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婊子及其它》

杨典发表于: 2009-2-13 16:49 来源: 今天

《君子、婊子及其它》

戏子、厨子、婊子、君子

无义、贪婪、绝情、虚伪——如果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些东西，他们的四大代表，就是戏子、厨子、婊子、君子。太多的娱乐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戏子，太多的饕餮主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厨子，太多的贫穷懒惰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婊子，而太多的男权社会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君子。君子就是伪君子。因为世界上其实只有真菌，从没有什么真君子。因为道德审判其实是弱者的行为。我们不做弱者，所以拿道德说事儿其实很无聊。你爱他妈怎么活你随便，没人死拽着你。但是，竟然还有一种人，把这四样都占全了的，还自以为很有才华。那就是小女人。
四个角色的最后一个，我本来想说孔子。
后来我发现，孔子有他个人的东西，和“君子”还不太一样。孔子是被迫搞出个君子主义来的。就不打击他了。孟子云：“女子无才便是德”。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话本来是歧视妇女的。但他真的是在歧视吗？不。孟子也知道女人都是可爱的，美丽的。他也许比我们更爱女人。但他要回避小女人。
一个美好，真实而朴素的女人，一个宁静而本能的女人，往往整天就是喝茶，养花，读书，但从不空谈什么文艺或道德。从不自恋。
过去我不懂，可生活让我终于渐渐明白，孟子这句话并不是针对社会制度或妇女权益说的。他一定是一个过来人。天底下好女人有吗，有。但真的不多。历史上那些所谓歧视妇女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女性崇拜者。譬如孔子、施耐庵、基督、圣奥古斯丁、叔本华、尼采等等，他们的心中其实都充满了爱与恨的纠葛，既有一个地狱中变成了蜘蛛的荡妇，也有一个云端中的贝亚特丽齐。他们知道，潘金莲和林黛玉其实是一个人。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很少有潘金莲与林黛玉，更找不到贝亚特丽齐。她们都在书上。你发现没有，潘金莲虽然很淫荡，但不是婊子；林黛玉很爱读《西厢记》，但不是戏子。为什么？因为她们都很真实。所以她们也就很美丽。而我们生活中呢？我们生活中，很多才女和处女，其本质却是戏子和婊子。满世界都是花袭人和薛宝钗。一个字：俗。两个字：恶俗。因为她惦记的不过都是名利与欲望，没别的。尤其是以女文艺爱好者自居的家庭主妇，或偶尔以家庭主妇自谦的女文人。
他妈的我就喜欢潘金莲了，你怎么着吧？
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女权主义者不同意，那也没办法。如果你们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当女权主义者。你要是实在喜欢慈禧，那也别跟我这儿搞洋务运动，你自己找太监玩去。生活不是垂帘听政。
常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我再加两句：“厨子长嘴，君子短阴”。
厨子很多都是人渣，开过饭馆的都知道，厨子是最难管理的。当面说好话，背后就朝锅里吐唾沫。进二两肉他也能往裤裆里揣一两带回家。家庭妇女是厨子的延续，所以市侩气极浓。但是中国人又爱吃，离不开厨子。凡是重要的日子，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介子推死了就过寒食节，屈原死了就过粽子节。生孩子摆宴席，死了人也摆宴席。再伟大的事情最后都会用吃来解决。这是什么？叫花子文化。厨子就是叫花子的头儿。至于君子……我象“东邪”一样厌恶君子，仇视君子。因为在文化界，君子特别多。我希望见一个灭一个，恨不得象踩苍蝇一样把他们全都踩死。这并非因为“美”从来就是恶魔的特征，撒旦的专利。而是因为君子从不爱大自然，也从没有真正懂得过大自然。君子全都把生殖器当摆设，就好象小女人总喜欢谈艺术一样。小女人还都特别喜欢君子。就因为他们是同类。小女人和君子加在一起，就成了才女。
天底下最不可爱的男人，就是老板，而不可爱的女人，其实就是才女。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没人味儿，而且太不性感了。可你还会发现，文艺界的才女们还总爱找老板，老板们也总爱包养几个文艺界的“才女”。
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物以类聚。
过去有我看见过一则男性征婚广告，里面的男子把自己条件写得很清楚，相貌、工作、收入、住房等等。他对女方的要求也很简单，如相貌端正，身体健康之类。一切正常，只有广告末尾附了一句：“文学女青年勿扰”。
看到这广告的人，所有人都不禁喷饭。
文学女青年是什么？才女。或曰：才女主义者。
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了，过去我们居然把“才女”全当真君子。跟她们丫玩真性情消耗元气。我操，傻逼。注意：历史上如萨福、勃朗特姐妹、西蒙·波娃、杜拉斯、卡米尔·克洛岱尔、伍尔夫、苏珊·桑塔格、蔡琰、苏蕙、李清照、林徽因、张爱玲、普拉斯、茨维塔耶娃……这些女人都是很好的文学家，但并不是才女，而恰恰是反对才女主义的：这叫天才。就算如此，作为平素里能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女人，也许这些天才未必是可爱的。为什么？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能做一个好的作家，那我也会去做一个好的妓女，因为我需要表达”。杜拉斯的小说真好看，但你娶她吗？中国人认为，可爱的女人就好象《浮生六记》中的陈芸，没事帮着丈夫取小妾，那才是真正的自然朴素守妇道。行吗？我看问题也很大。如果你去原野上看动物，忽然看见一头狮子在吃菜，而一只羊在喝血啃骨头，而导游告诉你，这是新研究驯养出的一种君子狮、才女羊。你什么感觉？戏子里还有李渔和梅兰芳，厨子里还有专诸和八大菜系，就连婊子里还有出薛涛、红拂、鱼玄机、苏小小、柳如是呢，抒情与色情，两不耽误。而赛金花和小凤仙虽不写诗，起码还算是个女英雄吧。只有君子们……真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出。几千年了，谁是君子？他们好吃懒做，自恋道德，除了跟着他们混出一大堆“才女”之外，就全是臭狗屎！

那谁、老大、主子、青天

你发现没有？没事的时候，中国人之间互相都“非常认识”。即使本来不认识，也会拼命套磁地问——那谁谁谁，你认识吗？还有那谁，就是认识那谁的那谁？哟，你也认识那谁呀，我也认识啊！婊子读水浒，流氓假仗义。一旦有事的时候，中国人之间就会突然变得“非常不认识”。一般是装着不认识，必要的时候就彻底关机：我不是那谁，怎么会认识那谁？怎么可能是那谁呢？那谁和那谁，爱谁谁！小时候，或者不明白底细的时候，你还以为那个能够认识那么多谁的人，也挺厉害的，这直接导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搞清楚那谁和谁之间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你也就弄懂了什么是中国人，不必读《二十四史》。
为什么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不过主要可以归纳为一点：即奴性。
中国的友谊文化来自墨家侠义道，而义字头上一把刀，之间也有奴性。巨子都让你“死不旋踵”，你还敢抗命不尊吗？不过一般都是敷衍了事，不堪为国人们所道破。中国自古的侠义道，说到底，也都是要服从一个主子的。我记得瞿秋白在1931年写的随笔集《乱弹》中，有一篇叫《吉诃德的时代》，他在文中说得很彻底：“中国的英雄们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你不用问。请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
瞿秋白的文学随笔，有很多与政治无关的，也显得很激烈、极端甚至很不成熟。不过有些篇章，至今读起来，还会为他的文笔感动。难怪他死后是鲁迅替他办的后事。尽管在他眼里，连梁启超、昆曲或古诗都是“鬼”。虽然他并不深刻理解哲学与历史，只是铁血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个文人，但其死的时候，却表现得像一个古人了。据记载：他在临行前夕，刽子手为其摆了酒菜在一座亭子上。他信步行至亭前，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于是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酣时，他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抛开瞿秋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不谈，仅此二句，我想无论是为文学，为文人，他都可以算是有一个大境界了。过去为各种意识形态断头的人如嵇康、李贽、金圣叹、谭嗣同乃至遇罗克等，也不过如此罢。
最关键的是，瞿氏在最后惦记的，不再是任何哲学上的老大，也不是任何国家与革命的领袖。他也许真的看透了奴性。
所以，他思索的是生之本质意义与死亡本身的尊严。
他最明白的是，中国人一直没有醒悟到，其实“主子”是最不重要的。
20世纪中叶，崛起于冷战思维的商业电影《007》里有句话：“人总是会晚一步才发现，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对死去的兄弟说”。
在苦战、鲜血与暴力的漩涡中，兄弟之间用性命换来对终极情感的表达，对背叛的愤怒与仇恨和对危险的蔑视……这不仅是冷战中的西方人，也是中国人自古喜爱英雄主义。从春秋群雄到水浒人物，到瞿秋白的铁血时代，再到今天那些警匪电影中拿着手枪，潇洒地走过血泊与尸体的无论是士大夫、帝王将相、排满斗士、青帮杀手、红军地下党、革命家或黑社会老大，其深入人心的永远都是有着强烈道义精神，而人生又面临艰难选择的“暴徒”。而在金钱量化一切的今天，情义变得更加无价，更加可贵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很难看到。为一把枪、一次约定、一种哲学或一个信物，甘愿为朋友出生入死的人，比恐龙还少。就是有，也基本会被当做恐龙化石受到质疑。只有在艺术作品中，人们还残留着一丝对他的崇拜。
而且现代人又有了新的主子，这就是老板。
“Sir，我不当老大已经很久了！”——这句台词无意间成了反讽的格言。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压力超过性压抑的年代，情义退居到了极端次要的位置。人与人互相衡量关系深浅的尺码，不再是英雄的本质，而是对方所带来的利益。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观，远大于文化价值观。很多时候，就是在古代，也只有那些在名利场上争夺了胜败的人，才被认为是英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只能在睡觉前看电影或小说时，才能缓解一下对传统道义绝迹的失望吗？还是在周末去大街上和某个傻逼打一架，表达一下古典的激情？
企业精英、金融天才、电影导演或地方官僚……英雄也不再是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设立的那些文化、宗教与政治巨匠，而是最直接为资本经营服务的现代财阀。过去英雄们内向的情义被忽略得象一个笑话，代之以最表面的东西。就象铺张浪费的武侠电影一样，华丽的口水淹没了真理。关键是，大家还都挺“客观”。
现在，一个小市民也会带着类似好莱坞大制片的包容心来评价：这是市场需要嘛。KTV包房里的排队小姐都会说：土大款也有成为土大款的理由，当鸡也有当鸡的故事。真宽容啊。所以，我们要想进入对英雄的演义工作，就必须先放弃拿枪，而是腾出手去拿钱。人民币成了最厉害的《武林秘笈》，而美元简直就是《易筋经》，拥有越多，你的功夫就越天下无敌。到那时候，你就是飞花摘叶，也能杀人于无形之中。到那时候，也许你可以再拍一部投资N亿的电影，叫《道义》或者《革命》之类。到那时候，你在记者面前才能充满谦虚地说：“其实我这个人很澹泊……”就是当你与朋友、爱人、兄弟的情感或命运受到威胁时，你都还可以煞有介事地重复：“操，我不当老大已经很久了”！
没有人怀疑你。
只要有货币与剩余价值给你撑腰，你的作品就是毁灭性地破坏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也会被称为青天大老爷的。而你若被累死了，被谋财害命了，也不必你留遗嘱。自然会有人出来帮你写出你的境界：“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无情、滥情、同情、矫情

一个人死亡，即全世界死亡。一个人受灾，即全世界受灾。杀一个人，即杀全世界。救一个人，即救全世界。或曰：莫非一杀一救之间，人即成为世界？此落于小乘，大丈夫不为也。似可以有更深之杀，更大之救，又却在虚无缥缈之间耳。一朵花之荣枯，可以与宇宙万物之生灭并行。一个人的生灭，亦可以同天下有情同血。
有的时候，无情就是有情。菩提萨埵——觉有情。
当今世界，漫天机器，血肉横飞，石下如雨，但其实每个人也都在各自的荒原里。每个人都是孤独一人在灾难中生活。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独自面对一次来自神学的拯救与理性的秘密灌顶。我说的是——独自面对，而非一窝蜂。这很重要。不要革命一窝蜂，嫖娼一窝蜂，释放自己的同情心也一窝蜂。天底下最便宜最简单的就是抛售“同情心”，似乎每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甩出一箩筐来。可怜别人谁不会？跟捐款一样分分钟都可以。小猫崽夭折了我还哭半天呢。况且同情心目前是集体主义，甚至已升级成了民族主义。荒唐。但死者尤死，生者尤生，横中阴以为忘川之水，尔等廉价的眼泪宣泄的只是自己常年无处表现的内分泌与压抑，表达的只是平素生命中从无人理睬的亢奋与孤独。与死者何干？！大漠平沙远，最关键的是要脚踏实地，而非随波逐流。苦难从无断绝过，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更有。中国之天灾从来就是人祸。而这一切之前与一切之后呢？大家还不是继续昏庸，好吃懒做，何曾有过半点愧疚。
我看今日最愤怒着急大喊大叫者，即是往日最麻木者。
尤其是中国的戏子们。当初每天面对路边冻死骨，从没抬正眼看过。
念上世纪几千万非正常死者，何曾有谁如此尊重过他们的生命？今天倒是发了癔症一般，墨家呐喊了几千年都没人响应的“兼爱”思想，今日忽然全给倒出来了，美其名曰：进步了。过去革命杀人时也说进步了。
为什么呢？难道滥情和革命一样，也会进步？
那为何我家门口的那个乞丐依然每天露宿街头？为何每座城市、每条大街上的那些贱民们依然在忍饥挨饿？你何曾看过一下每天在商业路口红绿灯下爬行的残疾人？你何曾半夜到桥洞下去问问流浪孤儿的温饱？眼皮底下的苦难从无人过问，却十分关心万里以外非洲孤儿的营养。这究竟是什么心理？同情心？千年前死的的芸芸众生与今日的芸芸众生，都是众生，为什么厚此薄彼呢？就因为你们今日还活着？难道百年后你们不也是一个死吗？不，不要再欺骗世界了。说到底，依然是肤浅二字罢了。你可知道远方这样浩大惨烈集体的死，恰恰就来自于我们从未关心过身边那些渺小的某个人的死？全世界到处都有非正常死亡，难道人类的生死还有省籍国籍？还有量变与质变？必需是现在时的中国人的死，而且是大批的死，才值得同情？我认为，人对苦难也一定要有平常心，而不是一时的亢奋和出风头。正如人对荣辱生死名利要有平常心一样。无论是“蝴蝶效应”、自然灾害、宗教神秘主义报应还是印度次大陆版块漂移带来的恐惧，在平常心面前，这些都是次要的。每天出现在街头的孤儿，不全是骗子，很多也是真的某个地方的难民与幸存者。不是只有地震才是灾难，一切社会不公、犯罪或穷苦导致的流亡，伤害与死，哪怕是针对一个人的，也都是灾难。千万别把赈灾搞成了节日，那太不真实了。是天灾吗？人们从不反省。
所谓“佛诞一声崩天地，十万蟾蜍下绵竹”。
有先兆和预报时，人人怕负责任。等灾难发生了，又人人勇担责任。这就是中国人。柏杨在《酱缸震荡》中说得好：“中国人就是开会的时候全都说没问题，散会之后又全都说有问题”。伪善的责任感。煞有介事，人云亦云，这辈子可算做了点善事，自我感觉好极了。矫情是一种不上税的时尚。而白骨如山处，哪里是断肠人家，佛魔我他？还不是任由新闻舆论与世俗权力的摆布。一场宣泄慈善的宴席和狂欢之后，只可怜那些一切时间中被忽略的血肉之躯，他们也许曾和我们一样麻木，无理性，无远见，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人可度。但是死亡却赦免了他们的一切。
可我们平时的罪过呢？谁来赦免我们？

针眼、肉刺、地狱、遮蔽

每个人都有被遮蔽的东西，他自己看不见。
譬如，你可能在某一天长了针眼。
旧话有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会长针眼”。由此我却想起基督说：“有钱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针眼一词，在字典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针孔，一个是眼病。那什么又是不该看的东西呢？据说就是禁忌。譬如什么黑社会的账本、国家机密、伪造新闻、还有如隐私、毛片、日记、奥秘等等。有一年，我也长过针眼。略微有点疼，眼里不揉沙子，过很多几天才好。不过我一直不懂什么叫不该看的东西。在眼球经济时代，在一个窥视癖泛滥的社会，哪还有什么不该看的东西？笑话。如果有，估计也是撞上了。
针眼就是眼中钉，肉中刺。
记得蒲松龄在“聊斋”中写过一篇《瞳人语》，讲人在眼病小翳中看见的爱情幻觉；爱伦·坡也写过一篇叫《天蛾》的古怪小说讲近视眼的梦魇。也许这世界其实没什么真相——因为有时候表象就是真相。譬如长了针眼很疼，人的心情就不好，就有情绪与幻觉，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偶尔的，你还以为自己思考到了什么真理。其实全是垃圾。
针眼还会引起发烧，头疼，厌食等病。
而且人在生病的时候，不仅难受，还会觉得一切都很远。这是耳鸣所致。而且那种感觉真是太远了……远得我都不知道“远”是什么了。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诸葛亮说：宁静致远。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兰波说：生活在远方。里尔克说的：远远地死在异乡的事物，没有认清面目。但这些感觉都没有生病时的感觉那么远。因为他们都是说的物理或心理空间。譬如，你若站在一扇高窗上俯瞰夜色，西城那边是西山，西山那边是山西，然后是西域、然后是整个西方……但这些空间都不能说明那个远。真正的远，是远得让我们觉得世界虚无缥缈，却又似乎近在咫尺。那是一种远的意境。
你视为“眼中钉”的那些人与事，往往是因为离你的心很远，而不是很近。没有沟通，就有敌意。
这些你都只有在长了针眼又发烧时，才会有所感知。
针眼在医学上称麦粒肿，又叫眼睑炎，是睫毛毛囊附近的皮脂腺或睑板腺的急性炎症，相当于微型的皮肤的疖肿。得了针眼很疼，而且无法读书，也懒得见人，看见什么都跟有仇似的。这都来自自身肉体的毛病，与对象无关。过去读萨特的戏剧《禁闭》，还不太懂得“他人即地狱”的思想。后来觉得这个存在主义的思想还不够彻底。一个人真正的禁闭，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地狱。你以为不是吗？自由不过是这间禁闭里一种拙劣的装修和室内设计。
譬如长了针眼就是长了，和哲学无关，但将深刻地影响你的情绪。
真正的哲学是：每个人都有被遮蔽的东西，他自己看不见。
譬如生活太累了，工作、说话、生病、疲于奔命，还要对所有人都交代清楚。否则就是不负责。有时，生活本身就是有罪的，要不然我们怎么总是在不断的忏悔中又不断地犯错？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错，生活无罪。饭要吃，厕所也要上，所以还得写作，打官司，和各种人扯淡。父母老了。下一代还没生下来。朋友散了，往事破碎，压力越来越大，而“生活太匆忙，来不及感受”。还记得这是谁的话吗？
你更多的时候在自言自语。你要生活下去。
你总是在探索是否还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支持。
但所有的哲学都正在死亡。就如八十年代的那几个激进学者，如今也全都崩溃在资本主义的轰炸中，真不甚感慨。当年探索全盘西化的人，如今全都被淹没在现代的喧嚣中了。只有个别人的书还在坚持。精英即众矢之的。这世界已不需要哲学，只需要态度。一个或妥协或不妥协的态度。有话就说，谁还关心一大堆谈思想的词语？但没有词语的世界也难以想象。词语表达着世界的悲剧，也掩饰、修改和复制着世界的悲剧。词语在保护我们也在出卖我们。难道有不依靠词语而存在的东西吗？人怎么能这么不坚强？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诗云：“词语毁灭处，万物不复存”。就是试图消灭语言执着的禅宗，其本质也是依赖词语流传的。生活就是一个词语。是这个词语有罪，还是生活有罪？如果我们不说吃喝拉撒、繁殖、哲学、婚姻与追求理想是“生活”，那可能就无罪了。罪之本身无罪。如原罪也是个词语，不是性本身。性本身也是个词语，不是其本身之本身。本身之本身早已被遮蔽了，我们永远也看不见自己。
每个人都有被遮蔽的东西，他自己看不见。
可能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针眼。是眼中钉，肉中刺。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跟父母出门。走在大街上，可能是被什么陌生的东西吸引了，于是发呆。过了一会儿，才忽然想起要牵父母的手了，便自然地去抓。结果抬头一看，却发现竟然抓住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手。于是我惊叫着、焦急着、四处寻找失落的庇护……
结果绕了一大圈，发现父母其实一直就在身边。
每个人都有被遮蔽的东西，但他自己看不见。

2008—09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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