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追逐灵魂奔跑的写者
发布: 2016-11-24 18:22 | 作者: 宋晓英
施玮：其实我正在思考今天文学的意义。我觉得文学的意义的演变像绘画史一样，早期的绘画是写实主义，一定要画的很像；但当摄影作品有了，绘画肯定不如摄影形似。但是绘画讲求的是“神似”，也就是说要画里面的“精神”。印象派出来，光影之间他要表达意识的是是而非。发展到今天，即使是写实派的画家，他重视的也不再仅仅是“形似”。抽象派画家，其作品可能半天也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但仔细端详，多重的意义就会在各人心中浮现出来，并让欣赏者借着情感的投射而参与创作。
宋晓英：就像客厅里你画的油画，特别是壁炉旁那幅《喜悦》吗？我把它写到《施玮印象记》里面了。
施玮：我觉得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揭示人心中自己都没感受到的那种纯美，心底深处的复杂，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小说就像是重复一遍我的生活，是个原样照搬的纪录片，也许意义就不大。如果让人看到生活纪录背后的灵魂呼喊生命挣扎，是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的，那就有存在的必要。戴上“文学”这副眼镜，我再看自己的人生，全然不一样，像是显微镜、潜水镜；或者给人以想象的翅膀，超越生命单纯物质性的沉重，那才是有意趣的。我主张“灵性文学”，即希望文学给人以思想的翅膀，让人在重重重压的生活中飞翔起来，不被世界捆绑。我并不觉得“灵性文学”是脱离生活的，高高在上的，而是在这个生活之中，又不被这个生活所压制，甚至能够承载整个生命与生活飞起来的。
宋晓英：我读《放逐伊甸》就有这种感觉，人物都是接地气儿的，但同时又都在挣扎着摆脱世俗的污浊。我觉得的作品给人一种观照，给人想象的空间，同时也给人物的素养能力展示的空间。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所塑造的一个细节：画家给安娜画了一张像，列文看到了这张像，受到了强有力的感官与精神震撼。见到安娜本人的时候，他发现安娜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他觉得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画家眼里的那种真实，他画出了安娜的灵魂，是卡列宁甚至沃伦斯基都没有看到的安娜的思想光辉。之后写到列文与安娜交谈，有关法国艺术、绘画、文学、儿童教育等，安娜说到许多妇女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从事慈善事业等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而她自己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了。这就写明了安娜境界的“跨越”与“超越”，而她的丈夫与情人均不理解她的思想，包括她的诚恳。多少才俊与贵妇混迹于风月场，大家都在虚与委蛇，她却是认真的。《放逐伊甸》中的赵凕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施玮：最新版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不知道你看过没，其中有一个手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舞台，人是可以从这个舞台上上下下的，揭示这个故事本身就像一个人生悲喜剧，这个剧是演给大家看的，但这就是人生。如果你用传统研究方法解读这个故事，卡列宁像是一个腐败的势力阻碍安娜去追寻自由。但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去看，卡列宁也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历史限制，每个人物我们都不必贴上好坏的固定标签。
宋晓英：对，就好像当代中国青年们力图颠覆《白毛女》的故事。道德评价不算，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反思的因素。当然剥离了原来的历史语境去评价是另一个原因。
施玮： 我觉得社会历史评价立场上的文学评论，造成了作家对人物的类型化书写。特别是当代电视剧对人物谱系的简单归类，非要把某个人物归入一类，观众如此，评论家也如此。哪有一个人是那么简单的只拥有一种特性，或者突出一种主体人格？人是很复杂的，在多重关系中他要走向何方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掌控的，而是被各种人物、势力所挤压所裹挟的。这个有点像我喜欢去漂流，漂流中任何一道弯曲任何一个大浪或任何一条溪流的冲击都会改变你的方向，在总的“往下飘”的趋势中你不断地在改变。哪怕碰上一小块石头，筏子或者小船的角度都会改变。
宋晓英：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我们在文学教学中，老师给文学作品加上了人文意识，或者意识形态化，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程式化、标签化了。我们统一地在教材中定义安娜•卡列尼娜是个什么形象，卡列宁是个什么形象，这确实是一个误区啊。
二、文字：追逐灵魂奔跑的留痕
宋晓英：说你的作品有水晶石般的单纯和利刀似的尖锐，并不完全。我也能够从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另一种云朵或是棉花或是丝绒那样的柔和，特别是你的散文，温情散文。
小说中你把虚与委蛇，那种油滑、圆滑写得也很活灵活现，一般的女作家写不了。个别的总是太认真，所以有的时候死一样的拧巴，没有缝隙，没有层次。这是不是与你的结构有关系？我看你整个作品的结构大多是行云流水般地自由的。这个不是我夸张，我是说你遵循人物自己的心理轨迹，没有事先格式化、理论化，没有决定人物的必然命运。比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没有预设爱玛一定会死。但写着写着爱玛就自己走向了绝路。爱玛的浪漫爱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使她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她只好服毒自尽。福楼拜在创作谈中说他闻到自己嘴里都有一种砒霜的味儿。我看你人物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不妄说什么“跨越”、“超越”等，只是在遵循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吧。
我写了一篇对你的《纸爱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多重解读，看人物的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夫妻的心理发展等等，平常的对话预设了故事的结局。但他们是无意识的，没有想到此刻这样说两个人的关系回朝个方向发展。结局也许是对的，也许多年以后认为是错的。我觉得你在遵循你的那个“漂流”的感觉，而我的评论不一定符合你的创作主观，我的学生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不一定与你的所写、我的所评一致，我认为你的人物在照着自己的性格必然的方向发展，但我认为也有很大的时空、时间的偶然，甚至细节上的偶然也会改变命运的方向。下学期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课，先不评论，发给学生听一下他们不同的意见。
施玮：也有人想做我作品研究的，后来告诉我说太难了，具有很大挑战，会痛苦的，因为我没有定式，很难给我确定为到底是水晶石般的透明？还是星空一样的复杂，在有的人看来有些过于隐晦。我看人的角度，有非常温暖的时刻，也有非常冰冷的时刻，你很难把我定位，所以对我的研究就有挑战性就很痛苦。但同时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真实的人不就是很难定位的吗？他符合复杂中具有规律，规则中又有其偶然性，就像你定义的那种必然与偶然之间生命的多向性。我很希望创作始终遵循“漂流”原则，但事实上我也有“意念先行”的败笔，所以我绝不放过每次再版时给我的机会，自己折腾自己。
宋晓英：这是这一次我对你的真实感受。以前读过一部作品，或者看你的外表、演讲，很容易把你定义为一个“世俗的女神”，我是说你的典丽也好，优雅也好，恰恰让评论家误解你不深刻复杂。幸亏我没有绕过你走。长篇小说的繁复不说，在我看来女作家很少有如你一样能够把握家族小说的复杂结构，杂而有序。读你的短篇小说，比如《纸爱人》，我就看到至少三个视角：第一种全知的视角，叙事的语言很温暖；第二个是人物的视角，有回忆温情又有抱怨，很深的幽怨；第三个视角，人类学的视角，看到了悲剧，也看到了人物的笑骂私狭中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男主人公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劲头来，就是你说的“丧失了爱的能力”；我看了好几遍。最后一遍，从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愤慨。她从城市的变化、感情的变质，看到了生命的腐化，她也没了力量，当不成打官司的“秋菊”，更当不了窦娥，也当不成秦香莲，所以她想我为什么不能当祥林嫂？她就像加缪的《局外人》那样哭不出来，所以就去当了一个出走的“娜拉”。大的社会弊端我不能反抗，我不敢辞职，我还不敢离婚吗？这个似乎与家庭关系有关，又关系不大，人性的复杂，生命的荒诞包含在内。
施玮：《纸爱人》里面这个女主人公就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知识分子就像你讲的，他当不了窦娥。为什么当不了窦娥？因为他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冤”情。他发现也不冤，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冤，他解构了这个“存在”。中国戏剧中的典型化也可以说是类型化，窦娥、秦香莲、杜十娘都有一定冤屈，戏剧就是要冤到头，委屈到头。中国观众很认同这种“冤”，有了挫折就会赖到社会头上，体制的头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受到了更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熏染，有一定的主体性自觉意识。他相信这个冤，自己受迫害的这个不公，自己也参与其中。比如爱情上遭背叛，被爱人抛弃，这事他自己也有份，首先他自己就可能没有真正地去爱。知识分子最大的尊严在于主体性，在于自省，最大的“悲剧”也在于自省，因为自省，所以无法为自己呐喊和伸冤，无法定位自己在命运中的作用。
宋晓英：当你理解了一切，你就没有了抗争的念头，有了念头也没有了劲头。
施玮：对，秋菊是全然地知道就应该告官，一门心思，一条胡同走到底，她就要个说法。如果她有一个自省意识，特别是支书不容易，后来还送她老公去医院，她就会发现对手也有可理解的地方。你要什么说法呢？支书如果也要个说法呢？在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里特别不具有反省意识，所以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最冤的，理直气壮去讨个说法的，所以张艺谋的电影有可能是给西方受众看的，张扬了中国老百姓的想法，但是并不具有普世性的人文意识。
宋晓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作为“多余的人”的典型，如《围城》中的方鸿渐让我在课堂上解读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多余的人的形象，但是女性知识分子之中的“多余的人”，我记不起哪个作品中有。
施玮：我特别喜欢方鸿渐，但是我写《纸爱人》的时候是很早了，初稿的时候还没出国，大概是1995年左右。我看到方鸿渐就觉得看到了我们这种人的内心，是自嘲的，自嘲的原因是因为有反省意识，当有反省意识以后你又无法来为自己伸冤，但事实上自己还是感受到冤屈的，也就是生命的沉重，但这个时候只有自嘲，自嘲是一种躲藏，视生命如浮土，主动地让自己进入一种生命之轻。
宋晓英：我觉得你把这个历程都写出来了，比如，王瑛这样一个在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就是愤怒，后是很带劲的去争取，但是最后你还是写了她的那种悲哀。其他的知识分子更是感受到世界末日来临似的，弥漫而下的，被包围的，巨大的悲哀，他总是把个体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浮沉联系起来。《放逐伊甸》中的李亚就在躲避，用某种放浪形骸来忘掉这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