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²音乐之幂》

杨典发表于: 2009-2-18 16:06 来源: 今天

《6米²音乐之幂》

每个人脑中都有别人不能破译的记忆密码。
而记忆是一个暴君，他不管你是否愿意，随时会打搅你，攻击你甚至消灭你的感官。譬如，当我有一次遇到一个陌生的、头发棕黑的美人时，我首先不是为她的容貌感到惊讶，而是忽然觉得我认识她。就像忽然听到了德彪西的钢琴曲《亚麻色头发的姑娘》一样，脑海中闪现出了17岁的时光。请相信，我这不是在调侃，不是为调情，也不是炫耀对审美的敏感。
十几岁时，我和其他同龄少年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动辄愤怒，经常犯浑，没事就坐在音乐学院那前清建筑的台阶上扯淡，或从宿舍的窗台上往下吐唾沫。我们晒着太阳，吹着啤酒瓶，大喊大叫，或者午夜出发去附近的小黑店喝酒。少年时代就浓缩成了这样一个景象，一个往事的幻影，好像从来就不会有所改变，也不会怀疑是否记错了？音乐的记忆就像胎记，宿疾和指纹——非你莫属。你多少年后再听同一首曲子，也还是这样。就好象清朝的人听到了京戏、民国的人听到了古琴和周璇、六十年代的人听到了《梁祝》和样板戏、八十年代的人听到了抒情歌曲、交响乐、崔健的摇滚和邓丽君……这世界上有千万种音乐。每一种好的音乐都不乏优点。但只有一种音乐，会象遗传基因和本性一样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长在我们的骨髓里，那就是有生活记忆的音乐。这有点象人在童年时的味觉烙印，终生难以磨灭。譬如至今，我每次只要一吃豆浆油条，就会非常直接地想起七十年代的气味，想起小时侯在重庆住过的那条街，那大街上的石头、烟雾、车的喧嚣、树、早晨的风、以及那些早已消失在生活中的人。
我的听本能——或音乐本能，来自我的家庭。
“音乐”就长在我的肉里，跟穴位一样，拔都拔不出来。
虽然说，在娘胎里时父母就给我放音乐，小提琴、钢琴或者摇篮曲……但那时候人还没有记忆，只有听本能。最早的听本能是从1岁到10岁，基本上还是后毛泽东时代，在重庆歌剧团的院子里。虽然我拉过小提琴，也弹过不少钢琴练习曲，但对于听的记忆大多是政治音乐，是样板戏和电影里的歌曲，是父亲在乐池里指挥排练，而台上是《洪湖赤卫队》或《火把节》。院子里有时能听见人在练琴、吹号、吊嗓子……但都十分刺耳。毛时代的高音喇叭，喊叫与游行的声音，又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将一切打断。
真正的纯音乐记忆，开始于我1985年到北京，住进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那是中国正在开始“85新潮”与文艺复兴的时代。
我住在一间漏雨的平房里，只有6平方米。
这是一间过去的老琴房。床底下有老鼠，墙根缝里有土鳖。有一张破旧的上下床，有时还有人来练琴。那是些潮湿的冬夜和焦虑的下午。在少年时代幽居的情绪中，6平方米的地方，产生过无法计算的音乐记忆和激烈的听觉冲击。暴风雨一般的音符几乎就长在了墙灰上、门缝里、书籍中。我听熟了父亲储藏的全部录音带，以及朋友之间经常会谈论的所有曲子。当时为了节省地方，我家的磁带全都凌空搁在一块木板上，而木板钉在墙上。磁带的总量大约是一百五十盘左右。每十盘一盒，壮观地排成一字形。北京那时候冬天很冷，每天水管冻上了，都得用开水才能浇开。风雪横扫门槛，朝霞喂养细菌。我在屋里总是一边烧着开水，一边听音乐、读书。水蒸气凝结在窗玻璃上，形成海市蜃楼一样的冰花。屋子里除了床，还有钢琴、提琴、一个大铁炉子、一串烟筒、一张破木头桌子、两把蹩脚的椅子、一个画架、一个书架。由于书架小，不少放不下的书就堆积在床头。另外还有乱七八糟的衣服、皮箱、琴盒子、以及锅碗瓢盆……
你能想象6平方米的空间能放下这些东西吗？
的确放下了，只是拥挤得像个杂货铺。
你坐在床上几乎就可以开门，可以看见窗外的一切。
而正是这样一个极端狭窄的压缩空间，却是我的音乐广场。
盒式磁带，在那个时候被叫做音乐的“罐头食品”。也就是垃圾食品。因为磁带每次听都是一样的，缺乏现场演奏的有机性，所以曾被视为营养单调的音乐僵尸。但有什么办法呢？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反复听这些罐头，以满足那个时代对音乐匮乏的渴求。从家里的磁带开始，到图书馆的藏品，到朋友们互相交换，流传的稀有打卡带：小提琴曲、钢琴曲、长笛、大提琴、黑管等等，这些乐器与和声所承载出的无数的音乐作品，无论管弦乐曲、交响乐或协奏曲、独奏与重奏，歌剧或舞剧序曲，再加上逐渐流进中国地下的美国电声音乐……都是在这个时期，以暴风雨般的方式轰炸着我的耳朵。但当时崇拜的，主要还是各种西方演奏家如霍洛维茨、鲁宾斯坦、阿格瑞奇、柯冈、斯特恩、伊沙以、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海菲茨、朱克曼、郑京和、狄雷、帕尔曼、谢林、罗斯特罗波维奇、卡萨尔斯等，还有一些印度音乐、如手鼓和席它尔琴手的演奏。作曲家们自然不用说，但指挥家我们却并不觉得如何牛逼，因为19世纪才有第一个专业指挥。过去都是作曲家自己指挥。托斯卡尼尼、卡拉扬、伏尔泰温格勒或索尔蒂等，也是因为历史原因才受到我们关注。
总之，你能想象一个人在七年中能集中听多少音乐吗？那间斗室我住了七年多。每天，都有一架砖头录音机，在不断地播放着各种音乐。在这些音乐陪伴下，我开始写诗，读书和疯狂地画画。当时读过的书有些都忘了，画过的画也都差不多散失了。但是“音乐”符号却不会丢失，而是呈幂次方增长。
我记得，后来看俄罗斯诗人曼捷斯塔姆在《阿克梅派的早晨》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数学家能不假思索地算出一个九位数的二次幂，这场面叫我们惊诧不已。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一个诗人也能求出一个现象的九次幂。艺术作品简朴的外表时常给我们以假象，使我们无视它所具有的神奇的、浓缩的真实。

幂是一个数学术语，指同一个数的不断乘方。最多可达九次。
我的斗室是六平方米，而6的九次幂——那就是10077696！
这是一个极度夸张的数字，大概来说，就是一千多万。而且幂与“谜”字谐音——用以形容我庞杂、密集而多元的音乐记忆，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艺术家对现象的反馈与幻觉，是永远无法计算的。
一个音乐倾听者，重要的不是听什么，而是你在听的时候或听的年代里成为了什么？听，是一种塑造。
多年后，我曾故地重游，坐在音乐学院前院王府大殿的树下，想起20年前曾坐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下午，也是这样一种阳光，我和那些少年时代的友人一起，拿着刚从食堂买的饭，抽着烟晒太阳，狂笑着，并对路过的女生吹着口哨……那是1989年以前的下午和阳光。接近“古代”的下午和阳光。音乐学院的有些角落里，还残留着当年的痕迹，影子或建筑。有一些熟悉的面孔象幽灵一般游荡过去，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今天，新的学生就象我们当年一样，脸上带着骄傲、激烈而优美的青春在走来走去。我想起1987年夜晚的雪、也想起两年后绝食的同学。想起一些人自杀了，一些人疯了，一些人病死了，一些人永远离开了。想起二号楼门口的槐树、图书馆、想起那个革命的春天和满院子挥舞的红旗、条幅与口号……当然，最重要的是，想起听过的那些音乐！仿佛所有的旋律都混沌在一起了。这里就是“我的音乐学院”。是我幽居过近七年的地方，是我早年梦想的核心：就在那6平方的小屋里，我几乎幻想过所有的天空，喝完了溶入血液的酒，也读完了该读的书。
这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那种——《一间自己的屋子》。
我记得当时，有些朋友来找我，通常都是不敲门，直接拉门而入。有时候甚至是半夜，也不管我是否睡了，直接就进来找我聊天。有些朋友晚了回不去，就把钢琴的底板拆下来，搭在两个板凳上，变成一张“床”睡觉。
而那架砖头录音机，就是到半夜，也很少休息。
很多年后我发现，我发现，那时候的音乐就算听再多，却依然有一种干净和纯粹。因为那些音乐都属于同一个美学范围。所有雨都是一滴雨。
但现在就不同了。在今天的大街上，我们能听到太杂的“声音”。据说，现在走丢的狗，一般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是因为大街上的味道太多，不像过去，狗凭借自己熟悉的嗅觉就能找到家。汽油烟和香水涂抹了一切。音乐（或声音）也一样。汽车喇叭声、人声、加上超市与商店里播放的音乐、电影音乐、宗教音乐、世界音乐、广告、吆喝、尖叫、爵士乐、摇滚、重金属、港台流行歌、曲艺说唱以及网络上的mp3……这些汇聚成了混乱的一团，抹掉了明显的标记。我们很难说得清楚，哪一种音乐是这个时代的准确记忆。
如果时光到了未来，我们也未必能找到返回今天的听觉道路。
但是过去就不同。我们很容易在听觉中回到过去。那些曲子其实成了那时候生活的一种记忆录音。譬如，那时候听得最多的，是拉威尔的管弦乐曲《达芙妮与赫洛亚》，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第五《革命》。如今一听到这些曲子，就如一听到瓦格纳《汤豪舍》序曲，或布鲁克纳的交响乐的时候一样，我不可能去幻想什么古希腊或德国神话，也不会想到俄罗斯的冬天。这些其实与我无关。在那一刹那间，我脑中的第一反应，是立刻浮现出鲍家街的树荫，与醇亲王府（音乐学院）冬天的样子、院子里的树、红眼楼、地下室澡堂、五号楼后的旧琴房、篮球场上的叫声以及那斗室窗外纷飞的大雪……
听的塑造，或许就是让你变成一个尊重过去的人，怀念的人。有时候，一首其实很难听的曲子，也会因为属于你的某个人生时期，某一场生活的符号，而变成了让你感动的声音。
这是对一个人的私生活、往事与狭窄空间的怀念，也是对情绪和大自然的怀念。在这种抒情的怀念中，有些人是音乐家，有些人是听众。据说，耳朵是人类在胎儿时期就发挥作用的第一个苏醒的器官。梅纽因说：“当我们还没有看、没有触摸、没有品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开始听了”。胎儿都是依靠倾听母亲的心跳而平衡羊水里的身体与情绪的。但是，我们无法怀念子宫。尽管如此，听——作为一种特殊的“怀念本能”却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我们长大成人。听是独立的，不用大脑思考。从音乐，到诗歌的阅读、到爱人的情话、到朋友的交谈、到暴力与武器的喧嚣、到工业机器与邻居的尖叫、到北京秋天树叶的沙沙声、到雷声、雨点声或山水中一切自然运动的风声……无一不让我们去怀念生命的存在。对于6平方米斗室的音乐记忆、美与符号，就在这种怀念的九次幂中不断增长，终于成了一个让我永远不能统计的天文数字。
听——不仅来自过去，也会诠释过去，成为过去。
所以，当我偶然看见阳光洒在了那个姑娘棕色的长头发上，听到她发出笑声时，我就在想，我也许本来就认识她：因为她就是音乐。

2007—09年

[ 本帖最后由杨典于 2009-2-19 14: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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