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英：这是我看小说的体会：很多年前我会简单地处理好多事情，也会欣赏祥林嫂似的“女性唠叨”的文字，还会用理论把它写成“女性话语男性霸权”之类的评论，但现在我觉得那个太简单化了。我看了您这一支只神来之笔，写“捉奸”的故事不只妙趣横生，还暗含嘲讽在里面。锋利到像一把刀，但是藏锋的刀，到了火候再“亮剑”。特别是《世家美眷》中写内心挣扎的过程，不管你是写一个温柔如水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泼妇，都一样。
《纸爱人》中就是她要想放弃十年的婚姻，因为“捉奸”仪式以后，这好像是必演的一出。但您写的复杂之处在于，重要的是这种“男人出轨”的故事她自己也参与了。不是他有“小三”，而是她眼里根本忽略他，她的眼睛是空洞的。她有自责，这种场景再换一个男人还会发生。这种复杂的东西使人很绝望，很痛苦，不可追悔。因为你已经对这个人造成了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这个男性具有精神遗弃罪。
这个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的学生们，即使是我的研究生，博客或者论坛上的“打小三”故事不是那么痛快的，他要是将来遇到“小三”也不一定不绝望，不痛苦，这种痛苦不一定不出于自己的“追悔莫及”，这就是文学作品“前瞻”的力量。
施玮：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的陈道明演的那个男的和我笔下的这个女的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很高尚，他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就是有精神迫害。陈道明是我喜欢的演员，他能演出来许多细微的心理。虽然总体故事仍有点粗线条的图解感。
宋晓英：刚才我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这个男的如果爱这个女人的话，你就应该爱精神的她。这个女人已经对这个男人很容忍了，因为她明明知道这个男的配不上她，至少从精神境界上配不上，他过于随便，是为引起这个女的注意，他本身就不是拥有宽宏的爱和宽厚肩膀的男人。
但是我觉得这种隔膜和鸿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所有的大众娱乐化，把人际关系都简单化、娱乐化，例如《非诚勿扰》中大家就大声喊“在一起，在一起”，至于在一起以后怎么样，管他娘的。就好像鲁迅与苏青说“娜拉出走后怎么样？”五四的精神先驱们都不关心。电视剧忽略了人的本真的精神追求，只会和稀泥，讲求家庭和谐。比如，“小三儿”打走以后怎么样？夫妻和谐了吗？大家根本都不追究为什么会有小三。文学作品这么多的情色描写，电影这么多的脱戏，难道都是“艺术的需要”？对于生活的拔高好像只剩下对身体的追求了。现在又不是英国劳伦斯父亲的时代，也不是杜拉斯的二战后期。
施玮：对，现在人对感情的追求都变成对身体的追求，不记得有灵魂，不记得有精神。
宋晓英：所以，您的作品中还在写这种缺乏，在写人的心里肯定有最温暖的一块，最柔软的地方。
施玮：就是说人是很复杂的，无论男女，喜怒哀乐是融在一起的，而且厌恨和依赖也是融在一起的。但是今天过于娱乐化，灰色地带都没有了，都变成黑白，界限分明，像“宝马女”、“A货女”、“精品男”等都贴上标签。虽然娱乐是需要贴标签的，就像戏剧角色的隐喻与代表性一样，需要每一个角色都具有某种典型性。但是文学不能随便贴标签，文学更应该挖掘人性最复杂的东西，进行最真实贴切的表述，但是今天的小说好像标签特清楚，经纬太分明。
宋晓英：您说的是不是快餐性的精神产品，造成今天这种状况，因为人是“吃”这种产品的，所以作家就分为“美女作家”、“草根男”等分类。
施玮：它没有多层次的味觉品尝。
宋晓英：它也就造成了“吃”这种商业产品的现代人的精神单薄，像纸一样，因为他没有“吃”到使精神提升的产品，他就动物化了。
施玮：现在现象是这样的，我觉得作者、读者本身是有觉悟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很自然地对经典作品一直留恋，甚至对西方小众电影，即小制作电影也会去模仿？只不过，普通大众没有被介绍过这些东西。商业运作中其实在有意贬低大众的品味，长期用粗糙简略的快食来培养“低俗”，其实是一种对大众的不尊重。
宋晓英：您说的是文化政策或是文化体制的问题？
施玮：我说的不是文化体制的问题，是一种恶性循环的问题。因为今天全民经商，文化也和娱乐全部接轨，它就没留下一些空隙。中国人做什么事就跟时装一样，一窝蜂全是这样。走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要走市场。但是，一说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所有的作家都走市场，或是所有的作品都为政治服务，或是所有的都向群众低头，也不是要所有的都先锋主义。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甚至整个文化，它总是一波一波的？这觉得这样不是文学的真谛。文学的真谛不应该是一波一波的，而是有主流也有支流，应该留下一些空隙。今天就没有空隙，没有多元共生，只有众声喧哗。所有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视剧，都不保持独立思考，引领读者，都变成群众的尾巴，那就必然造成了作家不去考虑读者的需要，而是只考虑当下的流行趋势。不是根据民众心理缺乏的东西来开掘，而是投合群众已有的趣味，没有超前的，前瞻的意识，更没有预言性。
宋晓英：文化产品比人的精神追求滞后。
施玮：目前确实是滞后的，但是作家的义务应该是超前的。这是一种纠结，一种时代病。
宋晓英：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
施玮：这就是中国现今缺少知识分子的原因，也就是“士”的角色的缺失。我喜欢用“士”这个字。知识分子为什么矮化成了，委琐成了“规规小儒”，而不是有担当的“士”了呢？我也做了点这方面的小研究。中国过去的“士”主要是指文人，有文化的人。但是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以后，人人都有了知识，好像就不用“先生”教了。但是大家忽略了“先生”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传道”的角色。比如说大学毕业以后会分为科技和人文，但是科技中间即包含技术层面又包含文化层面，但是如果仅仅包含技术的层面，他其实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大批的人有技术而没文化时，他们又仍被称为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改变了。作家也就不自视为“士”了，也就不再有道德层面和良知层面的义务了，就变成今天这样子了。
宋晓英：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作家在内，许多作家经常考虑方寸之间，他的思维就在方寸之间。像有的直白的作家，他写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比较深刻，因为他敢于说，也比较犀利，深度似乎到了，但是广度不够。但当你接触到这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作家和其作品是分裂的，人比较偏执，看问题仅在方寸之间，所以其实做不到真正的深刻，只是比较直率，愿意深挖而已。就像现在的某些论坛，绝对做不到藏锋，做不到悲悯，做不到客观冷静，更别说“大爱无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