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斧》——谈《离骚》及“无主之鬼”的精神涵义

杨典发表于: 2009-4-11 22:03 来源: 今天

《琴斧》

谈《西麓堂琴统·离骚》及“无主之鬼”的精神涵义

楚狂

狂是什么？是一种境界，骄傲心理，还是叛逆意志？
千年以来，华夏帝国的文明史乃至琴史中，都出现过无数的“狂人”。因为狂人很容易造就所谓“正史”。自春秋纷乱，“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那些变乱天下的，多是些反叛制度，祸乱宫廷的狂人。成功的狂人谓之“王”；失败的狂人谓之“寇”。成王者不必赘述，败寇者也占鳌头。无论在那些由于对时局不满，自身又缺乏走向暴力反抗之条件的士大夫阶层中，还是在作为武装行动失败的“流寇”里，狂人——往往是构建这个文明体系的精英。
失去了权力的狂人，孤傲、清狂与隐遁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
他们并不完全退出历史——每到一个关键的时代，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狂人突然站出来，说一番惊世骇俗的话。然此种人因无法见容于残酷时世，不是潦倒颓废，长流放逐，就是隐匿山林，出入僧道空门，甚至欲自戕谢世。如古之许由、聂政、嵇康、阮咸、刘伶、刘叉、刘过、邱处机、罗清、释寒山、神光慧可、德山宣鉴、赵州从谂、丹霞天然、无门慧开……到近古之姚广孝、徐文长、李贽、金圣叹、龚定盦，现代之谭复生、苏曼殊、鲁迅等，皆为此流。
狂人的定义——就是要逆水行舟，反抗一切权威。
在古代狂人中，尤其彻底的，当数“楚狂”。如《论语·微子》云：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春秋时的孔子其实也算是一个“哲学狂人”，在暴力至上的时代试图恢复周礼，这是彻底理想主义的行动。他和许多别的狂人一样，尽管名声在外，却有着悲惨的境遇，周游列国而又“菜色陈蔡”，曾自比“幽兰”，在野君子。但到了楚国，这个神圣的狂人却又遇到了一个更癫狂的人：接舆。据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云，和孔子唱反调的人本姓陆，名通，字接舆，是楚国一个愤世的狂生，一位道家隐士。
陆通对孔子的刺激是巨大的。
因为他批判了孔子对未来文明的忽略。
先秦时，楚国多隐遁之士，且以狂人为最：自鬻熊、李耳、庄周始，如老莱子、涓子、长庐子、鹖冠子、长沮桀溺、江上丈人、北郭先生……等等，可以说，大部分道家或杂家历史上最有名的山林俊逸，市井啸翁，都是楚人，也包括后来的屈原、项羽、渔父与摔琴的俞瑞。夫楚之为地，猛川怪石，山林丰饶，《汉书》赞云：“饮食还给，不忧冻饿”。因此楚人也多缥缈云梦之想，江海浩瀚之思。且楚武王世家为道家鬻熊后裔，本姓熊氏，为霸春秋天下，常自称“我蛮夷也”，以此无故侵略别国，并吞弱小。楚人皆骁勇好战，性暴尚武。
因此，楚文化中的“楚狂”，实际上以对中原，对周室权力的反叛，形成了古中华帝国里最早的一批有效地颠覆了礼教虚伪的智者群！
这群人，其实是古中国思想的精髓。
夫世之狂人高僧，教主龙种，大多历尽肉身甘苦，如佛陀枯槁于树林、基督浪迹于荒漠、摩尼囚狱、达磨面壁，一路救苦，闪电逍遥，此等人在当时皆被称为叛逆狂者，不容于世。直要到死后，才能感到他们的伟大灵魂。李白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杜诗道：“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西方艺术史自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也逐渐认识到狂的神秘涵义。如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中总结道：“尼采的疯狂，凡高或阿尔托的疯狂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自荷尔德林和奈瓦尔起，被疯狂所‘征服’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的人数就在不断增多”。无论是萨德、塔索、卡米尔·克罗岱尔还是斯特林堡，全人类艺术家中的“狂”的意志，都表达出了狂人对世间腐朽的蔑视。而这种伟大的蔑视在中华帝国的源头，自然可以直接追溯到楚狂屈原的命运，以及他那首孤愤、绝冷的《离骚》。
《世说新语》云：“痛饮酒，熟读《离骚》，可称真名士”。
我以为，欲读懂《离骚》，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楚狂？
而欲弹好《离骚》一曲，则更要在音乐中去接近惊绝萧瑟，几乎象未来主义一样敢于毁灭一切腐朽泥古者的“楚狂”精神。

骚人

《离骚》，是汉语诗中第一首伟大而“疯癫的个人主义”作品。
据说，诗人都是“疯子”。疯就是狂。广而言之，历史上大凡成就斐然的领袖、艺术家或僧、道、教徒、智者，都是不同程度的疯子，即“准精神病患者”。这所谓的“准精神病”，并不仅指生理上的，而往往是由于个人生活的失败、经验的积累或者人生中一些残酷的打击，在他们大脑中留下的情结。
这些情结与他们本来的个性融合在一起，就成了疯与狂。
而把这“疯与狂”升华为创作的灵感：那就是天才。
天才——在中华帝国这个文明中，从来就没有好下场。先秦的“楚狂”们是如此，一切后世的艺术家也都如此。这个社会大多数时候只承认成功者，无论他多么差；否定失败者，无论他多么好。屈原是失败者。他也是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与文明特征的叛逆者，是异端的，对这个民族的劣根性绝望的，并第一个以走向自杀进行反抗的天才诗人，也是“琴人”。（起码“琴史”上传说来自他所作的乐曲还不少。如《屈子问渡》、《屈子问天》及《渔父辞》等。）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曾用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的嘴问：“默然忍受命运暴戾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屈原显然都没有选择。他选择的是类似法国作家加缪所强调的第三种：“因认识世界的荒谬而自杀”。因为这恐怕是惟一真正的“哲学问题”。屈原为什么要自杀？从历史上来讲可以有一大堆政治原因，如战国纷乱，楚怀王的糊涂，上官靳的嫉妒，郑袖的谗言，张仪的诡辩等……但都不是他使自己肉身走向毁灭的根本。
屈原的自杀是对这个民族本质的告别，是对这个文明体系的否定。
他也想过走向“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巫咸之所居”之神秘主义。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自杀，犹如上世纪美国那些“自白派”诗人，是对这个世界意义的完全放弃，对生活、宗教与哲学的完全放弃。从古诗人的纯粹意义上讲，屈原不是扬雄，不是杜甫，甚至完全与他们是两种“动物”——屈原要比他们多一根神经，一根接近原始主义，接近自然人性的神经。
他更象是一头搁浅在先秦陆地上的鲸！
司马迁云：“离骚者，离忧也”。王逸道：“离，别也；骚，愁也”。
所谓“骚人”，也就是忧愁的诗人。这忧愁就来自对文明的失望，对体制与帝国权力的恐惧，就像鲸鱼对陆地的恐惧。他要告别这个陆地的文明！自屈原始，“骚”在汉朝后更广为流传为一种诗体，如扬雄写“反离骚”、“广骚”等。但模仿有什么用呢？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做到屈原那样的自觉，并走向行动。谭嗣同之勇气类似，但其目的却还是在承认这个文明，要挽救这个文明。只有屈原是最彻底的。
据说，人只有在最绝望危困中才会有真正的“骚意”，如《汉书》云：“上言离骚，下言牢愁”。在世界的监狱里，骚人——也就是在艰苦的绝境（帝国文明）中“发牢骚”的狂人。
发完了牢骚，写完了诗，剩下的就是行动：自杀。
因为“失望”本身，内不能挽救理想，外不能挽救文明——它只是一个士大夫的良知与情绪，只是一曲音乐、一首诗，是一头痛苦的、高尚的鲸在国家的沙滩上最后的哀号……

霸王

   《西麓堂琴统·离骚》一曲，与《西麓堂琴统》中的另一首古琴曲《楚歌》一样，是一首带着“文昭武烈”的乐曲。所谓“三迟横刚绝，四海声光灭。不能辅仁义王，陆地空流血。玉帐红妆，徒照青史一行……”。
但《离骚》比《楚歌》多了几分细腻，几分婉约。
它让我想起琵琶中的那首武曲《霸王卸甲》。
《霸王卸甲》的曲谱初见于清代华秋萍1818年编的《琵琶谱》。其旋律之狂放，大气，挥洒，如热雨倾盆，幽瀑飞扬，江天一色，浮云翻滚……但也不乏悱恻典雅。项羽是楚人，而且很“狂”。他的失败与屈原的失败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国家主义类似性：他们的绝望都来自对“楚天下”的放弃——屈原放弃了对“理想国”的梦，此所谓“离骚”；项羽放弃了作为霸王的暴力战争，放弃了征服天下，此所谓“卸甲”。一文一武而已。
“离骚”是文中有武之刚烈，“卸甲”是武中有文之悲怆。
   此二曲乐器、乐谱与音乐事件截然无关，然其“楚狂”之神则一也！
      自秦始皇混一六国，他就在帝国江山各处撒满了仇恨。
   尤其在各诸侯贵族间，欲刺秦者多如牛毛。楚人尤甚，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自春秋早期就是独霸一方的强国，所以它对秦国的仇恨相对别的小国来说更强烈。然项羽对秦始皇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复仇情结，而是“我可取而代之”——他见到秦始皇巡游的车仗威仪后，十分倾慕，渴望自己也能如此。这是一种纯粹贵族的心理，也是他性格中致命的死穴：崇拜荣耀。
   项羽自称：“剑，一人敌，不学。学万人敌”。且力大无穷，恨天无把，恼地无环，威震江东，蔑视群雄。他是楚霸王：也就是一个武“楚狂”。所以虽然历史事件是一个，但《霸王卸甲》一曲之神髓，与《十面埋伏》又不同。
  “十面”主角是刘邦，“卸甲”主角是项羽。
夫汉高祖刘季者，隆准鸟喙，深通奸伪之道，以小人之行而成大人之事，开汉朝四百年江山。至今华夏人皆自称“汉族”，高祖可谓“功”盖乾坤。刘邦可以说用自己的成功教育了所有中国人，让大家要当一个“小人”，也把后世所有的中国人意识形态变成了“小人”。如毛泽东诗云：“不可沽名学霸王”。但历史上却很少有艺术家正面赞美刘邦；项羽是失败者，更非帝王，却多有美辞雄书，吟咏他的战争或与虞姬的爱情悲剧。如司马迁在《史记》里第一个将其与三皇五帝及秦始皇一起列入“本纪”，太史公之深远用意可知！
项羽至死都认为自己失败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乌江边上，虽有渔父野舟一艘，但他终不肯过江东，遂引颈自割！
为什么？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对战争失败的惭愧？！我始终在怀疑，一个自幼经历过无数战争与暴力打击的英雄，会这么彻底地放弃自己的抱负。因为项羽是有东山再起的可能的。其实屈、项二人之绝望，就是都认识到这个文明实际上是一个只有“小人”与“背信弃义”者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的文明。楚国也好，整个天下也罢，都崇尚的是成王败寇的哲学。这个文明虽然酝酿着礼教，伦理与制度，但从君主，士人到草民，人心的骨子里都是一些市侩，是舌辩与小人哲学的潜移默化者和拥护者！屈原的悲剧，其实早就预示了后代一切英雄，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悲剧，预示了嵇康、徐渭、杜甫、施耐庵、李贽、方孝孺、蒲松龄、曹雪芹、谭嗣同、鲁迅与遇罗克等人的悲剧；也预示了近代琴人如杨时百、汪孟舒、溥雪斋、裴铁侠等被社会苦难吞噬或折磨的悲剧。
《离骚》最后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这等于是在说：罢了。既然这文明无人理解我，还爱它做什么？
这是屈原对自己，也是对整个文明的可怕总结！——而且这总结也可以完全用来说项羽！因为这是“楚狂”们共有的一种孤独、孤冷和孤愤。几千年过去了，虽然悲剧的主人公们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杀者，但这种悲剧在这个文明中，却总是不断出现，从没有变过……

渔父

屈原放逐，项羽兵败——导致了他们的自杀。
但他们在自杀前却有一个神迹般的共同遭遇：这就是渔父。
当然，这两个所谓“渔父”，都不是职业的。劝说屈原者，如《高士传》所云，乃是一个楚国道家隐士。当屈原被发行吟，唱到“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时，他却狡猾地笑对屈原说：“举世浑浊，何不扬其波；举世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据《史记》记载，项羽最后在乌江边所遇之试图帮他渡河者，是一个所谓“乌江亭长”，此人无名，他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项羽不愿意走，只让亭长渡他的乌骓马……。
其实无论“乌江亭长”还是“高士渔父”，都是一种象征。
他们都是英雄末路时的一片逍遥的背景，一个可能的安慰。
他们的存在内涵是一样的，就是尽量将“楚狂”带出绝望的深渊，用出世哲学逍遥于天下之外，暂时逃避苦难的现状。因为“渔父”是古人思想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角色，如当年帮伍子胥渡江，而不求一金一剑的那位“江上丈人”；如琴曲之有《渔歌》、《渔父辞》、《渔父家风》、《醉渔唱晚》、《渔家傲》与《渔樵问答》等；其中《理性元雅·渔父辞》据说也是屈原所作；又如杜诗《秋兴八首》云：“关塞惟天极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再如姜尚、严子陵、柳宗元、袁世凯之类曾以“钓鱼行为”跻身帝国史的人物。
渔父，实为中国文化里一个有着神圣救世形象的所谓“高人”。
他是与大自然，与江海山水融为一体的，中国特有的民间符号。
但是屈原与项羽，竟然都拒绝了这一形象的拯救。
为什么呢？如现代学者刘小枫先生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认识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既否认了儒家、法家、兵家或纵横家式的谋略手段，也不愿意在“渔父”所提议的那种准道家的，无是无非态度中随波逐流……。可以说，他们似乎都并不认为“渔父”的行为就是高尚的，洒脱的，或者智慧的。但他们在那时又找不到基督教，甚至佛教的那种救世精神。
而且他们最终的选择竟都那么绝对，那么深刻而见血：自杀。
难道“渔父”式的超脱逍遥，对于他们来说竟无异于苟且偷生！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西麓堂琴统·离骚》一曲之曲眼，或许就在于其中最关键的一段：“独醒”。若要弹好这段，就必须真正剖析屈原对“渔父”精神的叛逆；而要弹好全曲，则必须真正懂得什么是“楚狂”所强调的“独醒”。

琴手

我之打谱《离骚》，是有所选择的。
夫《离骚》一曲，也称“离骚操”或“骚意”，古来存谱颇多，或为晚唐琴人陈康士所作。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神奇秘谱》，为十八段，后来如《风宣玄品》、《浙音释字琴谱》、《重修真传》、《乐仙琴谱》、《二香琴谱》以及《杨抡伯牙心法》等琴谱里，皆承袭于此，乐曲结构也都差不多。
而我最爱者，却是《西麓堂琴统》所收之“离骚”。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独醒”一段。
其它转自《神奇秘谱》之“离骚”曲，每段小标题皆为四字，而且多是忧郁的表现，主要围绕的是《离骚》这一个单独的思想而写；惟独《西麓堂琴统·离骚》中的小标题都是二字，分别为：叙初、仕楚、被谗、忧愤、尽忠、冀伸、不悟、长叹、问天、远游、不容、独醒、问答、延儜、陈同、处分、犹豫、委命、自疏、纫兰等。共二十段——将屈原的诗篇“天问”、“远游”与“渔父”（独醒）思想也包罗了进来，全面地表达出了他的楚狂精神。
尤其在“独醒”一段，一系列的四、五弦“双弹”，狂傲洒脱，奔放而不失士大夫的尊贵，雪泥鸿爪之间，透露出刺人心胸的怒吼……。
没有在现实生命中与屈原的孤愤产生呼应共鸣的琴人，是不可能写出、弹出这种惨烈雄武的音乐的！如近代打谱《神奇秘谱·离骚》者多有，管平湖先生定拍，虽也具苍古含蓄风格，却听不出楚狂的呼啸；顾梅羹先生、梅曰强先生也都打谱了《西麓堂琴统·离骚》，但梅先生之广陵传曲一流，独此曲柔弱舒缓，似未见“离骚”真意；顾先生在《琴学备要》中的记谱颇得道理，但节奏虽强而速度不足；后人如李祥霆先生所弹之《风宣玄品·离骚》等，则又太简而概之，似一般古曲飘扬随意耳……
当今琴人间，惟虞山吴文光先生之音乐气质几近天才狂生，又有家传宗师遗风，其琴如山林气度，雄美壮丽，长笑饮恨，不苟流俗……但遗憾的是他收入《虞山吴氏琴谱》里的，也是《神奇秘谱·离骚》。
《琴学初津》曾云《离骚》为曲：“始则抑郁，继则豪爽”。
虽仍然不彻底，却还是道出了其中的血气。
我以为：朱长文《琴史》上的“琴人屈原”，首先是一个“楚狂”，一个愤怒的思想家，然后才是古琴家或音乐家。而作为《离骚》曲的实际作者陈康士，也许倒是与屈原心通之人。陈康士——《琴史》上作“陈康”，字安道，晚唐琴家，活动于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当时以“善琴知名”。他曾向东岳道士梅复元学琴，与诗人皮日休等友善。他十分强调琴人自已体会音乐，曾云：“余学琴虽因师启声，后乃自悟。”《琴史》上还记载着他的叛逆态度，他说：“自元和、长庆以来，前辈得名之士，多不明于调韵，或手达者伤于流俗，声达者患于直置，皆止师传，不从心得。”
可见，陈康士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音乐家，是重心得的性情中人。
就算《离骚》原曲真是屈原自己所作，那也只有陈康士这样不拘泥于师传的音乐家，才能将其改编整理为今天这个样子。陈康士曾辑《琴谱》十三卷、《琴书正声》十卷、又撰《琴调》十七卷，《琴谱记》一卷、《楚调五章》一卷，以及《离骚》谱一卷——此曲可以说是自“安史之乱”后，最具有愤世意义的的唐朝古琴作品。后由于《离骚》作为文学的伟大，也由于琴曲《离骚》的激烈风格，雄武旋律，它于是感染了历代很多琴人与音乐家。如到明、清之间，《离骚》曲的传谱竟多达三十八种！而到了1980年，作曲家谭盾还曾以“离骚”为名写过一个单乐章现代管弦乐曲。
华夏帝国，六艺之根，皆出自上三皇之王道伐天下，分而为政、为家、为诸子、为工技……故战国时，楚国山林狂人鹖冠子常称上古王道精神曰“王斧”。盖云王道之锋利，大气与沉重，如天地之间的巨斧。如《鹖冠子·王斧》云：“王斧者，非一世之利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然哉斯言——“王斧”的精神，就是以死换取生人之生的精神。相当于以毒攻毒、以杀止杀。这莫不与世界历史上各伟大思想的力量、与琴之音乐、《离骚》之精神相类耳！犹记得上世纪奥地利现代小说家卡夫卡曾道：“小说就应该象一把斧子，砍开人们冻结的心灵”。其实，所有的艺术与音乐亦莫不如此。
《西麓堂琴统·离骚》就是一把“古琴音乐之斧”。
它是古琴传谱中难得的“重器”之一，是可以与“广陵散”、“乌夜啼“或“胡笳”系列等琴曲相提并论的，其旋律可以称鬼斧神工的钟鼎之作。

鬼雄

屈原《九歌·国殇》云：“魂魄毅兮为鬼雄”。
古代汉语中，殇字的本意——就是“无主之鬼”。屈原是一个没有主人、祖国以及任何意识形态的鬼。他是从灵魂中、从骨子里意志坚毅、不被死亡征服的人，堪称鬼雄。所以宋人李易安写诗赞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与项羽的楚狂精神，都可说是不世出的鬼雄天才，是楚文化乃至整个上古中国文化的魁星龙凤。但他们作为鬼雄与天才的悲剧性，却又是对这个文化与国家的最大反讽！因为正是这个文明把他们哺育成人，又再把他们打倒成鬼，最后还要成“半神”——英雄崇拜。但谁都清楚，鬼雄成不了神。不但成不了，若赶上类似“文革”的时代，就是几千年前的鬼也会被定为“牛鬼蛇神”，受到攻击。
其实鬼雄的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独醒”。
这孤独的醒觉——是多么地恐怖。
在帝国文明与战争的混战中，屈原看到的是一个满世界昏君、市侩、懦夫与小人的天下。他觉得天谴闪电，无处可逃……。
近代之人中，鲁迅也算是半个“狂人”，他曾将“屈赋”的一些段落作为《彷徨》一书的题辞写在封面，还曾说：中国就象个无门无窗的铁屋子，所有人都在酣睡。这时候，那第一个醒来的人——就是最痛苦的！的确，鲁迅的“独醒”可以和屈原媲美。但鲁迅毕竟也没有自杀，他没有成为“鬼雄”。因为他还带着最后那一点“狂人日记”式的希望：要“救救孩子”。
而自西学东渐以来，华夏人文淆乱，去国昏聩……。
若以腐朽封锁，抱残守缺之君父“杀子文化”而立于世界，何论拯救？
有时候想起来是可怕的……两千年过去了，偌大的中国，就再没有出过第二个屈原。再没有一个既对这文明提出置疑，又走向自杀的诗人、琴人。（就是1989年那位少年天才海子的死也完全是因为诗与生活的冲突，而非对本土文明的绝望。）
中国历代诗人精神都可以归类：如嵇康、李白道家；杜甫、常建儒家；王维“诗佛”，长啸竹林；卢纶英雄，雪满弓刀；鲍参军、李长吉世称“鬼才”；白香山、李商隐婉约“淫诗”；其他如三谢小杜、寒山拾得、王梵志、释皎然等，虽得大道，却略输雄才风骨；而曹操、苏轼、李后主、辛弃疾、王安石、陆游、邵雍、刘基等，又非写君王成败之意，即为红尘隐现之叹。惟独屈原——从没人敢说他是什么宗教，什么派，什么主义，什么家或绰号什么。
屈原只有一个，再也没出现第二个，犹类《广陵散》之古琴武曲，再也没有第二首，是一种绝唱。他不属于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十大宗教中的任何一教，也就等于不属于这个文明。就是他的“自戕”，也与“文革”时傅雷、老舍、顾圣婴、沈知白等文人乐人之自戕性质不同。后者都是来自社会的激变……。
屈原的绝望是来自骨子里、血液里的。可又与这个文明血脉相连。如今，那些大言不惭的名家们总说屈原自沉汨罗江是为了什么楚国？什么主义……这真是多么天大的鬼话！如此一来，他的确只是给这个国家的好吃的草民们留下了一大堆“粽子传统”罢了。司马迁又何以敢论屈原为“与日月争光”？
他们不懂，屈原的“离别之骚”——为何是连大自然都不要的了？！
清初 “狂人”批评家金圣叹，总揽千年文雄以批“六才子书”，排行次序为：屈原《离骚》、庄周《庄子》、司马迁《史记》、杜甫《杜诗》、施耐庵《水浒》、王实甫《西厢》。后五人虽也都有笑怒万类霜天之才，然皆非敢以自戕否定文明者。可以说，后世才人，能真正超越文明之束缚者，大概只有一个曹雪芹用“情”字能和他相提并论。而曹乃贫弱病故，亦非以血洒谢天下之最直接的“独醒者”。故我以为《离骚》之为曲，虽自“凄凉调”，毋若为“独醒调”更合其神矣。因为如果屈原是错的，那么他为何有着如此不二的地位？而若这个文明本身是错的、是扭曲的，那所谓“琴之道”又在哪里呢？
古琴音乐也不过就是这文明中的一个局部而已。
除非古琴仅仅就是一个乐器，我们不要看它后面的那些东西。
若看，就会有所思。但很“不幸”，古琴的人文性质太强了，它的存在更象是一个器皿、一幢复杂庞大的古建筑群，里面住满了历代游移期间、隐逸、疯狂或喋血的幽灵、琴精……我们不得不注视它神秘的背景。且近代革命以来，国人多暴殄天物。“红劫”长难，消弭才情；物欲呼啸，喧嚣人心。古之鬼雄气节，狂傲清高之胆魄远矣。或有一二幽怨，些微孤恨，托于音乐之中，也不过能慰籍一点春夏之燥闷，秋冬之冷落耳。岂敢他想？

乱曰：

花不可见其骸，血不可见其冷。世无鬼雄则罢，若有鬼雄，吾浮生不可见其长啸冥界而再无人问。窃以为琴之哀莫大于此，拟作“琴斧”记之。

2004年8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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