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秀》（五代诗人韦庄与鱼玄机之诗案猜想）

《骨秀》

五代诗人韦庄与鱼玄机之诗案猜想

内库烧为锦绣灰

天街踏尽公卿骨

门前积雪深三尺

火满红炉酒满瓢

江村入夏多雷雨

晓作狂霖晚又晴

波浪不知深几许

南湖今与北湖平

草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

叶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

根老藏鱼窟，枝低拂客舟。

                      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

    其中“花落钓人头”一句，最让人感觉惊讶。你几乎一下就能想起鱼玄机的戕婢事件，她的放荡、凶狠而妖艳的性格，以及她妓女兼道姑的色情生涯所带给她的世界观。韦庄将这首诗，作为他编选唐人诗集的最后一出压轴戏，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也暗含寓意。
    无论如何，韦庄的诗、文与编辑才能，都是优秀的。但惟独他的词，难以达到他自己在其它方面的高度。譬如他写得最有名的词，大约也就是这首了：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清人陈廷焯云：“端己词凄艳入骨髓，飞卿之流亚也”。
    而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别的说得不错，关于韦庄词的这个说法却有问题。骨秀二字，若说韦庄诗文尚可。在韦庄词中，这只能是一个喝倒彩式的比喻。
    的确，韦庄词虽不可能像温庭筠那么典雅，也不可能有亡国之李后主那样悲怆深远。但说他的词有着激人的骨鲠之气，这就言重了。更关键的是，这个人的骨子里也许有野性，也非常妩媚，即所谓骨秀，但这些却并不在他的词里——而是在他的文章中！而且，自从有了对这两、三位词人之男女性别与身世谜语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韦庄词的形象就在我心里发生了变化。我断定了他写作这些词的荒谬性和勉强性。因为这些词，让他似乎更接近那些有着严重婉约脂粉气质的女词人们了。若说韦庄的诗文在整体上骨秀，那我承认。尤其是那篇伟大的叙事诗《秦妇吟》。因为自民国后，研究韦庄词或《秦妇吟》的学者很多，如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王重民、以及英国人纪尔斯（Lionel Giles）等等。对韦庄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其中最详尽的，应该还是陈寅恪先生的《韦庄“秦妇吟”校笺》一文，收入《寒柳堂集》。陈详细考证了韦庄写作此诗的年代与行走的地理位置，时间和诗文的涵义。而那时的学者，出于学术的严谨或伦理学的忌讳，自然对“韦鱼关系”的敏感深渊，还未能涉足。我所参考的文献，大多来自我早年收藏的《韦庄集校注》（四川社科院出版，1984年）。此书是韦庄诗词文合集，附录则达120余页，甚厚。自唐宋至明清之人论韦庄之文字，到近代重要的关于考证《秦妇吟》残句的文献，包括此诗与敦煌学之关系，也尽收在书中，读起来一气呵成。唯独对所谓“韦鱼关系”，丝毫没有提及，甚憾。也许，关于他们之间第一历史真相的“哥德巴赫猜想”，并不太重要。重要的还是文学的品质，语言的品质与人的品质。
    宋人杨偍《古今诗话》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空相忆，何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情意凄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闻之，遂不食而卒。

    据说，韦庄为了宠爱的这个女词人之死，还写过很多悼亡词。而此事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被认为是虚构的。因为据说前蜀高祖王建是一个很善待士人的皇帝。但我却认为也不一定。谁能证明官修历史就是公正或真实的呢？起码，在这则故事中，我看到了韦庄在蜀任宰相时，也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状态。或许正因为韦庄自己的词平常，所以他才特别地爱那些天赋高的美女词人或女诗人。这从他编《又玄集》时收录了那么多女子的作品就能看得出来。而当他热恋的女词人兼爱妾被皇帝霸占了，他却又无法发作，顶多也就是写更多的词来文学地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和哀愁罢了。这就是传统制度与伦理下的帝国文人臣子最典型的心理与行为，并不罕见。
    韦庄为什么在当权之后，不再提《秦妇吟》了？甚至还严禁身边的人传抄他的这首作品？
    这一点，鲁迅曾在《准风月谈·查旧账》里说得最透彻：“古人怕查旧账，蜀的韦庄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的《秦妇吟》,待到他显达之后都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抄本也想法消灭。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然而那苦心却也还是可以想见。”鲁迅所说的“苦心”什么？即韦庄意识到自己早年写的白话文诗篇，或对底层、血腥、愚昧与战乱的描述，与他后来的宰相身份不再相称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古代中国文人不可能是萨特，他们很多都是对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无法谢绝，甚至反倒是非常信仰的人。何况韦庄自己已涉及到这种荣誉的核心权力之中。就是最亲爱的人被权力占有了，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甘做奴才。于是，他就刻意阉割了自己当初那个最真实，也是最雄性的诗人一面。他从对乱世的批判，倒向脂粉气息浓厚的词牌里去，在阴气十足的意淫中躲避自己尖锐和刚烈的一面。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能把韦庄与鱼玄机联系到一起，而不是他们的年谱与政治史。也就是说，又可能在残唐那一个填词时代，很多诗人与词人都写了类似的东西，而混乱的时局与出版，把他们的一些作品混淆在了一起。而就算他们在历史上的确是两个人，根本不相干，那韦庄的这些词，也算是一种残酷的“文学变性”了。我在韦庄词中看到的，都是一句句羸弱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假唱。此等事，作为才情纵横的道姑、诗人兼妓女的鱼玄机也并不陌生。为了仕途的荣耀和偏见，韦庄一边写诗，一边填词；一边保持自己士大夫文学那种“诗言志”的高古境界，却又一边遮蔽了自己的真性情，秘密进行着一种向文学撒谎的帝国官僚式词写作。所谓骨秀，实为骨软。而词这种到宋以后遂风靡天下的准音乐文学体裁，虽然也有像陆、辛、苏、欧等的大家气象，但论总体的气质，仍然是让古诗的锋芒语境直接落入了市井肤浅与媚俗审美的结局之中。对于古代诗史本身来说，词，意味着一场对严肃诗学的慢性谋杀。做作胭脂覆盖了天真血色，绫罗绸缎遮蔽了性情肉身。故自宋室南渡后，古汉语再无大诗人。而明诗、清诗与民国旧体诗之复古主义虽风靡一时，也不过是对盛唐气象的一次次伪善的抄袭。透过抒情与时间的烟雾，从今天来看当年韦庄的这场“文学变性”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韦鱼关系”的一般历史真相，故事和传奇，其实也不需要再考证什么。因为那不过就是一道传统中国文人司空见惯的心灵硬伤罢了。

2009-4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