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禁区与单面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看录像还是一件很诡谲的事。
我现在都记得，第一次看录像，是在重庆。当时我才13岁，寄宿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一天，他们家人说晚上要看录像了，是港片《上海滩》。这在那个年代算是件不大不小的事。到了晚上，屋子里挤满了人，有楼上楼下的同事和朋友，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时候看录像，属于“集中释放”。几十集漫长、啰嗦、无聊和鬼扯的电视连续剧，会被浓缩在两三天里就看完。看的时候还一个个瞠目结舌，感叹不已。而狭窄的屋子里则乌烟瘴气，几乎缺氧。满地都是烟头、口水和瓜子皮。看了一部又一部，直看到让所有人都恶心了才作罢。
那时，录像带是精神生活的一个禁区。人就喜欢禁区。
你若不禁，大家还不稀罕。对那些因年代、时间、政治或商业等原因被尘封的影片，未必就不会起死回生。譬如说，我敢担保，假如有一天有人宣布《东方红》是禁片，不许再看了。这一定反而会让很多人重新去收藏它、偷窥它或解构它，甚至为之陶醉。人们对禁区本身的关心，大于对被禁内容的关心。
最奇怪的是，被禁的东西，往往都是政治和色情，而不是暴力。好像暴力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这一点倒全世界都一样。
八十年代以后，欧美与港台的暴力、动作、枪战、恐怖、科幻与血腥的影片通过录像带的方式，大量流入中国内地。对于毛时代之后，基本处于失语和商业文化饥渴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大的刺激。录像带，就像文革和七十年代的地下书籍一样，在各种人们之间，尤其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它传达了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思维方式、影像、故事和异端文化。包括一切国家电影院不可能上演的影片、电影史上的经典、奥斯卡、戛纳或柏林电影节中的作品、实验电影、歌舞片和纪录片等。而且，就算如此，也只有少数人，有机会看到《迷墙》《美国往事》《宾虚》或《鬼婆》等影片，能接触到戈达尔的《中国姑娘》或法国人拍摄的《龙之心》。那时候，出国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封闭而又漏了一丝缝隙的大制度环境下，大部分普通阶层的人，对西方历史、现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以及对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都是通过录像带来了解的，而不是书籍。
八十年代，看录像往往还很危险。邻居很容易认为你在看禁片，毛片或者做什么“违法”的事。那时还有一种传言，说警察有一种车，安装有雷达天线。到了晚上就沿街溜达。谁家要是在看禁片，雷达那边车里监视器就会出现一样的画面。而雷达将指出你的位置所在。然后，警察会先拉闸，再进楼抓人。因为拉闸后，录像机里的录像带退不出来。那将是你的犯罪证据。
这种传言导致很多人看录像时，总是紧张兮兮的。
北京虽然每年都有“外国电影周”，但电影周的影片数量太少，完全不能满足一座大城市的需求。再后来，录像厅就出现了。因为国产片太烂，所以电影院很冷清，而录像厅则生意兴隆。但由于录像厅往往都很狭窄，环境嘈杂，那里于是就总是恋爱、打架和一些非法交易者出没的场所。
1987年我去海南岛，满大街都是录像厅。几张破条凳，一块肮脏得几乎发黑的屏幕，就算是一个放映厅了。其设施之简陋、混乱，几乎和过去的露天电影差不多，只不过是投影录像。而且，录像厅里也是乌烟瘴气，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怪味，放映的也通常都是些恶俗的烂片。因为海南那时是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厅门口的售票处黑板上，经常写的都是恐怖片、三级片、甚至更荒诞的医疗录像，如给猪狗配种、或乡村结扎、生育、变性手术之类的片子。
录像厅里的人也大多是昏聩的群氓，文盲和无聊的人。
但是，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对一切禁忌的影像、信息与性文化，性行为有着多么饥渴、多么压抑的一个国家，一个种群。
一切只要能和性行为贴一点边的东西，都会被大肆利用。
录像带自出现以来，很大地满足了各种人类的隐私和怪癖。如1989年，美国26岁的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在处女作《性，谎言，录像带》所描述的那样。该影片后来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成为小制作独立影片第一次打入主流社会的典范。而这部两周就写好剧本，五十天就制作完成的影片，只不过讲述了一个性无能者（爱无能）面对现代世界的诱惑时，复杂的心理路程。主人公依靠不断地与一些女人谈话（仅仅是谈话，虽然谈话内容相当露骨），并将谈话过程录像——这一奇怪的生活方式，表达自己对情感的认识。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后来菲利浦·诺伊斯 (Phillip
Noyce)以莎朗·斯通为主角拍摄的商业影片《银色猎物》（Sliver）最早的灵感，就来自这部影片。只不过他把那些谈话，完全变成了做爱的现场。
我第一次看到《性，谎言，录像带》这部电影时，也是通过录像带。一开始这个名字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大家都以为是色情片。结果看到后来，一个色情镜头都没有，而对话中却透露出无数精彩的语言，以及对人类性行为和思考。于是才发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实验电影。
尤其是，这部电影的片名有深远的寓意。
历史上的所谓禁区，无非就是性（自由），谎言（政治）和录像带（即这个世界不公平的证据）。
布鲁埃尔、格里菲斯、戈达尔、大卫·里恩、马丁·斯科西斯、法斯宾德、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塔可夫斯基、黑泽明或斯皮尔伯格……当初正是因为有了录像带的出现，我们才有机会看到那些早就如雷贯耳，却无从窥见的导演和影片。在中国，录像带在九十年代被光碟逐渐取代。可是在日本，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居民区都有着庞大的录像带出租店。录像带仍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1998年我到日本时，走进录像带的出租店里，立刻被光怪陆离、密密麻麻、绚丽夺目而又分类仔细堆积如山的各种录像带资料惊呆了。大厅里，他们首先按国家、导演、风格或演员来分类，而且非常细腻。而色情片则专门开辟一间屋子，里面的分类几乎罗列了人类的全部畸形的性倾向、怪癖和变态，以此作为标签与向导来为录像带的租借引路。如制服诱惑、白人、援助交际、同性恋、罗丽塔（非纳博科夫的小说或库布里克的影片，而是指恋童癖）、人妻、乱伦、撒尿、灌肠、虐待狂、鲸鱼喷水……一间小屋子所做到的，竟然比电影学院图书馆的分类都细腻。当然，就是在日本，生殖器的完全暴露也是违法的。所有影像里都有马赛克。这虽很虚伪，却也充分体现了色情业在日本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程度。充分体现了影像作为一种现代语言，它所能触及到多么深的社会角落。而在大厅里，冠冕堂皇的东西照旧。那一年，我第一次借到了莱尼·里分斯塔尔为纳粹做的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和西方人拍的《天安门》等纪录片。这样的影片在中国，不是只有电影学院的图书馆里才有，就是绝对禁区，一般人很难见到。后来，几乎人人家都有了录像机，然后是VCD和DVD影碟机。各种影片的拷贝通过大街上的碟店广泛传播，稀有影像资料也不再是某些圈子的特权和利益，而成了商业社会里的一件小事。但是，禁片的概念还是存在。不仅国产的，涉及政治敏感区的会被禁，西方的异端影片和色情片也依旧定期会被扫荡一下。
前几年，作家余华也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八十年代的录像带电影》，谈他记忆中的录像带，以及1988年第一次在北京看到伯格曼的《野草莓》后，一个人走了20多里夜路的激动心情。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在那个年代，看录像带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体验”。甚至是一种对官方文化的默默反抗。无论是政治、思想、性或艺术，只要一通过录像带被看到，似乎就带有地下性质。类似的激情其实很多人都有过。只是余华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激动的根源。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性、谎言和录像带”式的环境。我甚至认为，我们在近代的文化精神，似乎始终就处于一种对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谵妄之中。八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像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始终在幻想资本、乌托邦和性的完美结合。即满足于“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见《单面人》）。直到最后在经济生活下全面崩溃。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自由、政治与不公平的证据，又始终都是一团不可解的“高尔丁怪结”，无论当代的亚历山大如何砍开绳子，最后它都会再缩回去。无论是传统社会，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禁忌总是禁忌，疙瘩也永远是疙瘩。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与解决我们自己的心理。
集权时代的压抑固然不好，而纯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自由表象，也是以牺牲人性中很多特点为代价的，譬如羞耻、理性和隐私权。譬如文化。因为过度泛滥无节制的影像可能性，也会带来类似我们在美国影片《八毫米》中所看到的那种悲剧和恐怖。而且现在网络的传播则更疯狂，毫无道德底线。你可以设想，假如去年的“艳照门”事件如果不仅是图片，而是影像资料，那它所激起的波澜恐怕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并会严重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与此相比，八十年代虽然落后，封闭，录像带少得可怜。但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求知状态和好奇心理，相对要单纯很多。
窥视癖在那个年代还是一种来自外国的传说。
记得直到九十年代初，我还住音乐学院时，正赶上由北京电影学院老师来主讲的电影选修课。一盘盘已经脏得发黑录像带，在阶梯教室被大家当作宝典一样围观。就因为那里有着在外面看不到的纯粹电影。别的课，旷课的学生很多。可是一到电影课，教室满员不说，连后排过道走廊上全都站满了人。我记得有一次电影课老师不无嘲讽地说：“你们这哪里是上课？你们这就是来看电影来了，还不买票”。在满屋哄堂大笑之下，投影上开始播放法斯宾德的《玛丽莲·布劳恩的婚姻》。而当我们认真听讲德国战后历史、摄影、光、表演、导演、声音连接、蒙太奇、电影音乐、编剧手法等等技术时，大家的心里也从未离开过对性的好奇。那片子现在看来太没什么了。可在当时，在那样的时代和年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仅是来看电影的。我们拥挤在这么一个黑暗的场所里，还为了能窥视一点点自由，哪怕是别人的、过时的自由。
2009-1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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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道了，迟早会看到另外一些。不进录像厅也在看。
坛子里好像有个帖子，里面有个意思，坏女孩走四方。
厚积薄发，我积累得多了，论坛上才发多少啊。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