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有多远
发布: 2014-12-18 17:53 | 作者: 袁劲梅
后来，大家又转向李野王，要他讲他的二次入狱。李野王说：“我下的是红卫兵私设的监狱，也就是戴高帽子游街，没什么新鲜事。免了。”陈晓望说：“我替他说：他十年没发工资，每个月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后来，平反了，补发了一大箱钱。他跟'组织'赌气，当时就把那一箱钱都交了党费。”
於是，大家又笑，说：李野王真迂腐，至少也该留下一点聚餐费呀。李野王大气地一笑：“我们当年革命，哪里是为了钱呀。”
我爸这下来了劲，又说了一遍和王仲德挖自家祖坟，在花楼炸天地响的故事。提到王仲德，这几个人又回忆起在台城和陈公馆讨论反腐败、建立新政权的事。说来说 去，似乎倒是那个肖苑凤过得最好，她一解放就和四川的男朋友断了，嫁了一个军队的工农干部。那个工农干部退役后，被“组织”派到古城，当了古城的县长，带 著肖苑凤住在古城的双河边。船泊东吴雪，鸟歇芦花池，无风无浪，偶尔还开个赛诗会，写一些追星星赶月亮的闲诗，正合了肖苑凤的气味。
说到肖苑凤，李野王解嘲道：“你们两个女同志也别后悔，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要论诗才，你俩都在肖苑凤之上。只是你俩写了首大诗，把自己也写进去了。这倒叫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大家，我一直极力崇尚的‘整风’整到我们自己最单纯的头上了。”
我妈说：“我们也不后悔，毕竟我们推翻了一个旧制度。封建陋习，嫖娼纳妾给我们这代人反掉了。”
......
又十几年之后，照片上的老人差不多都死了，只剩下李野王还像一个打鬼钟魁一样活著，跟陈晓望四十七岁才生下的女儿李和平住在一起。我回国时，去看他。他捧 著一张报纸，神情哭笑不得。李和平说：“别看了，小戴来看您啦。您又不是反贪局的，当官的骄色淫逸您管不著。”李野王站起来，腰板挺直，脸上的苦笑变成慈 爱：“小戴来了？小戴呀，今年清明我刚去看过陈晓望和你父母，我在他们坟上念了首诗：‘中国中国奈若何？！'”
过后，李和平悄悄对我说：“你妈你爸还有我妈幸亏十几年前死了。要不然，他们要跟我爸一样痛苦。地球转了一圈，路又走回去了。他们当年要反掉的东西﹐一样不少地回来了。他们的学生运动失败了。”
3. 中国故事：我们的实业兴国梦
让我的父辈在耆老之年如此失落，是我这一代人的不肖。我们吃他们的“精神饭”长大，结果，却吃出了一头的反骨。我妈后来是平了反，还当几天某钢铁厂的厂 长。还没干事就到了年龄，退居二线。二线，也是重地，在她的“太平天国梦”里，能让她工作就是对她事业的肯定。她对家务事不屑一顾，不洗碗，不买菜，不织 毛线，不洗衣服。这些小事儿都不革命，她老人家一到了星期天，就带头去厂子里通阴沟，除杂草，也不知凭什么这些活儿就能红彤彤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几个 想升官的人，看她一个老太太顶著个大太阳，把阴沟里的臭水往外掏，碍著面子也来跟著干几下。过后，就有人家的孩子来嘲笑我，说我妈是“阴沟厂长”。我对我 妈说：“您通什么阴沟？有本事您造汽车呀。您那厂子不是叫钢铁厂吗？”
戴小观听我讲到这里，对我很不满意。他说：你不该对姥姥那样，她为大家服务，这是好事呀。爱丝蕾的父母到现在不是还供著杰姆。总不能就叫她妈是“流浪汉市长”吧。
戴小观说的是无家可归者杰姆。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城，很多人都知道杰姆。杰姆每天按时到图书馆去看书，按时从图书馆回来。他衣著整洁，手里整日有一把带弯头 的雨伞。街上人家养的狗看见他走过来就会跑过去，摇头摆尾要他拍。杰姆认识街上人家养的每一条狗，他的黑提包里永远放著一些给狗吃的零食。偶尔也会有一条 无家可归的狗，跟在他后面一直走到图书馆门口。杰姆对家狗野狗一样尊重。他把它们一律叫作“弟弟”。碰见人家的狗胖了，杰姆就会很绅士地弯下腰揉狗肚子， 嘴里关切地说：“弟弟要减肥了。”
杰姆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浪汉。他不愿在工作的压力下生活。十二年前，他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在街头公园流浪。有一天，他在尤利教授家的露天阳台上过夜。以后， 就天天在这个阳台上过夜。尤利夫妇也就认可了杰姆的行为。并且允许杰姆到他们家看电视和洗澡。只是不能在家里住。因为住在尤利教授家里就不是无家可归者 了，就不能领政府发的食物卷了。
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从来就有杰姆。爱丝蕾和她姐姐从小就跟杰姆一起看电视，一起遛狗，杰姆就像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但是她们不懂为什么一到睡觉的时候，杰姆 就跑到阳台上去了。天热的时候，她们也会挤到阳台上去和杰姆一起睡。前些年，尤利夫妇觉得两个女儿大了，家里的阳台上总睡著个大男人不是回事。於是，他们 决定把车库打扫干净，让杰姆搬到车库里去睡。这可不是一件好做的事，得非常谨慎。因为杰姆非常敏感，自尊心很大，会发脾气。
譬如说：杰姆平常都只喝巧克力牛奶。有一次，有个邻居好心送给他一瓶白牛奶。杰姆就发了脾气，说：“你这是侮辱我。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见什么牛奶都 喝。我情愿没有牛奶喝，也只喝巧克力牛奶。”大有非楝树不栖，非礼泉不饮的架势。还有一次，尤利太太付给他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请杰姆帮她打扫两小时院 子。杰姆说：“请我干活的最低工资是十五块钱一小时。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是辱没我的才能。”尤利太太立刻道歉，说：“那我自己打扫，您就歇著吧。”但是， 后来杰姆还是接受了尤利太太的十六块钱。他说，他同意接这个活是因为在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住了十二年。结果，杰姆接下活后，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根杂 草都不留，不仅打扫了尤利家的院子，连尤利家住的一条街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一干干了八个小时。尤利教授回来说：“我们没叫你打扫大街呀。”杰姆又立刻 发火：“我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上等质量的。你要雇我干活，我就是这么干的。”尤利太太要再多给他钱，他又发火：“你又侮辱我啦。说好两小时的工作，就是两小 时。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会多要钱。”
结果，尤利夫妇的搬家计划失败。任那个车库有多干净，杰姆看也不看一眼，依然住在尤利家的阳台上。尤利教授把警察法庭不放在眼里，拿杰姆却束手无策。真是一物降一物。人人都有生存权，鸡鸡都有生存权。平等就是这么个好东西。
我知道家史盒子里的故事，对戴小观来讲，像是天方夜谈。他谈的事儿和我谈的事儿在两套道德价值体系里。说起来都是“助人”。尤利家对杰姆那叫“人文主 义”，咱们这儿叫“为集体牺牲个人”。人家那个“人文”是文艺复兴反封建神权之后发掘出来的人性中的美和善，叫“理性”；人也就那点儿东西使自己区别于禽 兽。我们这个“为集体牺牲个人”是几千年封建宗族社会里最好的文化美德。人靠家族关系活，自是应该以种族利益为重；工蜂靠种族而生，为种族而死，这点儿本 事，昆虫动物也玩得转。就算活出了“性”，“人”还没活出来呢。
我对戴小观说：“你不懂，一个国家穷得连豆腐都要计划供应，她哪里能搞你脑袋里的那些个'主义'。所以，到我这一辈，我只想一件事：兴办实业。”也就在这个时候，戴小观说他可以从共产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说起来“兴办实业”这样的事，我们戴家的祖上早就已经办过了。可到了我这辈子，倒成了件新鲜事，一切从头开始，而且举步维坚。这就使我有很多理由批评我的 父辈们“穷折腾”。他们“穷折腾”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一步进入社会底层，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明天诗”变味的东西。这是他们从戴家大宅子走进革命文人圈子的 道路上没有见过的。
戴小观第一次闹事，就上了正路：要和平，要正义。我父母第一次闹事也很壮观：反政府，反封建，消灭剥削阶级。我第一次闹事是：要改革马桶盖子。跟他们不能 同日而语。但我从基础做起！戴小观有小美人当他的小情人；我妈有王仲德，后来是我爸当她的革命爱人。我十七岁时的小情人是和我一起在红星马桶厂搞“改革马 桶盖运动”的同盟——马木匠，地地道道的人民。
多少年后，马木匠变成了老马木匠，手指粗壮，头发粗壮，额上的皱纹也粗壮。我们碰到一起谈到马桶厂的故事，我对他说：“当年有语文老师说：会写诗又怎么 样，还不是去做马桶了。可你是知道我的，那时正是我想学好的年纪，想当英雄。天天跟自己做斗争，要：‘干一行爱一行’。爱马桶是容易事？谁能爱给我看看？ 结果，我还真爱上了，一周做90个马桶，个个又红又亮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比我还大两岁）。每个马桶底上，我还签上名。（换句话说：每周90个人，要在我头上拉屎拉尿）。” 马木匠说：“不仅如此，你还写了不少‘马桶革命诗’： ‘马桶工人志气大，天大困难也不怕，马桶工人志气高，放个臭屁冲云霄。’”
这歪诗，我不记得了。如果马木匠记得是我写的﹐那一定就是我写的了。不过﹐我记得我爱上马桶以后的事：春天来了。有大学上了。我是一身的使命感，就想立马 实现现代化。奇怪的是，我上大学后反得了一个嗜好：逛南京的各家杂货店。一进去就直奔“马桶部”，然后，翻马桶，把头伸进每个马桶里，一个一个找。找到有 我签字的，就好不欢喜！立马抱起来。那都是我生的女儿！
想起这些奇怪又好笑的旧事，我就对老马木匠表忠心：“那时，一看到那些瞪著两个土气横秋的小圆眼儿的马桶盖，我就会想念你。”
这么多年，马木匠没穷没富，也没兴趣跟我叙旧情。他盘腿坐在一张二十年前他自己打的木板床上，那张木板床放在他家厨房里，充当“沙发”用。他儿子媳妇住了 他家正房。马木匠一欠身，凑到挨著床头的煤气灶上点了一只烟，说：“他娘的，看看现在这满街堵得心烦的小汽车，我真奇怪我们当年那个‘改革马桶盖运动’居 然还失败了！”
好梦和野花一样，哪里都能长。你把它揣进厅堂，它叫“雅趣”，你让它开在马桶厂，它叫“幽默”。我们中国人的好梦可以一开就是一片，一觉睡醒，梦就失败了。再一眨眼，却又是“遍地尽是黄金甲”，你要的美人成了黄巾军，正在那灯火阑姗处开怀痛饮。
我那“改革马桶盖”的思想起源于毛主席逝世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全厂工人都在“化悲痛为力量”。大家闷头闷脑地做了二十四小时的马桶。我和马木匠蓬头垢 面，好像非要自残一下才能解决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头上的红太阳没了，一滴水和一只工蜂迷失了方向。做到天亮的时候，“改革马桶盖”的思想就从我的头脑里 冒出来了。於此同时，老师傅王均发提著毛笔和大红纸来找我，要我替他写张“决心书”。他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写，不准改我一个字。”在非常时刻，人头脑 里都往外冒思想，都是历史性的豪言壮语，自然句句为真，别人改动不得。我替王均发写道：
王均发向毛主席表决心：
毛主席，您走好。木工组长王均发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做到：大小马【‘桶’字不要写】盖两面光，产量像一座山，质量像一朵花，全组团结得像穿一条裤子【厂长口号一定要写】。
“马桶盖”问题既然已经提到了毛主席面前，那掀起一场运动似乎是势在必行。用马木匠的实在话说：“不改，连媳妇都找不上。”
我拉著马木匠和几个年轻人到厂长办公室，讨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二十四小时里，从“一滴水”年轻的脑袋里冒出来的新思想。我盘算了几天，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说：高呼改革马桶，确保改革马盖。
红星马桶厂在一节废弃的旧铁路边上，就了那节路基的高坡，在坡下搭了一两间半地穴式的厂房。“厂长办公室”就是堆在厂子门口的一堆木板，窦厂长厚嘴唇上黏 了一颗纸烟，坐在那堆木板上晒太阳。眼睛像两个蝌蚪，鼻子像一只蛤蟆，脖子上一堆肥肉是洪水猛兽，挤得黑领口破坝决堤，钮扣挂在一根残线上抖动。
我说：“厂长，我们太落后。人家国外都用抽水马桶，我们还用这个红灯笼一样的木头马桶，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我们起码应该改做塑料马桶。”
窦厂长的两个小蝌蚪眼变细变弯，一边一粒“嘲笑”在里面跳著：“你们以为塑料马桶好？那玩艺盖起来是一点气不漏，可等你再一打开，那个臭呀，冲你三间屋子。谁家能用那个？”
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哈哈大笑。我早猜到一下子全面改革马桶困难很大，就退了一步：“那我们至少可以做塑料马桶盖。”
窦厂长说：“你以为塑料比木头好？怎么人家结婚都不用塑料家具，要红木，松木的？连棺材还要木头的呢，你见谁用了塑料棺材啦？”
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又笑，“塑料棺材”？这可是他们听到的天下奇闻。我只好又退了一步：“那您给我三天假，我到上海塑料马桶厂去看看。”其他几个青年人也一起叫起来：“给我们三天假到上海学习！”
窦厂长说：“你们闹什么闹，别以为毛主席死了就没人能管你们。我们还有华主席。”
於是，我们的“改革马桶盖运动”还没开始就被打了一闷棍。不过，爱情却在威胁中产生了。马木匠把我拉到一堆木板后面，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你走，到上海。拼了我自行车不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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