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随笔）

杨典发表于: 2009-1-19 20:03 来源: 今天

《二南》

二南，原名叫梁二南，是我的中学同学、同桌、未来的小提琴家。但1987年，他死于先天性脑癌，年仅十七岁。据说他的肿瘤是从胎儿时期就带来的，肿瘤不大，但正长在三片头盖骨的中心缝隙里，很难移除。而且，在医学上，这种肿瘤一般的发作年龄就是十七岁到三十岁。这一年，二南刚好满十七。
1987年，我已经开始写诗。但还在画画。
我记得二南看过我那时的画，但是我记不得他说过什么了。
二南太小了，相貌俊秀，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处男，甚至还没谈过恋爱。二南是天津孩子，和我一样出身音乐世家，自幼随母学琴。我记得，他有时候会说有点头疼，但很快就好了。他的额角、鼻翼和腮颊边上，隐约能看见一些纤细的血丝，整个面孔却显得很白皙，睫毛尤其长。
我们同桌了大约一年多，后来是前后桌。
这期间，我上课爱捣乱，没太多跟他说话，但是关系一直很好。我们交往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左右，所以，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我。
就在我们青春的中心，我们都无法懂得死亡其实是那么近，那么直接，而且会来的那么霸道，好像一阵莫名的五雷轰顶。
据德国宗教史学家记载，基督教新教创始人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次和一个少年密友相约出城，适逢下雨，刚一走出城门，忽然天上打了一个雷。一道闪电降下的雷，正好劈在了那个少年头上，他当场毙命，竟然就这样死在了马丁·路德身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惊恐、悲伤和神秘的惩罚，让路德猛然意识到神的存在，于是真正开始了他的信仰与布道生涯。
当然，那时候我跟没尾巴猴儿一样，啥也不知道，更不懂什么神学。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二南，是在音乐学院的操场上。
他背着琴，远远地走过来，看见我，打了个招呼。那天，他戴着一顶旧的民用迷彩军帽，脸色还是那么白中透着粉红。我说，帽子不错啊。他竟忽然摘下来看看，说：是吗？……那送给你吧。然后把帽子往我手里一塞，就匆匆走了。一边走，一边挥挥手。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更没有想过这就是最后一面。
接着，有几个月不见他的踪影。
同窗的人说，二南住院休学了，要下学期再来。
再然后，就是一个消息：二南死了。
怎么就死了？脑癌。怎么就得脑癌？先天性的。我操。
在八宝山火葬场，二南家人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班所有的人都到了。很多同学折了哀悼用的白花，分发给每一个人。学校专门安排了一辆大巴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葬场门口。然后，我们排着队，看见二南的遗体被从化妆间里面送了出来。他母亲被家人搀扶着，两眼哭成了桃子，人几乎垮了。但二南的脸色还是那样白里透红，像个蜡人美少年，跟活着时一样。我们逐一把白花送到二南的身边。所有的女生都在哭，所有男生也都在流泪（或假装流泪）。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哭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哭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二南死了？怎么可能呢？我为什么要哭？我一点都不难过，只觉得迷惘。
火葬场的司炉问：这孩子才多大啊？
有同学说：十七岁。
司炉说：这么小啊……那别排队了。于是他们把二南的遗体推到了最前面。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葬场，让你先烧，那是一种优厚的待遇，是表示一种尊敬。因为在那种地方，每天都有遗体在等待进火炉，时间放久了，反而容易有气味，而且让家人会等很久。想让亲友早点化为骨灰，往往还得开后门。
于是，二南进去了。在火焰中成了一团灰烬。
这就是关于二南的最后的印象。然后，很多年过去了……二南这个名字在所有人的听觉中消失了。直到90年代初，我在美国学者罗伦·培登写的《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一书中，读到马丁·路德与他少年伙伴的那段天谴史，我才忽然想起了二南。
二南死的那年，他哥哥梁大南，正好第一次任中央乐团首席，现在也是有着高薪与丰厚待遇的国家某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他们兄弟感情很深。可以说，在艺术上、音乐上，他们兄弟俩的天赋都很高。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生日、祭日里，也许他的家人还会谈起他。大家甚至完全忘了他死的日子。今天能写文章怀念二南的人，大约也只有我一个。当初的朋友、同学、熟人等早就散了，很少听人提到他。但是我记得二南。我写他是为了那时我们曾有过的一点的接触？还是面对他遗体上那张蜡像般皎洁的少年面孔时，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认识？或许都不算是。也都是。
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都会经历一些人的死。而在少年时代的朋友中，我只经历过三个人的死，一个是我1985年刚到北京时在铁路一中的同学王小刚。据说他是游泳的时候溺水淹死的。他给我最后的印象，是一个人在操场上玩飞腿。他的体育成绩非常好，爱运动，喜欢武术。我们在玩的时候，他一下能蹦起来很高，然后左腿凌空，朝前方飞快地弹出去一脚。同学们往往冲他的动作喊：我操，真牛逼！有一年暑假我回重庆，再回北京时，进到班里，他就不见了。别人告诉我，他死在了他家附近的一个运河（或池塘）里。于是，王晓刚在操场上飞起的一脚，就变成了我头脑中最后凝固的镜像。
另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的死，则是前不久的事。
就在前年二月，重庆有人带消息说，小双（陈文俊）死了。陈只比我大一岁，“小双”是他的外号。这是因为他哥哥叫大双（陈文忠）。大双从小就有支气管炎，体弱多病，很小的时候就有点驼背，佝偻。而小双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现在想起来，小双其实长得很有特征，消瘦、俊秀而黝黑，个子也比大双高很多，右边脸上有一块很大的黑斑。那是因为小双幼年偶尔发烧时，他母亲给他贴错了膏药，于是留下了类似胎记一样的黑色的疤，让人想起“青面兽”。
小双突然死了，据说是在一天晚上，和另一个童年伙伴马翼喝酒之后。
听说他当时喝了很多，摇晃着回家，然后自己去浴室洗澡。过了一会儿，他母亲听见浴室里“咚”地一声，不知道他在搞什么，还骂他，让他小点声……后来打开门一看，他已经晕倒在地板上。他母亲以为他是醉得太厉害了，就把他抬到床上，盖上被子，还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小双也一直没醒。于是他母亲才慌忙打电话叫来马翼，并急忙叫来医生。但人已经不行了。医生来的时候说人都已经冷了、僵硬了。死亡原因是脑溢血。
最奇怪的是，他死的一个月前，我居然梦到过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梦到过重庆小时候的伙伴。不知道我做梦的当天是不是他死的日子。我也有十几年没见过他了。也从来没想起过他。记得大约十三年前最后一次见他时，是在重庆歌剧院的大门口。他和他哥大双在一起，还有林林等几个人，正在打闹……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他们当时是刚毕业，在做服装生意。已经20岁的人，我与他们也已经有距离了。
当时小双看见我回来，只笑着说了一句话：“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啊！？”
这句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其中似乎没有意义，但好象又什么都说了。
我记得，作为差异，小双为人相对仗义，也比较善良。而大双多病，心理上与为人上也比小双邪性些。兄弟俩从小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叫英英。比他们大很多。英英结婚后，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就夭折了。后来她又生下一对双，就叫“小大双”和“小小双”。而英英则病死了。接着他们的父亲也死了。他们父亲的外号叫“元头”，年轻时在那大院子里很霸道，横，嘴里整天抱怨咒骂不断，吹唢呐，喜欢读《水浒》。我第一次看见这本书就是在他父亲元头的床边上。我记得80年代黑白电视里播《武松》时，元头指着电视对我说：“听见片尾的唢呐了吗？那曲子叫《一枝花》，霸道哦”！元头是个矮子，一辈子得罪人很多，相貌丑陋、愚昧而又牢骚满腹。他晚年时，一个人坐在剧院门口，靠出租电子游戏为生，非常穷困潦倒。他们家的孩子这么多夭折，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报应。我倒是觉得他们的母亲一定很难过，也很坚强。
小双死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所以还不算夭折。
但他的死让我想起很多童年往事：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些孩子的任何玩具，主要是靠玩蚂蚁、苍蝇、金鱼、蚯蚓、老鼠与火柴等过日子。重庆歌剧院是八一路281号，那地方俗称就叫“281巷”。那是一个大院子，其前身是重庆市公安局。大小双的家和我家门对门，很近，几乎每天在一起。那时我们都只有六、七岁。281巷很大，有个大操场，也有很多过道、水沟与角落，我们就趴在地上折磨各种小动物取乐。小双徒手抓苍蝇的功夫是一流的。他能在10分钟之内抓满整整一药瓶苍蝇，然后我们一起拿去喂蚂蚁。说是“喂”，其实是把蚂蚁从洞口引出来，然后一一用火柴歼灭之。歌剧院对面的兵站有一个大水池，我们也常去那里钓鱼，抓沙虫。大双则是养蚕的高手，他的蚕结茧后就会拿到中药店去卖，换钱买吃的。不过大双个性很阴，总喜欢恶作剧，整邻居的鸡或者偷人家的东西。夏天，我们就一起睡在露天操场上，吃西瓜，溜旱冰、喝酸梅汤；我们还一起在电影院门口污农民的瓜子和水果，拥挤在人群里混免费电影看……童年的大小双曾与我整天泡在一起，吵架打架，互相之间十分了解。大双成年后依然多病，佝偻咳嗽，形象猥琐。小双则是很典型的重庆孩子。但时过境迁，兄弟俩后来在做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直到前年春天，我再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时，就是死亡。
对于我，小双似乎死得也很突然。突然的死简直象是突然“活”过来一样可怕。不过我再也看不到他了。往事太遥远，我好象也一点都不伤心。我只是觉得人的生命很脆弱。就跟我们儿时用火柴歼灭的那些蚂蚁一样，说没就没了。都是来人间走一遭而已。小双死了。现在想起来也都不敢相信。他小时候捣蛋的样子好象也是昨天。可他能留给我的，大约只有他那句话了：“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啊！？”以及他说话时那惊讶的，搞笑的表情。
但是二南之死，与上述的两者都不同。二南就在我身边。
主要是，我是亲眼看到过二南死亡的最后形象的。火葬时他遗体的那个样子在我心里太深刻了，几乎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惊恐。这种死亡不是惨叫，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不是文革暴力与纳粹集中营的大恐怖，不是电影里尸横遍野的战争现场，甚至不是两年之后，那些在1989年事件中，在广场上我见过的那些惨烈的死亡。这只是最靠近你皮肤的一阵来自死神的呼吸，吹气，是一阵你从未见过的冷风。这是一种摧枯拉朽式的触及灵魂的针刺和彻骨的寒气。因为它实在就坐在你身边，和你说话，握手，笑……
我第一次对所有存在的意义有了一种本能的，巨大的怀疑！
我认识到一种生命在偶然性里的、特殊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力量是那么强大，一旦它想消灭我们，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黑色骨灰盒、黑烟、黑纱、花圈、司炉、眼泪、还有黑压压的人群……每天，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根秘密的大烟囱里，要送走无数的肉体。骨灰盒被放在火葬场的万人楼里，密密麻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又有无数个大烟囱，又有无数个万人楼，无数个没有人去编号和祭奠的骨灰盒。我记得前不久看美国影片《迷失》时，有句台词。主人公在大家陷入互相猜忌的时候，坐在海边说：“空难之前，我们做过些什么，我们是谁，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从这荒岛上获得拯救”。在一部纯商业片中，此话却非常深刻。难道不是吗？其实地球的出现、大自然与国家的交叉、生物链、气候、季节、年代或整个人类历史的存在，以及我们的死亡，乃至万千动物们的死亡，都犹如一场必然的空难。而那神秘的“空难”之前，我们究竟是有罪还是有错？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之间从童年开始，就曾和周围的人发生过多少苦难与纠葛……？这些都与目前的困境无关。其实，当你还是一个精子的时候，你就象遇到乱流后失事的飞机一样掉到了大地上。童年与少年面对死亡，都相当于这种面对大事故时的惊恐和眩晕。当每个人长大后，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在一座充满危险的岛上幸存的小人物罢了。我们需要的是齐心协力从这个充满灾难的恐惧中走出去，或者找到互相安慰的可能。我们必须在当下的迷失中看到坐标。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充足的物质生活、艺术、哲学、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佛教的轮回时间观或者禅宗、诗、医学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又都是必需的。我想，路德在他的少年伙伴猝死于雷电时，他似乎也明白，宗教对我们批判、科学对我们的帮助，虽都不会有本质上的作用，但又只有这一点粮食。我们必需活着，透视一切悲剧的存在，以及悲剧与死本能的不可解释性。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神学。大自然的时间、年与季节是重复的，但我们的肉体、灵魂、生活与世界的这一次存在，如父母、如我们少年时代认识过又随风消逝的朋友，知己，或者有过的爱，如我们童年时见过的一朵花——所有这些唯一的一次存在，是绝对不重复的！这也正是其可贵之处。而在这从古至今的，唯一的“一次性存在”里，你是否会迷失？这取决于你的精神、你的理性和你情感形式，也取决于你对往事的反刍。

2008—2009-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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