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许诺》

杨典发表于: 2009-4-01 15:12 来源: 今天

《恶的许诺》

在几千万年中，每一瞬间都有几亿万个细胞不断地分裂、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早晨，我看着一只玻璃壶中正在滚沸着的水，无数的气泡出现、上升，然后破灭。这就是所有生命的繁衍。每天，都有无数人在性交与怀孕，有豆芽一样的胎儿在子宫中漂浮旋转，犹如真空中的宇航员。同时，在每座城市的火葬场炉子里，又有无数的僵尸正化为灰烬，死亡的黑烟在高空飘散。从精子、胎儿、摇篮、童子、成人到老头与坟墓，参差起伏，密密麻麻。人，作为宇宙时间里自生自灭的物种，就象是这壶沸腾开水中的亿万个气泡，随时都在产生、变大、扩散、浮出水面，然后崩溃……只是看上去似乎很慢，一般几十年才一次生灭。
水里面有什么？除H²O之外，水里面什么也没有。
水是纯净的水……？天底下没有纯净的水，因此水能导电，这是常识。水里有很多杂物，不仅有细菌，有漂白粉，有土渣，还有水碱。
世界也是如此，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每天都有人在出生入死。
记得有一年夏天，艺术家武权送我一张他的先锋影像作品《观音》，拍摄的就是一锅开水从加热、沸腾到蒸发干净的全过程。当时我没看懂。觉得很枯燥。后来看清楚了，原来是开水烧干之后，那锅底呈现出的水碱形状，竟然很象一个在光晕中盘腿端坐着的“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十分诡异的浮雕式图像。艺术家的想法经常都很荒谬，发现其中的妙处则需要时间。
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句道家的话看似物理学和中国式的保守主义，似乎是劝人活得要糊涂点，别太清醒了，否则死路一条。但这话中却也蕴涵着神学。自然规律可以代替神性本喻吗？美国女汉学家艾兰写《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就探讨了中国这种拜物思想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她认为可以。中国人最崇尚水的方法，有所谓的水崇拜。上善若水。胜兵如水。静如止水。偌大的文明造就了一个偌大的水码头，人人都懂善为人下。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从李耳的肉眼到悉达多的教义，都是连鱼和浮游微生物也不放过的。地球就是一勺水，而且勺把子和勺底子并不大。海水多于大陆。但所有这些都还在形而下。真正的形而上是无偶像的，哪管它这神哪佛，也不管它地、水、火、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乃至植物荣枯代谢，直到江河湖海的蒸发、降雨、封冻、融化、再蒸发……即一种运动的状态。这就是生灭。
如伪《阴符经》所云：“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万物都有生灭，人类的社会、传统、学说或制度也一样。
很多东西古代都有过，只是换了一幅现代的面孔，又转回来了。于是，一代代的人就不断地被吸引，也被欺骗。古希腊人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既然无新事，为何大家还是反复被迷惑，被折腾，甚至自己也成为混沌循环中的一个帮凶呢？这就是因为有许诺，即“理想主义”。宗教理想主义，政治理想主义或人文理想主义，在大脑里的发源处都是一样的。动物无理想。为什么要许诺？在我看来，人类的许诺，和曹操的望梅止渴，其性质与用意都差不多。大凡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越容易产生各类来自领袖们的许诺，以保持大局不崩溃。在中世纪，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宗教许诺都是苦难与暴政统治下的人们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亚历山大攻陷北印度之后，死亡遍地，佛教才开始昌盛，之前，释迦牟尼不过是一个哲学团体的领袖。这样的团体在古印度教流派与城邦里很多。最近基督教考古发现，如英国学者拉尔夫·伊利斯在《耶稣：最后的法老》一书中的说法：当年拿撒勒人耶稣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罗马统治时期一个地下小股起义军的首领。他的被捕是因为起义失败。佛陀与耶稣，最擅长的都是许诺。即：如果你相信，你就得救。记得尼采在《反基督》中云：“佛教从不许诺，仅仅坚持。基督教则是一直许诺，但从不坚持”。这个19世纪的德国狂人没有真正理解佛教，且断章取义。谁说佛教不许诺？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里许诺得多了。虽然这些并非是释迦的本意，但却抓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赌博心理。只是许诺不要粮票，吹牛不上印花税罢了。尽管如此，尼采也算是凭天才抓到了一些神学的精髓。弥赛亚大复仇是许诺，弥勒降临也是许诺。根源都是一个，就是想炮制一种永恒的人间制度，以抵抗人对死亡与恶的恐惧，安慰人在苦难生活中的苟且与对权力及不公平等的愤怒。许诺代表的是对你敢于坚持的奖赏和恩赐。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人为了坚持与成功，兑现那个诱惑人的许诺，结果并未遂愿。而且，往往还有不少人搞得家破人亡，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名不见经传不说，甚至连最普通的人的生活都过不了。有些人变成了“宗教语言谵妄症患者”，见谁就煽动谁的宗教传销者或意识形态传销者。而有些人之所以不成功，据说是因为不愿意改变方法。他们宁肯改变先前信仰的偶像，也不改变方法。还据说，一个人想成功，就一定要注意方法，改变方法——也就是说你信任许诺，但并不一定要坚持道义。为了达到彼岸，你可以不择手段。那些以道德审判为借口打击别人的，不也正是来自道德许诺吗？而成王败寇之道，也就成了唯一的史官之笔了，这也不算什么新鲜罢。
只有一点很让人迷惘：如果改变后的方法与信仰许诺的道义是矛盾的，那该怎么办呢？
譬如说，为了实现某神佛或某主义许诺的世界，去杀人越货，铲除异己，迫害无辜者，甚至是自己的亲友。就像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分析“亚伯拉罕杀子”的心理一样，上帝让你杀掉自己的孩子，以验证对信仰的忠诚。你该怎么办？怀疑还是反抗？如果你不去做，你就失去了兑现许诺的机会。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恐怖、宗教裁判所、僧兵、大革命、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纳粹哲学或者斯大林与毛时代的众多现象，哪一样不是带着坚决的信仰而开始的恐怖的方法呢？哪一样不是先许诺了一个乌托邦，却并不坚持曾许诺过的道德与方法，在前往乌托邦的道路上搞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飞沙走石，一路疯狂？最后，那本企图抢夺金羊毛的血腥战船与杀手们，却停靠在了一个普通的岛上，永远过起了平庸的生活。再譬如，在商业社会，如果我们必须反对艺术中的美好，正义和愤世嫉俗，才能成为所谓的“成功艺术家”（而且衡量这个成功的标准是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遵守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呢？
人们在这个十字路口彻底迷惑了，晕了，散了。
结果，就导致了现代人信仰的普遍大匮乏、大贬值与大崩溃。因为，如果我们要逃避那杀子一样痛苦的选择与考验，那我们就干脆不去参加任何有关许诺的赌博。我们不如什么都不信。
一切以许诺为前提的价值观，无论是来自宗教、政治还是传统文化，全都被为谋生而疲于奔命的人抛弃到了垃圾堆里。我们信什么？告诉你，什么也不信。我们只信正在拿到手的和已经拿到手的东西。差一点都不行。哪怕一分钟之前都还不拿到手的东西，我们都绝不会信。而为了顺利地把你要的东西拿到手，就需要计算利益的多少和准确性，以便操控事态与人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于是，这就有了所谓的：量化时代的来临。
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计算的。整个世界的存在，无论物质还是情感，现在都可以象《数字化生存》所说的的Bit一样被衡量，究竟价值多少。而货币与拜金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已经远不仅是商业价值观了，而是恶魔一般地蜕变成了中国浮士德式的思想价值观。我们的传统被量化、文明被量化，每个人的良知、学识、生活、爱情、友谊、精神与信仰等也被量化。宗教或文革中的靡菲斯托叫权力，现在则叫利益。所有构成你存在的东西，全都以你成功与否来作为坐标参照系，衡量你的价值。而你的内存越大的，据说才能越接近那个所谓的许诺：因为运算这一切需要有很大的心灵空间。
量化之神许诺给你的，与当初那些个神祇、那些个领袖和思想许诺给你的是那么地相似——即如果你达标，你将获得世界和幸福。
而一路上，你则将成为这位新主人那神秘戒尺的俘虏和走狗。
于是新情况又出现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到处都能见到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文学家。但是，你在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有伟大的人文情怀和人格魅力的。在20世纪初，一次演说、一篇杂文、一部小说或一首诗里的思想，就可以震撼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一代人的心灵。仅仅是因为那时充满战争、灾难和革命，所以才会出现那些大师吗？不是。我认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一切都还没有被“量化”。量化就像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量化这东西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个人的敏感和反抗显得太渺小了。就连“纯粹理性批判”式的话，也容易被人误解为牢骚、愤青、不平衡等。这个量化时代之强大，甚至连基本的人文精神都容不下了——你对一切苦难与不公平都必须跪下来说：我同意。因为存在皆合理。而只有当你把一大叠货币，象怀恨在心一样揣到怀里的同时，你才发现你又是反对这个意识形态的。
这之前，生活的压力不允许你思辩，也来不及思辩。
如果用18世纪西方历史来比喻，中国目前爆发的似乎是一场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全都是皇帝、贵族、士大夫、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本质，即农民。现在则人人争当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文盲商人。而且每个人还都站在自己现在的阶级说话，明天谁的阶级变了（无论是变穷变富），则又会说另一番话来修正自己。知识的作用在中国历来就是拿来庇护阶级差异和为利益共同体辩护的。
其实我们一直知道什么叫许诺，也知道自己也不一定能不坚持，或者遵守诺言。就好像只有少数中国人会守时一样。我个人的阅历最能说明问题，凡是与朋友有约，从我小时候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永远都是我在等别人。而那些姗姗来迟的人，并不因此而愧疚，我听到最多的解释不过都是一种寒暄，下次还照旧。爱情不许诺忠贞，友谊不许诺忠诚，朋友约会与社会契约协议也不许诺尊重。虽然大家一直口头上甚至下笔去承诺自己一定遵守。但那有什么关系，中国司法不保护弱势群体。而就算司法独立了，保护弱者了，也管不了情感与家务事，更何况越进步的司法还越会完善保释制度呢。保释制度的基础是什么？钱。再民主的审判程序，没有交钱，照样灭你。保释许诺给你的，其实和宗教与拜金主义许诺给你的一样：只要相信我，你就会得救。
而且，你别以为你只要什么都不信，就能躲避掉那纵横古今，霸占人性的“许诺主义”所布下的天罗地网吗？未必。
在一个至今没有真正宗教精神，只有依然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描述的那种宗法社会与乡土主义至上的国家，偶像崇拜就会变着花样叫你磕头。那一尊真名叫做“奴性”的金身，就会从农业社会的佛像，变成集权时代的毛主席像章，再变成商业社会的账号与量化。用俄罗斯神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我们都是“被奴役的人”。不仅被错误的思想奴役，也被美、自由、自然、集体主义或金钱所奴役。奴役得久了，便什么都不信了。奴役得久了，心里便有了鲁迅所说的恨：“自看透世态炎凉之后，我就恨这个社会”。奴役得久了，于是这里的政治没有道义，这里的文化没有自由，这里的爱与婚姻没有无私，这里的商业也没有信誉。国营店里的服务员都跟仇人似的，而私营店里服务员的脸又都跟喝了糖尿一样，装喜兴都装得那么假。在中国生活，你没法不宿命。要不祖宗三代都会一脑门子官司。你们家要没有区人民法院的亲戚，从小买根泡泡糖都有可能憋屈死你。虽然每家小铺子门口都写着“童叟无欺”。
那么，在长达千年的许诺与欺骗交叉编织的大环境下，中国人靠什么来支撑着自己的道德神经，尽量维系而不崩溃呢？无疑，还是宗教与传统文化中那些最具有欺骗性的思想体系。无论是信天命，信佛还是信道，其根本都是胡适当年所说的那种“靠天思想”。而你何以验证佛教的体系、儒家的体系或道家的体系就不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是20世纪很多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你又何以验证“宗教不能验证，只能信仰”这句话不是荒谬的？这些说到底，都无法验证。人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与别人的行为，来验证每个人的教养或情感的差异，智慧的级别或爱的深浅。但是，在那个“伟大的许诺”笼罩下，你无法验证你所看到的是善的和可信的。宗教神秘主义、铁幕政治与商业潜规则，都设立了密密麻麻的对付各种质问的诠释方法和非正义的手段，它们建立的语言结构和利益诱惑体系，早就像原始森林里的树枝一样繁茂，遮蔽着独立思想的阳光。谁进去了，都会觉得自己是一只孤独的野兽，前方没有食物，周围全是陷阱，生活只是从一个黑夜到另一个黑夜的奔波。
你只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和一些胡思乱想。
所以，我们也不要对那些放弃追求的人表示愤怒。谁都有愤怒，但并不是谁都有坚持的义务。谁都有需要养活的亲人和生活的艰难。而一切的许诺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以主的名义、佛的教唆、子曰、书云、天地君亲师之所谓，以历代帝王的旨意、一切领袖和导师们的最高指示，以狂哲并情种的呐喊，以英雄与蝴蝶的口吻，以从上古恶魔到今天所有飞禽走兽们的语气，以大自然、核武器、细菌和海的梦呓——我们可以默认：人类的结局都逃不过一片灰烬。于是，这个早晨，我看着一只玻璃壶中沸腾的水，无数气泡的生灭，我知道这就是一切之理。所有之外的东西，都不过是虚妄的、奢侈的意象罢了。有何进步可言？那量化时代对你许诺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也会把你打入地狱里，就和过去它打击那些企图兑现宗教许诺或乌托邦许诺的人一样，你相信吗，最后你可能连量化与利益也不会再相信，只觉得一切都是空的，而这也正是真理的奥义。

2008—09-4 北京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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