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有多远
发布: 2014-12-18 17:53 | 作者: 袁劲梅
因为这些官员的到来，我突然改了名字，成了他们在敌后的“宝塔山”。他们一见到我，就握著我的手说：“可找到延安啦！”
这一群人一来，就说：“中国形势大好。”我说：“中国形势什么时候不‘大好’过？就是文革的时候，那形势也叫作：‘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呀。”他们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是真的形势大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白领阶层月收入上万元。”
碰巧，我们的官员刚说完这话儿，就有一个“社会工作学”教授的演讲报告。这位教授在广州发现有一些团伙，故意把儿童弄残废，让儿童作出凄惨状，沿街乞讨， 团伙头目从中渔利。这个教授说：一个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那些残疾儿童沿街乞讨的照片才在屏幕上放出来，我们的官员们就坐不住了： “这个老家伙，他从哪儿拍了这么多丑化照片？我们非得站起来驳斥他才行。”於是，“形势大好合唱团”的队长就站了起来，并且直奔讲台而去，打开他的笔记本 电脑，叽哩哇啦给下面一教室的教授学生做起形势报告来了。那报告还混长，会议主持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队长讲的英文大家都听不懂(幸好大家听不懂)，会议主持请他停住，让别人也有提问的机会，他也同样听不懂。反正，报告长达半小时，左一拳右一脚，定要把那个敢说中国形势不好的洋教授打下擂台。做完报告，队长“啪”一合笔记本电脑，昂首挺胸从擂台上下来，嘴一撮，狠狠吐出一口二氧化碳。
从此，我给那队长也改了姓名，就叫他“二氧化碳(CO2: "Chinese Officials" 的缩写)。” “二氧化碳”不知负了什么党的使命，走到哪儿都要给党当宣传队、播种机。他非常沉痛地问我：“为什么国际学生部竖著日本的国旗，却没有中国的国旗？”我 说：“国旗都是各国留学生从自己国家带来的，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没记著带国旗，记著带方便面了。”“二氧化碳”一拍脑袋：“嗨，我们怎么没想到带国旗呢？ 戴教授，您放心，国旗的事由我包办。”二十天后，“二氧化碳”说：“国旗有了。我叫我的部下给您寄来了五十面五星红旗。”
五十面国旗！？这下可真是形势大好啦！五星红旗插遍美帝国主义的大学。
“二氧化碳”对红遍全球的形势很满意。他代表“形势大好合唱团”向我提出了新要求：“戴教授，您能不能给安排一下，让我们和美国人民打成一片。”我说：“那满街都是美国人民，你们想怎么打呢？”“二氧化碳”说：“让我们看看美国的阴暗面。”
很好呀，我把他们的愿望跟尤利太太一提，尤利太太立刻就把“形势大好合唱团”安排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做义工。她和尤利教授每个周末都去那里服务，到时 候就开车来接“形势大好合唱团”。这可是美国的最下层，最阴暗的一面。“形势大好合唱团”在收容所做义工，和无家可归者同吃同喝。他们干了几次，回来后 说：“他妈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吃牛肉，喝牛奶，还有蛋糕当甜点，赶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啦。这个美国真是他妈的......。”
接下来，“二氧化碳”要求我安排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看看美国的真正黑暗面。很好呀，这些官员也该吃点苦啦。时值春假，学校正好组织了两百多个学生到各地 去做义工。我就安排了他们或到芝加哥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或到新奥良去帮助科翠娜飓风后的灾民盖房子。一个星期后，从芝加哥回来的人说：“美国问题很 严重，但是奇怪，他们的工人自己就想来整治这些问题。工会权力大呀！”从新奥良回来的人说：“那盖房子的活儿可是把我们累死了。这是真正的洋插队呀。回去 说了都没人信，我一顿能吃十二只鸡腿。”队长“二氧化碳”去的是新奥良，不知怎么的，“洋插队”之后，他对美国的印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美国政府” 称作“我们政府”啦。他在跟大学院长汇报的时候，非常有感情地说：“这次，我是看到啦，我们政府对受灾百姓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那么多人， 有两三千人，从全国各地来，还都是自己掏钱做义工。个个都是活雷锋呀。”
自从他们看到了“美国也形势大好”之后，他们对我越发亲切。这倒让我惶恐不安起来。一日“二氧化碳”非常严肃地跑来找我，说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我谈谈。 然后，神秘而严肃地对我说：“戴教授，您交代的六件事情，我全都落实了。”我大吃一惊：“我啥时候给你交代下六件事情呀？”“二氧化碳”说：“那天，您在 车上，说您有个同学在上海某大学当校长。我给您找到他了！这是第一件。”我叫起来：“他也不是我的旧情人，谁要你去找他啦？！”“二氧化碳”笑而不答，一 副工作主动的样子。然后，接著说：“第二件，是您交代的‘卖鸡爪子’的事。我已经给您联系好国内厂家啦。”我眼睛瞪园，大叫起来：“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 ‘卖鸡爪子’啦？我课不上、教授不当啦？！”“二氧化碳”依然笑而不答，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我要不能揣磨领导心思，还当什么官？停了一会儿，他卖关子 似地解释道：“您忘啦，那天您在车上还说：美国人不吃鸡爪子，中国人吃，中国人还把鸡爪子叫作‘凤爪’。”
我顿时语塞。中国人怎么没把“为官”叫作“为凤爪”呢？！
......
这群“官”回去之后，“电源”依然没给我送来教师。只是，送来的官儿级别小了一点，有科级的了。道路继续在买通。只是到了年终，我给学校和捐款人写项目成 果报告的时候，不知怎么编排才好。怎么才能让这些兴致勃勃的洋人懂什么叫“买路钱”呢？嗨，事儿到了中国就变得滑稽，对和错不是标准，是甘蔗棍子，啃那头 都有理。再好的主意，进魔术场子里转一圈，就从美人变成了兔子了，叫人哭笑不得。到这时，我对我妈的临终遗言：“进去时是美人，出来就变成兔子”算是有了 一个深刻的理解。
结论： 天与水违行
虽然连著三年，我们都没有得到贫困地区的中国老师，但“电源”保证下一年一定能轮著教师了。这三年里，我们倒是年年去那个贫困山村服务。戴小观守了他那个 诺言，连著三个暑假都去那个贫穷山村看小孤儿“赵飞燕”。还收集了很多小人书给她带了过去。第三年爱丝蕾和尤利教授都来了。爱丝蕾抱了这个抱那个，除了 “赵飞燕”，她又看中了七个。七个一放到地下，她就搞不清谁是谁了，反正个个喜欢。尤利教授震惊不小，除了鸡要保护，他发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还有这么多 孤儿也要保护。他对婴儿的尿布很不满意。尿布怎么能用了再用？他说：“扔了，婴儿的生存权是和平中心管的事。我一回去就给他们寄尿布。”一会儿他又发感 叹：“我们只帮助了一个杰姆，这里家徒四壁的农民却帮助了这么多杰姆。尿布，是我要送给他们的礼物。”
因为“电源”的关系和安排，每年服务过后，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到长江边的一些风景区去旅游一个星期。我们都是某市长的客人，又是“到中国来学雷锋的”(“电源”原话)，所以，很被地方官员照顾。“电源”总算熬到了做“家长”份儿，说话管用了。从地方官员对他的评价看，他是“君子家长”不是“小人家长”。当然，这些评论是说给市长的朋友听的，也不能太当真。我对“电源”用我们培训贫困地区教师的钱摆平官员的做法一肚子怨气。
第三年服务快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穷山村其实离我们的祖籍古城并不太远。就几座大山隔著。我就对“电源”说，我不想去旅游了，我想带著戴小观到古城老家去看看。我自己也是七八岁的时候去过的。“电源”说：“你们单独行动，我不放心，我得安排人接送。”
我们要去访问戴小观的祖籍，爱丝蕾当然要跟著去。尤利教授一听，也要跟著去。於是，我们四个人就坐上了长途汽车。山路迥旋，一路往南，过了几座山，景物就 和山北边不一样了。空气变得闷湿起来，山谷里也出现了水田和油菜花，一块一块不是绿得很年轻，就是黄得很知足。农民们戴著草帽，弯著腰在田里拔草，南方的 富足一点一点从他们手下显出来了。后来，公路就沿著双河走了，双河弯弯曲曲，河上时时有些蓬船漂著，小蜗牛一般。轮著有拱桥，还可以看见“小蜗牛”窝在一 个桥孔下蔽阴凉，甲板上蹬著两个船民捧著个大碗在吃米饭。只是河水黄浊，皱巴巴地微微抖动，不见多少波纹。等长途车离古城近了，我们就看见了一丛一丛的竹 子，江南的诗情画意都在它们的柔骨细腰上。只是，古城的城墙没了，四五座高楼大厦立在路口，像几个篮球运动员立在一群林黛玉中间，站得不是地方。
我们一下长途汽车，举著牌子来接我们的居然是两个警察。原来，“电源”的熟人是古城武警队长，手一挥就派了手下的警车来接我们了。这让我受宠若惊。一到古 城就坐进了威风凛凛的警察车。不过，拿警车接私人的朋友用，不太好跟其他三人解释。所以，我干脆不解释。只管跟著警察走，让他们三人胡猜去。尤利教授和小 美人都坐过警车，只不过，那时是犯人，此时是客人。他们惶惑不解地看著我。
怪事紧接著又来一件：趁我们不注意，一个客客气气的警官突然从腰里抽出一把剪刀，一把剪下戴小观的一撮头发。戴小观两手抱头，赶快躲闪，叫道：“干什么？ 干什么？”警官赶紧停下，用古城土话夹杂著普通话解释道：“就剪了一撮，看不出来。”尤利教授摸著自己的头发问我：“这是什么风俗？我们每人都要剪吗？”
警官说：这是他们武警队长交代的任务。队长一会儿和我们吃晚饭，他要自己来跟我们解释。到真吃晚饭的时候，队长并没有来，说是改成晚上亲自到宾馆来看我 们。陪我们一桌坐著的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许又都是一些什么官场“关系”。饭桌上，他们谈到县城里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死了，此人长寿，他们说明天都应 该去参加葬礼，讨个寿。戴小观和小美人还年轻，并不稀罕讨人家的寿，他们俩计划明天去双河划船。尤利教授对我说：“要是婚礼，我倒想去看看，葬礼就算 了。”
饭桌上只有一个人一句话不说，闷头吃菜喝酒。到付帐的时候，其他人就叫：“老板，老板。”。他就付了帐。一桌人还不走，点了烟一颗接一颗抽。尤利教授立刻 跑出去上厕所，上完，就站在大街上看风景，躲著烟味，不回来了。那个管付帐的“老板”就坐到我身边来，告诉我：他开了一个羽绒服工厂。他的女儿高考没考 好，本科是上不了了，能不能让她到美国上我在的这所大学。我说：“那她也得考试才行。”“老板”说：“我们不考，我们买。”我眼睛瞪圆：“你买？！”这样 的豪言壮语，就是美国最有钱的资本家也不敢说出口。我说：“你有钱，可你要的东西还没人敢卖。”“老板”并不和我争执，很自信地说：“你看，警察请客，叫 我来，就是叫我来买单。你以后有什么招待，招呼我一声就是了。都是小意思嘛。”
哈，看来这个“老板”很舍得花“买路钱”，他要把我拉下水了。我心里又好笑又生气。好笑的是：现在，我也卷进了官场游戏。坐了人家的警车，吃了人家的白食，还无端有人要对我行贿。生气的是：“电源”多管闲事，谁要他的关照？我们自己来就不必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了。
吃过晚饭，我们到街上闲逛。古城的主街上来往开著小汽车。走几步就有一座桥连著河对岸，过河，不再需要小船了。河对岸比主街安静，像是一片公寓楼。虽然老 房子没了，但公寓楼的一层全是各色店铺，上面住人，各家阳台上凉著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下层店铺的幡子一起上下翻动。店铺的幡子五花八门：“古城卡拉OK"，“王老五豆腐干”，“新世纪网吧”，“美国加州牛肉面”，“双河茶楼”，“星巴克咖啡”，“理发足疗”，“桑那洗浴”，“拔火罐子世家”，“钢琴爵士”，“古城古董”，“何瞎子算命”等等，实在让我感到我们古城文化的包容性很大，所有享乐的东西都要拿回家来。
在“古城古董店”里，我看见一块旧门匾压在几个镂空木窗之间，上面写著：“戴记杂货”。不知是不是我爸当年和王仲德一起讨糖果，捡铜钱的杂货店。我指出来给戴小观看了，若是，那好歹也是一点戴家人走过的足迹。也许，我们也就只能找到这么多了。可惜门匾太重，无法携带。
我们正在街上逛著，又碰见了下午接我们的那个警官。他从警车里探出头跟我们打招呼：“古城好吧。吃喝玩乐，只要有钱，什么都有。”因为我给戴小观讲过王仲 德和我爸爸“炸花楼”的故事，戴小观就大声大气地问那个警官：“你们的花楼没有啦？”警官诡诘地一笑，拿手点著戴小观说：“小小年纪，小小年纪。”然后， 一加油门开走了。
古城的事情都很滑稽，戴小观得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回答，耸耸肩，和小美人继续闲逛。我和尤利教授回宾馆。尤利教授回房睡觉，我在楼下剪头发。宾馆的理发店并 没有什么生意。两个理发师围著我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几次说：很好了，很好了。他们依然能发现一两根头发不整齐。剪发总算完了，我高高兴兴上楼回屋。一出 电梯，看见尤利教授神色慌张，两手抱在胸前，在电梯口转来转去。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小姐来给他按摩，他付了钱，小姐还不走，要给他更多服务。他不知道 什么是更多服务，小姐就叫他不要怕，说：“你太太正在楼下剪头发，不会上来。”於是，尤利教授就懂了，逃出屋子，在楼梯口等我等到现在。我很奇怪，尤利教 授一句中文不会说，他怎么就能懂了这么复杂的意思。尤利教授说：“她画啦。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长，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短，然后，两个手在耳朵边作剪发状， 还画了个小钟说：三小时。她以为你是我太太。”
这时我也明白了，原来我是被理发师们软禁在理发店里，给尤利教授创造条件去学习淫荡。这不，当天我们就看到了古城遗风。尤利教授说：“我等你，是要请你帮我和前台讲清楚：“我只要了按摩，没有其他。他们不能在我的信用卡上多拿钱。”
今天算是这个花楼女子找错了人，尤利教授不是古城男人，道德标准严格，财务管理精明。逃出屋子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立场坚定。我立刻到前台帮尤利教授把有关钱的问题说清楚了。
我问大堂经理：“花楼女子原来不是都在双河对岸吗？怎么跑到河这边来了？”大堂经理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需求关系变化不定。”看来古城的男人呀，黑布 鞋换成了黑皮鞋，路越走越宽了。到了古城一趟，我还真有点理解了当年陈晓望为什么对纳妾嫖妓那么痛恨；王仲德和我爸爸为什么决定倾家荡产清洁民风。只是， 他们的革命终於也只能对著这遗风扔几个天地响，吓唬它一下了事。六十年后遗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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