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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玮:追逐灵魂奔跑的写者

发布: 2016-11-24 18:22 | 作者: 宋晓英



        宋晓英:大家都说您是“灵性文学”的发起人。我不知道“灵性文学”的起源是什么,但从您的作品中发现您是一个“灵性写作”的实践者,也就是说您对宇宙生命、人文自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个生命意识、哲学意识、理性意识独特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您的跨越,比如跨文学与宗教,写作与绘画,科学与人文,这些许多作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女性作家。在艺术手法上我觉得您的诗歌的超验性与小说中的隐喻和反讽等非常突出,比如梦想与现实的穿越等。还有评论家说您的人格与风格是水晶石般的单纯与利刀似的深刻的融合体。我想问一下这些都来自什么地方,在您未来的创作方向上您又有什么想法,所以说今天总体观念就是想谈一下您的独特的生命意识、哲学理念、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以及在创作上的体现。当然,在您认同我以上对您的界定或评价的前提下。我是从您的创作中看见了哲学意识与怀疑精神,不知道怀疑精神和对神性的皈依是怎样做到和谐统一的。所以我们就顺着“灵性文学”这个概念往下走,层层开始剖析您的创作主观,好吗?
        施玮:关于“灵性文学”文艺主张的发起人这一说法,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的文章,对“灵性文学”做了一个定义,是从人与灵的关系,也就是“灵性”角度上来说的。之前,有一种说法叫“基督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的流传其实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之前。我认为以基督教或是别的宗教概念来划分文学是不可行的,文学是一种人学,对于人的描述,所以我是从“人论”的角度来定义“灵性文学”的。在我的《放逐伊甸》的《丛书总序》中就主要讲到“灵性文学”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写的是“有灵的活人”的生活,阐述的是“有灵的活人”的“灵”的属性。这种“灵”的属性当然也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性灵说”有一定的关系,但着重点不同。不单单指文学要表现有灵内居的“人性”,而是说“灵”是人的生命本质,文学就是要体现这种本质——灵的属性,“灵性”。这个意义上的“灵性文学”的主张是从我开始的。
        你说到我有一种自觉意识,对于宇宙生命、人文自然的探索,有一种独到的生命意识、哲学意识、理性意识。这点我同意。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人文关怀、自觉意识的作家,写作之前与过程之中,一定对人生有细致的观察与思考,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因为我到美国以后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有关于宗教的,博士队段是主攻圣经旧约的文学研究,宗教有可能对我的独特视角有很大影响。但我在自觉地运用宗教意识创作之前,在早期的创作中,已经对佛教、禅宗与中国古典哲学等都非常关注,创作中也有所涉猎。我认为由于经历、背景等等的原因,相比较别的女性作家,我可能更关注哲学理念、生命关怀等形而上的东西,所以在你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视角比较独特。
        至于你说的跨越与灵性的超越这是两重含义。首先是横向跨越,比如说文学与宗教、写作与绘画、自然与人文。我认为这是必然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各行各界分工越来越细,比如画家就是画家,工笔与写意都分得很清,写诗与写小说的也是如此,虚构与非虚构也是势不两立。但我觉得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也需要综合的宽宏的视野,就像中国古代的人文时期,诗画不分家,文史不分家。能诗不能文是不够全面的,一个作家可以不写诗歌但他的作品中不可能不包含诗情画意。如果没有诗歌的意境,没有对社会生活的先知性,没有科学的探索精神,没有史家的传统意识与哲学家的理性,我觉得很难写出好文,更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所以,你说的“跨越”必须是写作中的寻常行为。跨越也好,融合也罢,是文学或艺术的必然。当然也会有人说杂家不如专家,所以大部分作家或画家还是在被细分,并被 动或主动地活在“圈定”中,但在我的朋友中就有许多诗人也是画家。我的诗画融合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教育背景,奶奶和父母恰巧在诗画两个方面,及中西文化两边,都对我有些培养,这也形成了我的横向跨越。其次,纵向的超越,在我,就是一种对于“灵性”的追求。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本质不仅仅是你眼见的吃喝拉撒。在其后,或者在其上,应该有一个灵性的存在,灵性的喘息或灵性的挣扎。无论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无论对此是否有主观自觉意识的人,都在这个挣扎之中。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物质生活者,他真正的生命轨迹也是一种灵性的挣扎与延续。比如,我一个作品中描述一个很俗的女工,她的丈夫也觉得她就是为了要一个身份或是喜欢他的钱、地位或是职业,因为她开口闭口就是说你能给我什么,给小孩什么,但最后我所揭示出来的是,她也是有精神需求的,当丈夫要离开她,把所有的存款股票什么都给她的时候,她也突然意识到她需要的是对方的爱,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至少是一种尊严。
        宋晓英:您说的是《红墙白玉兰》中的“王瑛”吧。
        施玮:对。她最后还是让丈夫意识到她所要的是真正的爱,她是基于这个才多少年来忍受他的不屑的。作这个描述时我顿悟到:我们常常被人的某种假象所迷惑,把人性简单化,把族群也简单化。比如我们界定中国是“民以食为天”的民族,好像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仓廪实”,吃饱了大家都好,其它都是锦上添花的事。但是实际上你真正扪心自问,环顾周围,发现我们所要的常常不仅仅是肚腹的满足,也不仅仅是担忧结婚离婚失业失学那么简单,因为以上问题满足了以后还是不满足、无幸福感。其实,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是与你对自我的认识、对他人的定义、对人和大自然、灵界的关系,等等的认知都有关的。从这一点上说,“灵性的超越”其实是基于人的生命的本能,关涉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如果没有“灵性的超越”,文学创作就有可能是平面的、肤浅的。只有你认识到这个平面的琐碎之后的那种繁复与深厚,文学才可能有意义,悲痛才是真正的悲痛,喜悦才有真正的喜悦。如果仅仅关涉到我们的吃喝拉撒,只到我们肉体欲望程度上的喜怒哀乐,那种痛苦与快乐都可能是肤浅的。
        说到我小说中的隐喻与反讽,肯定和我是一个诗人有关。诗歌的特点就是意象与比喻,很自然地在写作中会用到隐喻与反讽,特别是我还是一个很喜欢童话、寓言等的人。我从小生活在奶奶和我母亲两个女人之间,奶奶给我看的是《牡丹亭》、《红楼梦》等,母亲整天给我讲的就是《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母亲是一个比较西化的人,在这两个女人之间长大就培养了我的双重性。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反讽、隐喻等曲达其意;而西方文化也充满了预言性、梦幻与穿越。
        我看到你草稿中界定的我的这种“现实梦幻的双重穿越”,“水晶石般的单纯和利刀似的深刻”,都源于我性格和生命中的双重性,我觉得水晶石般的单纯和利刀的尖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越是单纯的人其实越是尖锐,因为他很单纯就会去掉很多虚浮的东西看到本质,又因为他很单纯他就敢于将这个本质直言出来,让人觉得尖锐。没有单纯的尖锐是很混杂的,是概念模糊。对于你的界定我基本上认可,你也是细读了全部著作,作了比较以后才下的这个结论。
        宋晓英:总结一下,读过了你的全部作品以及观察你的为人,我觉得你是一个多向度的人。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好,研究者也好,我喜欢作家作为一个多向度的人展示给我的东西。关于“跨”与“超越”,我的体会很深刻,因为工业时代以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分裂出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是工具理性逐渐向人文领域渗透,作家越来越细,有人专写微型小说,有人专写报告文学,借此为稻粱谋。八十年代的精神繁盛不再。我所受的教育是西方文艺复兴是最伟大的人文时代,如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个画家又是个科学家,除了有小发明自动绕轴机,还有板块构造论等理论框架。爱因斯坦是个小提琴家。我的老师说那个时代这样的跨人文与自然的伟人较多。中国古代也是,比如沈括是个科学家,但《梦溪笔谈》是作为文学名著流传千古的。英国汉学家把《水经注》当成文学作品来研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作家太“工于器”了,工于一个小小的创作手法,难道有了这样一些个小小的创作手法就可以“吃遍天下”了吗?
        第二个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也或许是我们创作中必须要扭转的。近年许多作品写“活着”的艰难,写“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责任、家族有点写的太多,需要提升或者叫超越吧。许多电视剧都把人物塑成一个个单向度的人,我们的下一代自小跟奶奶爷爷一起看电视剧,或者迷恋韩剧,就不会关注心灵,或者只看《甄嬛传》,又把心机阴谋等等太过技巧化。比如毕业时,许多同学卖旧书,有很多《厚黑学》之类的人生指南。我觉得你用作品倡扬“灵性”,在现实生活、日常生活中挖掘隐含的精神向度——另一种人的存在状况,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刚才说的那个人物王瑛。生存的悲哀与存在的悲哀不同。现实的遭遇是她的丈夫要离开她了,但他所留下的财产、股权等等够她再找好几个男人;存在的隐含的巨大悲哀在于这些东西也是她一直在要的,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得不到这个人的心,需要安全感。但伊人将去,她又表现出非此而彼,这个即将解放的男人离开也不是,不离开也不是。电视剧的写法,可能就是从此夫妻和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能会忽略掉许多人的隔膜与不平等,而你的作品揭示了很多层面的东西,多向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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