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楼下的芝诺》

杨典发表于: 2009-4-23 21:48 来源: 今天

《箭楼下的芝诺》

前些日子，我回了一趟在前门西半壁街老屋，把一盏老灯取回来。这是一盏马灯。这样的马灯在旧货市场还经常看到，不过对我在那胡同里的十年生活却有着久远的涵义。那时，灯挂在我的墙上，没有火，也没有光辉，却是一场记忆。对它的注视可以从某一年恋爱的冬天、广场的礼炮声、雨水、妻子、一直回想到我前几年写的随笔《灯髓》。我在这间老屋与灯下，居住了大约十年。老屋现在漆黑一片，天花板漏了一个大洞，早已漏雨，再也无法居住。它的黑暗很像是英国文学家H·J·威尔斯的那片恐怖小说《红屋》里的样子：地上全是垃圾，柜子、书案和废书堆砌在潮湿的腐烂中，好象是古代的地牢。蜡烛随时会熄灭。残存的天窗令阳光也显得破碎。我走进去，甚至都不认识这间屋子了。
我在这里生活过吗？那是我睡过的床吗？
那些茶杯、台灯与椅子，都曾经被我亲切地抚摸过吗？
难道我真的曾在这张书案前笑过、爱过、吃过饭、读过书……？这些想起来全都是一场虚幻。我不是当年的我。
记忆睡着了，就好象是往事的灯光。而有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是过去的我睡着了，还是现在的我睡着了。记得古希腊狂哲赫拉克力特在他的《残篇》著作里有这样一句话：“人在夜里为自己点灯，当人死时，就是活着。睡觉的人眼睛看不见东西，那是因为他被死人点燃了。而醒着的人，却是被睡觉的人点燃了”。人生的昼夜或许也是这样的，过去与未来，就如同沉睡与苏醒，生与死。有时候过去并没有消失，未来却反倒很绝望。有时候又反过来。熟读《五灯会元》，你也能看见类似的思想机锋：即真理总是不确定的。
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总需要颠三倒四地折腾好几个回合，才会明白什么是你自己。相对每一次当下的迷惘来说，往事也有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注释。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总强调“知人论世”和“察往知来”。
老屋子就和老书一样，只有当你回顾时，你才会真正充分地认识它。当时都是感觉不到的。
譬如去年，俄罗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死了，终年79岁。
他的死也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看他小说的那些忧郁的少年时光。
艾氏的书，如《查米莉亚》《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台》等，都曾深深影响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不少中国人。记得那时我经常在回老家的火车上读书。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躺在火车窗前，正看到《断头台》里写牧师、基督与铁路的一段，小说中的事物与当下的环境交融为一体了，让人不知身在何处。那书中的雨水几乎让我所在的整个车厢也变得湿漉漉的……现在大街上书太多，很多读书人都把这个作家忘了。把他划入前苏联那帮带有意识形态标签的过时作家里去。其实，并非如此。艾氏的文字曾那么深刻地进入过我们少年时代的心灵，他已在不经意的时刻，默默地化为了我们写作与往事的一部分。而这些在当时就有所预感。
所以，我回前门老屋时很伤感。
两年多没回来了。从广场到珠市口那边全变了。前门大街被拦腰切断，正在修建丑陋的商业楼和步行街。1922年建的珠市口电影院（过去叫开明戏院）也拆了，那戏院曾是旧时梅兰芳、杨小楼、孟小冬经常演出的地方。据说梅的《洛神》第一次就是在这里上演的。整个路口，仅留下那一座1904年修的哥特式基督教堂。那个晚清、民国、毛泽东时代与八十年代的前门大街，已经荡然无存。只有箭楼没动。箭楼，即正阳门箭楼，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它的建筑形式为砖砌堡垒式，城台高十二米，矗立在广场的最前方。箭楼门洞为五伏五券拱券式，开在城台正中，是内城九门中唯一开门洞的巨大城门。在古代，箭楼下只能走皇帝的龙车凤辇。箭楼上下共四层，东、南、西三面开箭窗九十四个，供对外射箭用。再加上城台上的三个门，以及正面与背面的两个大门，共九十九个门，正合“九九正阳”之数。小时候我们抽一种香烟叫“大前门”，烟盒上就是这个箭楼。所以每次我一看见箭楼，就感觉到一股烟味。这种烟味似乎和记忆的硝烟混淆在一起，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意象。
我对箭楼雄浑之封建美，本身有一种异化的偏爱。
或许有点像三岛由纪夫对金阁寺的那种异化的偏爱？差不多。
尤其是，我总爱幻想箭楼上面，在古代战争时期，有无数弓箭手在万箭齐发时的样子。那一定是一道很壮丽的血腥景色。
这个幻想多年来都没有变过，就像是一支芝诺之箭。
从西半壁街的老屋一出胡同，就能看见箭楼。而徒步走到箭楼，大概只需要五分钟。胡同在前门大街的这一端，箭楼在另一端。而作为一条半截胡同，“西半壁街”这个名字几乎就是为其本身的命运所起的。过去它是完整的，而现在它果然被拆得还剩下残破的一半。胡同里，有些人还认识我，有些人不认识。我离开的这几年里，大杂院里的瘸子死了。隔壁的老太太90岁了却还活着。我家小院子的香椿树依旧，每年春天，依然会有街坊来摘香椿叶包饺子。他们站在我的屋顶，拿着竹竿，一竿子一竿子地打，香椿叶芽就落满屋顶、过道和院落……那时，整条胡同里都能闻见香椿散发的刺鼻气味儿。那是清朝与民国的气味儿，旧北平的气味儿。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西半壁街胡同的第一号，当年就是晚清著名的王五镖局之所在，就是那位大刀王五（王正谊）生活的地方。据说，当年谭嗣同的囚车从这里过的时候，王五带着一群江湖弟兄就是从这里冲出去，身怀利刃，试图劫法场。结果押解谭的囚车中途突然改道，劫持未能成功。谭嗣同终于在菜市口法场血溅三尺，身首异处。菜市口法场离这里只有一站之遥。
往西一点，二三百米处，是清人纪晓岚故居，他曾在这里编撰《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往北一些，是过去居住着无数暗门子的著名的所谓八大胡同。赛金花、小凤仙们曾在这里出入。往南二百米，就是天桥与天坛。过去我每天早晨都去天坛树林里晨练，习陈氏老架太极拳十多年。树林里每天都有无数怪人在练功，有趴地上的，有挂树上的，有对着一棵树不断绕圈的，也有散打和习各种冷兵器的……天桥本是旧北京民间把式的集散地。这里至今还散居着很多的民间武术人和江湖人，子午卯酉，伸筋拔骨。前门大街位于帝国与北京的中轴线上，即所谓：龙脉。从这条线往北，一分不差地建筑着箭楼、前门楼、毛主席纪念堂、纪念碑、天安门正门、端门、午门、太和殿龙椅……一直到神武门和地安门，一直到景山之巅、钟楼和鼓楼。正是这条线把北京从正中分成了东西两城。这些建筑像一排笔直的纽扣一样，将这个帝国权力的现代龙袍系紧。而我就住在这排纽扣的最前端。每次广场上有节日或外宾来访，二十四响礼炮震动，我的屋子也就跟着震动，并抖落一层灰土。帝国的威慑感似乎从未消散过。皇城根下的贱民们只能在权力的身边颤抖。
我生活中最主要的区域就是前门大街。为此，1993年冬天，我就写下了《大街》一诗，其中有几句：

      姑娘和典雅的奸商
      依偎着走过融雪的亚洲
      把潮湿的小路，留给白天严禁奔跑的
      马车：动物的气味充满中国
      在香水与兽腥
      浑然一体的大街上
      不时有一个干净的人在等候：
      如果人们满足，他也满足
      如果人们愤怒，他才愤怒

大街是什么？当时的我看来，大街就是普通中国人愤怒的舞台。我经常在前门大街上看见有人吵架、打架、车祸和混乱的交通。尤其是外地人。大多数外地人是从广场逛过来的。如果说广场像个胃，那前门大街就像是一截盲肠，似乎专门接收被排泄的人群。而谁到了这里都会觉得拥挤堵塞。
当时，前门大街还让跑马车，而又永远都在堵车。
我记得，在西半壁街里有一个智障病人，总是站在十字路口来指挥交通。他总是模仿警察的样子，手势很专业，很荒诞地指挥所有的车、马与行人。虽然谁都没理过他，知道他有病，但他心里肯定觉得世界是在他的手势下才井然有序的。因为他的脸上总洋溢着成就感。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就干脆管他叫“托托”。这是因为当时有部法国电影叫《托托小英雄》（Totò the Hero），里面的主人公，也就是后来演《第八日》的那个弱智儿演员，就叫托托。那影片曾让我很感动。西半壁街的托托，也长得和世界上所有的白痴一样，有颗扁平如土豆的脑袋、短眉毛、斜眼、大耳朵、有幻听症。有时候路过公共厕所时，就能听见他一个人蹲在里面嘟嚷着骂人，声音忽大忽小，似乎是在和人对话，又好像是在批判谁，恐怖而嚣张，犹如梦魇。
尤其托托指挥交通的样子，激烈、真诚而狂热，让我终生难忘。
他也好像有一种天生的，类似人民领袖那样的尊严感，站在路口，高声叫喊着让这车停下，那车过去，有时还冲我大笑，露出发黑的大牙……
我那时就在想：难道我们和他真的就那么不一样吗？
在生活的漩涡中，难道我们每个人不也都是那样自以为是？你以为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围着你在转，你以为你能左右自己的生活。你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其实这都不过是一种幻觉。
前门大街上与大栅栏连接，还有很多老字号店铺：如全聚德、瑞蚨祥、都一处、老舍茶馆、便宜坊、内联升等，还有邮局和古籍旧书店。而由于这里过去也是梨园行与天桥戏院之所在，故西半壁街里还有一家北京剧装厂。而十字路口周围都是卖京剧行头与服装的小店铺，里面布满了雉鸡翎、髯口、铜锤、龙袍、灯笼、穗子、刀枪棍棒……整个像是一出巨大古老的戏。每次一出门，你会有一种上台的感觉。胡同里的邻居、青苔、邻居的花盆、市侩、老人和斑驳的门，依旧散发着往昔的光泽。墙头荒草，石板龟裂，落日在尽情地出将入相。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就在这里住了近十年。
当然，一切景物中，我最爱的还是箭楼。
五十年代拆毁北京城墙时，梁思成痛不欲生，林徽因干瞪眼，看见箭楼的伟大和美，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当年对这一行为的悲痛、愤怒和无奈。一个箭楼尚且如此动人心魄，若北京整个城墙保存完好，外九内七皇城四，那将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建筑标本，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但是，领袖要拆除人民对传统的景仰之心，首先自然要拆除传统的堡垒。堡垒没有了，人心就失去了依靠和见证。而今剩下的一座箭楼，不过是帝国核心的一块最美的残骸。
在灯下注释老屋，我还忽然发现，自己从小到大，直到现在，也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的居住时间超过十年以上。可见，无论你自认为会永远呆在哪里，其实都是暂时的。人生最大的运动之一就是搬家。我大约搬过十几次家，仅在北京就住过七八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让我怀念之处。其中最怀念的，除了音乐学院，就是西半壁街了。我发现，搬家，会让人的生活轨迹像被砍断的蚯蚓一样分成若干段，每一段都在扭动，似乎永远也不会死。然后，随着岁月流逝，每一段又都会自己独立成章，最后在记忆中长成一段完整的生活。
人生是临时的，搬家也是临时的。一切都是临时的。
而这种临时，又始终一动不动地存在着，连续着。譬如现在，我虽然居住在很宽阔的大屋子里，但心里从未离开重庆的阁楼、音乐学院的斗室，或者箭楼下西半壁街胡同内的老屋等等一切过去生活之所在。我似乎一动未动，又总是在移动。我总是在超过我自己，而又追不上我自己。那过去幻想过的，从箭楼上射出的一箭，似乎总是在刺穿我的记忆，而又总是在迅猛的飞行之中，凝固为一条静止的线。
常言说，人生是个加速度，小时候觉得总也长不大，而中年以后，就会觉得每天的日子跟飞似的，一眨眼就老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也怀疑这是人长大后的心理问题。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得意弟子。悖论史上著名的所谓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es)就是芝诺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之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这些悖论由于被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里而为后人所知。最著名的两个是：“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和“飞矢不动”——也就是所谓的芝诺之箭。人挪活，树挪死。人的搬家，就像是一支射出后又迷失的箭，总是会充满变化、转移和迷途，直到你变成强弩之末。过不好要搬家，过好了也会搬家。生活总是如同“芝诺之箭”一样——即“射出的箭永远不会在它在的地方，更不会在它移动的地方”。于是，对于过去前门大街上走过的我，与今天的我，我似乎都从未移动过。我已不在我生活过的地方，但也更不在我没生活过的地方。而这就是一种永恒的在。我是箭楼下的芝诺。也许托托也是。每个人都是。于是，我怀疑运动存在。我也怀疑人生会真的流逝。如爱过的人，我还在爱，一直都爱。住过地方，你也还在住，不曾离开。生活不靠地理来定居，人生也就不靠时间来定义。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内心与往事的矛盾，而不是时空的差异带来的遗憾。时空都不过是心的奴隶，当你快乐时，活着就快得像白驹过隙。而当你陷入莫名的痛楚与焦虑时，则将如艾特玛托夫所言：一日长于百年。

2007—09年北京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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