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瞳》（随笔）

杨典发表于: 2009-4-17 23:30 来源: 今天

《重瞳》

照相机从传到中国后，就几乎在暗中代替汉字，成了记录现代历史的第三只眼。尤其是自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人就不再相信文字。
文字会撒谎，照片却不容易。起码在七十年代不可能。
我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照相馆是什么时候了，但对七十年代的国营照相馆还是有印象的。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家“红旗照相馆”。里面的布景也很假，有晚霞、有花、有广场或者艳俗的假风景画。馆里那种三轮大照相机，大得像一种三角形折叠武器。照相馆里的老师傅总是很傲慢，带徒弟，还随意调度人的情绪和姿势。他恨不得让你把风纪扣都系好，把你的头像摆弄萝卜一样扭来扭去，然后推着大照相机前后左右不断地进退，随着他的一声亢奋地叫声——“好”，灯光突然大亮，又突然熄灭，你眼前一花，就被留在了底片上。那时候照的照片都是木讷的、呆板的。纵然咧着嘴笑，也显得很苍白。
不过，我倒是很怀念过去的照相馆。
照相馆的门口，总是挂着一些名人的大像片，有领袖照，也有美人照，还有一些诸如工人、家庭、孩子或全家福照。
那时候一说起“去照相”，似乎是生活中很正式的一件什么事。在那个年代里，除了新闻上的那些大人物，除了偶尔要办证件、结婚、毕业、旅游或者进监狱之类外，普通人照相的理由并不太多。最多见的，就是几个朋友约好一切去照相留念。那时，只有西方人才会挎着我们闻所未闻的徕卡相机，出现在中国的穷街陋巷里，采集苦难的标本来充塞他们的荣誉。第三世界的贫困、传统文化与毛时代的怪异，落后和愚昧，却成就了他们的艺术视角。而那些被拍照的呆滞的中国人自己，并不会因为这偶然的一次性曝光而脱离黑暗。
说到照相，中国人对这个词的印象就是指照相馆。
幸运的是，就算在七十年代，我家也竟然是有照相机的。那是一架立式的海鸥牌相机。这种相机都带有一个方形的硬牛皮盒子。小时候，我经常把这盒子跟电影里见过的枪套弄混，将它挂在脖子上冒充武器。这种相机的开口很大，8字形镜头，垂挂在胸前，旁边的人也能看。所以当大人们照相时，我也经常走过去看。那时，我就意外地发现，照相机里的人与景物竟然都是反的，颠倒的。尤其是里面的小人走动时，就好像是倒吊着在天上走。我很惊异。我的童年留下过不少黑白照片。从婴孩时期一直到少年，一系列，可以按年龄排列。甚至还有“彩照”。其实那时还没有彩照，若想见色，就需要去染色。我母亲爱照相，也爱摆弄那些黑白照片。染色是一门专门的技术，一度很时兴。我家的一个朋友就是开这种洗染照片店的。我记得他家姓陈，小店开在重庆七星岗的那条大街上，离我家只有一站地。陈家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我父亲的学生，另一个则患有小儿麻痹症，每天坐在店门口和别人打招呼，但脸部抽搐，四肢痉挛。我每次随家人去他们那里，都能闻到很浓的显影水的气味。
他们的工作就是把黑白照片染成伪“彩照”。
也正因为此，黑白与那种发黄、变色而晦涩的油彩，就成了往事之色。而显影水的气味，也就成了七十年代的气味。
生活照就是一个人过去履历的横切片。
新闻照则是一个国家社会历史的横切片。
而在中国，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新闻照”，所有的新闻照都不过是宣传照，是一种图片说明而已。七十年代的人还从未听说过抓拍。
西方的新闻摄影，则往往是残酷事件与瞬间抓拍的产物。正因为如此，谁获得了一闪即逝的细节，谁就会得到所谓好照片。譬如历史上的萨瓦尔多、罗伯特·卡帕、马克·吕布、卡特等……太多伟大的摄影家值得学习。在徕卡相机、路透社、法新社或荷兰新闻摄影大赛的刺激下，我们能看到从非洲的孤儿、中东战争的尸体、红色高棉、韩战、洪水、火灾、刺杀列龙与肯尼迪总统、裸体游行与反战集会，从地震到红灯区，从伊朗的废墟、文革的中国到索马里暴乱的火药等等无数的新闻照。太多的灾难成为了这门职业的艺术饲料。而我们怎样注视、观察或测量这个社会，怎样用定格图片阐释这个随时在流变的人类生活，我们该如何看待被忽略的碎片——譬如过时的标语、宫殿废墟、古代遗址、旧街道里的大杂院和居民、毛主席语录、门牌、墙上的斑点和偶然浮出水面的鱼？这些都有可能重新改变你洞察这个世界的方式。
但是这在过去的中国不可能。过去是静止的，单向度的。
过去我们照相的时候，都是摆拍——机械快门咔嚓咔嚓，我们则不断地、做作地制造一个姿势，或长时间地在镜头面前假装笑。
一代身份证上的黑白登记照，过去都是在照相馆照的。
我想，那上面的每个中国人，都曾觉得自己的脑袋跟劳改犯差不多。
可那也是影像，而且是你去国营照相馆专门仔细高清晰度拍摄的。也许那就是你的原貌，那么丑陋，不自然和紧张。19世纪的西方人就是拍登记照，证件照，也往往采用正侧面，半侧面或四分之三侧面。从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之后，重视构图与视觉艺术美感的西方技师，就懂得不要把拍摄的对象锁定在一个平面上。但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未必懂。我们的老相片上全是些正面的烧饼脸，大脑袋，死鱼眼。从生理上讲，人的肉眼在观看时，瞳孔里对景物的成像也是颠倒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本身就并非是它本身的样子。从《史记》开始，中国古人就喜欢把有着一些伟大品质的历史异人幻想为生有“重瞳”，即并排有两个瞳孔，能看透世界。最著名的有上古造字的仓颉、治水失败的舜。所谓“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圣人多异相”云云。还有春秋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据说也是“板肋重瞳”。还有秦末的项羽甚至连南唐后主李煜等，也都传说是“重瞳子”。重瞳很像是最原始的人体照相机。而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墨翟在《墨子》一书中也记载了光的直线前进、光的反射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现象。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也详细叙述了“小孔成像匣”的原理。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照相机，也并不懂得就是证件照也是一种视觉艺术，需要构图与层次。
为什么？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尊重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中国的水墨画无透视一样，只有在思维上单一向度、在高度集权化的帝国统治下生活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片面的视觉意识，而且还越千年都食古不化。明代大写意泼墨，虽然突破了画家们的审美精神束缚，但也并没有在透视问题上产生启示录式的视觉作品。
热衷于以无数“重瞳子”之后裔自诩的中国人，却看一切都是平面。这也是我在1994年写的短篇小说《片面》里所想表达的东西。
一个民族的眼球天赋，也有着它自己的文化遗传基因。
古代中国画家没有能解决的问题，后代的照相师也照样没解决。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照片。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在每个人家的抽屉里，影集里，墙上，钱包夹里或写字台玻璃下，都放着无数的人像、风景、亲戚、集体照或全家福纪念照。尤其是那种大集体照，一下子几十甚至几百人，全排着站在一张照片上，稍微离开一米看，就只能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白点。每个人的脸都失去了特征，消灭了个性，被统一在照片的平面黑暗里。就是这种照片，在很多人家里也仍然跟圣物一样挂在墙上。想找到你要看的人，得猜半天。我看过我出生前家人与别人的集体照片，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也看过被剪刀剪成两半的父母照片，过去他们曾在一起。因为剪得再干净，也往往会不经意地残留下对方的一块肩头，一只手或一些头发之类。你不可能完全消灭生活的痕迹。我还看过陌生人寄来的照片，而见到真人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一张照片中的时刻或表情会永远延续。一切都将消失。而你所拍摄过的东西在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流逝到了下一秒钟里，不再存在了。那时候的人已消失在广场、在公园、在祖父身边、在爱人左右、在世界各个角落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照片又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我一直很喜欢看照片，无论是好的、坏的、摄影大师的，还是一般朋友的生活照还是集体照；也无论是运动的、色情的还是抽象艺术或数字合成的图片。对于我来说，这是复习万物与生活的一条特殊途径。尤其那些平素里我们很难关心的环境碎片。唐人李义山所谓：“世界微尘里，我怜爱与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种光影颗粒——光子，这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而照片是这样一种东西：当繁琐或莫名的事物忽然被圈定范围之后，它的性质也就变了。
平时你忽略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角度。
摄影就是角度。通过这个角度，你也就会对一切有新的认识。
19世纪末摄影刚传进中国时，人们都很害怕，没见过这东西。传闻说谁要是敢“照相”，就会被洋人把灵魂照走。当时国人愚昧如此。
最厉害的照相，就是医院里的X光。
据说，学贯中西的谭嗣同，在第一次看见医学X光时也目瞪口呆。因为他那颗满是宗教神学与政治学术的激进的脑袋，却难以想通，一块玻璃为何能够透视人体的骨骸内脏？后来，帝国的人们看见连臭美的老慈禧太后也整天让洋人照相，大家这才放心。尽管如此，摄影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还是荒谬的，几乎跟看“西洋镜”差不多。而在毛时代的中国，照相机普及与风靡，并且在文革时期也并未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砸掉，却是与江青有关。因为江青是摄影迷，而且还在文革前后组织生产了一批“红旗”徕卡相机。因为江青除用哈苏相机外，也用徕卡M3。毛泽东写七绝《庐山仙人洞照》时的照片，就是当时化名李进的江青用徕卡M3拍摄的。据说，1969年文革高峰期，在中央电影工作会议上，江青授意提出仿制徕卡M3等高级相机的计划。试制工作交给当时生产军用品的上海照相机二厂。该厂以徕卡M3为蓝本，从1969年开始试制，为了向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节献礼，将试制的相机定名为“红旗20”。不过由于时间过于紧促，未能赶上20周年国庆节。到1970年才制造出首架红旗20。江青是演员出身，自然会很迷恋摄影。在很多旧报纸或杂志上，我们往往能看到这个当年的红都女皇手里拿着相机，在准备照相。那张著名的曾传遍全国的“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照片，就是她的代表作。
我记得，我真正理解摄影或照相的象征意义，是在1987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影片《放大》（Blow Up）时。这是二十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现代主义导演米·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于1966年的作品。那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文革。当毛泽东正在广场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江青正在成为旗手时，安东尼奥尼则给人类出了一个谜语，且似乎永远没有谜底：电影《放大》的主人公是摄影师托马斯，他在一次去公园时，偶然偷拍到公园里一对情侣在热恋，可随即就被发现。被偷拍的女人追赶托马斯，后来甚至还不惜牺牲色相一定要拿回胶卷。这反而引起了托马斯的怀疑。他偷梁换柱给了女人一个假的胶卷，然后暗自将胶卷冲洗出来。他把胶卷挂成一排，放大了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张是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个黑点。再放大那黑点，最后发现竟然是一只手握着一把手枪。原来，托马斯偶然拍下的是一桩谋杀案。托马斯回到公园，果然发现了树丛里藏着尸体。而当第二天清晨，托马斯再次来到公园时，尸体已经没有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彷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真的还是假的？这是电影提的问题，也是对历史与生活提的问题。
安东尼奥尼还拍过一部纪录片《中国》，是对六、七十年代生活的准确捕捉。当然他无法拍到最惊人的那些恐怖与灾难。那些不可能记录在电影上，但却可能记录在照片里。如果说毛时代的现实是虚假的，那么照片却无法作假。譬如说，大跃进的生产数字是虚假的，文革的很多报道也是假的，而当年报纸照片上那些坐在“卫星田”巨大麦垛上的农民们，或者武斗时期死难的红卫兵，尸体和建筑废墟，他们留下的影像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荒谬、夸张与残酷，这却是准确而真实的。当然，远不仅是中国，在纳粹德国，在前苏联，在美国或在充满灾难的中东，从莱尼·里分斯塔尔的希特勒演讲，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苦役，到南非的监狱、柬埔寨和尚的自焚，二战与越战前线的士兵、埃及或犹太激进主义的恐怖袭击、海湾战争或阿富汗关塔地摩的美军监狱……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照片就是在那些必需为邪恶的谎言或主人效劳的时，也同时就记录下了这些谎言的可耻，成了一种最直接的证据。
摆拍的宣传照越多，积存的伪善就越厚。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正因为照相的光学原理是将所有事物颠倒过来，即反相，所以才就意外地保留了真实。
而反相，就是胶卷底片的样子。
据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受到辐射的人会在崩溃的那一瞬间，觉得所有化为粉末的一切全都变成了底片——那是一种黑白的、灿烂的、原子分解的壮丽影像。摄影的原理是光学反相，好比生命与死亡是一种存在反相。再平庸的地方也会有惊心动魄的起伏跌宕，如斯皮尔伯格在影片《太阳帝国》中所说的：“原爆犹如闪光灯，那就像是上帝在照相。”前不久，美国艺术家兼摄影家大卫·霍克尼，经过多年研究，终于确定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很多复杂绘画的手段，都必须借助凸透镜的反相投影。画家通过直射的阳光，让一幢建筑，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条图案纷乱的挂毯，投影到自己的画布上。这样精确的“透视”自然可以避免画家肉眼与技巧上的不足，从而让很多画家能准确地勾画出几乎不可能靠直接写生能画准确的物品。
反相有时就是倒映出的真相。
我最后一次正式与朋友去照相馆，是1989年12月31日下午。我与另外三个同学忽然想起来照相留念，也是为整个八十年代生活的结束而留念。于是，我们约好都穿一身黑色衣服，然后去了北京西城的一家国营照相馆，拍了一张黑色的纪念照。那家照相馆里的背景墙居然是一片游乐场图片，有飞车、花朵、彩云之类，非常荒诞。我将此照定名为“八十年代最后一个黄昏”。这个灵感来自我当年很热爱的英国文学家托马斯·汉代的一首诗，叫《十九世纪最后一个黄昏》，据说是他在1899年年底那天即兴写的。但照片照得并不好，我们四人的表情几乎跟民国难民一样呆木，目光浑浊，只算是留了个念想。而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黄昏之后，随着人生的变化，我们的友谊也“崩溃”了，生活结束了，各忙各的，彼此来往日渐减少。那些早年朋友之间互相承诺的决定、情感和理想，也几乎成了一种被时间所消灭的谎言。但是留下来的这张照片，却是那么真实地倒映着当年曾存在过的心灵。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去国营照相馆了。
大多数国营照相馆也都逐渐在消亡，代之以现代影楼。就是证件照，也有满大街的数码摄影棚代劳，立等可取。而且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相机。照相，不再是一件什么正式的事。玩老相机的人也多，从徕卡、哈苏、尼康到长焦镜头与广角镜头。各人有各人的所爱。而照相这码事，也花样百出，从妊娠胎儿做B超，到考古行的墓地探测器；从红外线监视眼，到卫星定位系统；从手机照片到电脑扫描仪……而不少人出门时，还总拿着数码照相机随时拍着玩儿。可以说，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具备古代那些“重瞳子”们的物理条件。似乎我们不必是伟大的异人，也照样能透视景物中的奥秘。但是我每次看到旧照片，却很怀念过去，怀念那种只有一部相机，一种焦距甚至一种照相背景的平面时代。每次照相时，我都会想起小时候，我第一次窥视海鸥照相机里那些倒过来的人影时的感觉。我甚至还暗自地在心里为这种卑贱的矛盾感自圆其说：我想……据说人在死的时候，瞳孔都要放大。而我们活着时，也许正因为在这满是谎言的颠倒世界里，有着一次次地负负得正的观看，于是才意外地有了真实的人生。

2008—09年北京

[ 本帖最后由杨典于 2009-4-18 09: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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