似的人物在中国社会不胜枚举。他也再也不是什么早年的挚友，只留给我一个词：恐怖。
该怎么说这种恐怖的感觉呢？
是的，一个人的变化简直就是最大的恐怖。生活的压力或利益驱动，的确可以把人变成基督山伯爵，过去是一个人，后来是另外一个人。是的，M，为了这种痛楚的恐怖，我真想再给你写一封信。可惜，我没有你的地址。
如今，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再次翻出M当年写的信，不禁感叹命运对人的捉弄，也为一种友谊的失落而无限伤感。而且，只有我才有权利伤感。信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哪怕写信的人自己早已忘了。好在这信还在。它足以驳倒一个人后来的一切改变和伪装。
一个人活得不再是你自己，难道这还不够恐怖？
信比照片管用。照片不会说话，而每次打开旧信，其中的话就仍然在说，永远都在说。这种说也是一种对无法言说的言说。
M，你还记得你曾是一个诗人吗？
你是否还记得你也曾是一个“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徘徊，当落叶纷飞时”的诗人？一个诗人不再写信，就意味着不再写诗，不再是诗人了。一个诗人不再写信，就意味着不再有话可说。剩下的只有妥协。但是M，你可还记得，在1987年，在那个少年时代的夏天，在我堆满乱书的斗室和那扇看不见风景的窗前，在音乐学院那满是槐花与清朝建筑的院子里，你曾是多么急切而激烈地说：“我也要做一个诗人”。
…………
1994年，我写下过一首关于信的诗：《信：致导师》。

我们怎样属于古代？
让生活化为对你经典的注释？
宗教狼烟已远远飘过领袖之墓：
向着沙俄，向着埃及。
我们怎样维持平衡于巨著与武器之间？
使写作锋利？
捏造思想，杜撰完美。
正是某些让人震惊的——
看，这多么让人无言以对：
除了古典，现代一无伟大之处？！
竹简属于你了，夫子们：纸就留给我吧。
竖琴属于你了，半神们：笔就留给我吧。

先师，为什么唯有少年是纯粹的？
历史也是少年，我们必需无视
胶片上的六祖，或收音机中的杜诗；
哦，现代真的那么彻底吗？！
我们寒冷是因为：酸雨，人工雪，干冰。
我们发抖是因为：
始祖的发烧，
圣人的流毒，
神的咳嗽，
现代真的那么彻底吗？
连我的询问，也要通过印刷，电……
似乎真实，永不能传达，只由于物质？
我们一手经卷，一手信件，
写遍父亲，写遍新娘，
可曾有一封出于本质的回音？

人类饮烟升起于同一座建筑，
万扇窗户都软禁着伟大。
庶民们挥霍着华宴，革命和爱，
然后到了最终呢？美与经验归于老人，
青春与经验归于老人：即使这样，
老人仍然会哭喊：少女！
你看，年轻多么虚妄。
勇气多么虚妄，它归于恐惧。
智慧多么虚妄，它归于怀疑。
最后，居然是一个少女，一个
全部生活中并不重要的少女，
在晚年的一个清晨
对我们说：更多的不是爱情……

先师，我们又怎样属于现代？
在温和、平易近人的时光里，
你总会这样说：现代也属于古人。
我们总也不消失，又总在流逝。
我们拉不住，先师飘泊的乳房，
流浪的大腿与离别的生殖器。
能剩下些什么？
唯有互斗，日规，粮食。
唯有《四部》与《全集》。
前者没有未来，我们读着：
后者没有过去，我们读着。
诸子，愿今天是我的，文明归你。
诸神，愿今天是我的，完美归你。

这首诗的本质不是谈别的，只是纪念我对写信的经验。
因为随着光阴荏苒，我记得曾寄出或收到过无数的信，有冗长的信、热烈的信、看不懂的信、只有一个词的信、半截的信甚至空白信……我记得，在我15岁那年，就曾装怪似的给我初恋的姑娘寄去过一封空白的信。那信是三张白纸，只有抬头处她的名字，以及落款处我的名字。我当时只是觉得有太多的话无法言说。我也意外收到过童年友人的信、陌生人的信或美人的信。有一些信芬芳悱恻，的确让我终生难忘。有些信则潦草不堪，不知所云，别字连篇。但这些信在早年的阳光里散发着墨水气味，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曾有很多年时间，我几乎是隔一两天就会写一封信，而且每封信都在数千字以上。算起来，我大约曾经写过上千封信。写信的对象可能是朋友、恋人、父母或亲戚，也可能是刚认识不久的陌生人或远方的导师。当然，别人也给我回信。鸿雁往来，其中有太多感触。有些信我至今保存着。对写信的迷恋，使我后来写出了一篇书信体的短篇小说《幕僚书简》。
在古代，信的传递是很艰难的。信，在古代汉语里本指信仰、信服、信用或信任。信也指“使者”，合称信使。还有信马由缰，闲庭信步，信口开河……信也代表自由随意。所以，写信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最诚挚的情感和自由主义。而在特殊时期的所谓战报、蜡丸书、密信、手谕、鸡毛信或隐形药水写的信等等，就更是一种绝对严肃的叙述方式。因此，偷看别人的信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是在集权国家，书信的传递途径，的确充满了危险和禁忌。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收不到海外的来信。或者收到时，已经是一封有破损，或曾经被秘密打开又粘上的信。信的内容可能是叙家常，但也是被检查过的。不仅国家机器如此，在家庭矛盾中也如此。譬如有些父母若想监视自己的子女是否有越轨行为，往往就去拆孩子们的信。这无疑会对孩子的心灵和自尊产生极大的伤害。我的信也被家人拆过，并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尽管有着那么多的书信体文学作品，却一直缺失着一种本属于人性的“解释权”意识。在古希腊神话中，信使或邮政之神是赫尔墨斯（Hermes）。他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叫墨丘利(Mercury)，据说是他第一个教会人们在祭坛上点火，要求人们焚化祭品。他还身怀偷窃之术，曾与众神开玩笑，偷走了宙斯的权杖、波塞冬的三股叉、阿波罗的金箭和银弓、战神的宝剑。在邮政之外，赫尔墨斯还掌管交通、财贸、体育、旅行、演讲、睡眠和梦想等领域，他还是小偷或江湖骗子们的守护神。并且，由于他主管书信与邮政，于是也就掌管了一切与解释有关的权力。英语中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即来自赫尔墨斯。书信的另一层意思，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解释。
为什么要解释？因为我们在面对别人时，都是不单纯的，或浑浊的。我们需要在独自一人沉静下来之后，再一次向别人吐露自己最好那一面，同时也反省自我的问题，让情感交流变得清澈起来。
如在无法向恋人表白时，会求助于写信。
在无法亲自前往远方探望家人与朋友时，会求助于写信。
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信，难道不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祷告吗？
甚至在找不到收信人的时候，一个人也会求助于写信。就像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尔克斯的那篇伟大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或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一样，书信体文学中往往都蕴藏着望尘莫及的神学。（因此，当我看见后来刘小枫编辑的“经典与解释”——基督教神学丛书，全以赫尔墨斯的图像为扉页标签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每个人存在于世，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人从来也是很爱写信的，无论生活中的信还是文学作品。譬如“薛涛笺”实际上就是唐代诗人们最喜爱的一种信笺纸。而从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鲁迅的《两地书》到郭沫若的《落叶》等，都是很好的标本读物。再譬如1972年3月，就在我刚出生的那时候，文革后期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正悄悄在大陆流行，书的作者叫靳凡（女，原名刘青峰）。书是由43封信组成的。在缺乏书籍的年代，此书感动过不少当年无比渴望友谊和爱情的人。后来八十年代此书再版时我也看过，非常能理解那种从书信中传递出的情感。
八十年代是写信的年代，我怀念那个年代。
因此在1987年，当我第一次读到了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其书中的主人公无论在家里，在路上，都不断给所有人写信的这一场景，就总是让我念念不忘。我觉得这就是当代人的心灵处境。我自己的处境。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去邮局的人也少了。快递公司、EMS、手机短信、MSN或电子邮件，已经将我们的生活和往事隔离开。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纸时代”。都是虚拟空间，不仅情感虚拟，生活虚拟，灵魂也都是虚拟的。没一句真话需要负责。而且所有的虚拟，又都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对方，毫无时间感。爱不需要等待，性不需要等待，愤怒、仇恨、欺骗和勾结也都不需要等待。信息将我们包围了，出卖给资本至上的思维方式。也将我们那些还不足二十年的书信生涯全都变成了“古代的行为”。任何形式的信在今天都不过是被异化的尺牍罢了。信死了。只是在没有人写信的年代，在夜晚灯下，我有时会静静地打开一封旧信，像一个验尸官在解剖尸体一样，把那些词语的零件和器官逐一取出来，寻找往事的疾病和破绽。

2009-8 北京

今天

《信之死》（随笔）

最新回复

最新更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