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有多远
发布: 2014-12-18 17:53 | 作者: 袁劲梅
日本人一走，古城的男人们在祖宗祠堂前放了一些鞭炮，跳了几回高翘，就坐在双河边的茶楼里打起麻将来。古城依然是一大群亲戚、远房亲戚、八杆子打不到边的 老亲戚挤在一起的大鱼池。一条双河，绿水轻流，一路折迭起无数三角形的小波纹，吟诵著“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从这家门口流到那家门口。女人 们穿著藕色的绸褂子，前襟别著两朵白兰花，聚在河边，你一下我一下用捣衣槌捶打男人穿脏了的马褂。很快古城的老规矩就又依次还原了：食不厌精，赌无昼夜， 上下有分，尊卑有序。
古城最高的楼是河边上的“圣贤书楼”，与书楼隔河相对的是一片白墙青瓦的旧房子。一到傍晚，古城的文官武吏总要喝了个半醉，似醒非醒地迈著文皱皱的步子， 穿过圣贤书楼的大堂，踏著戴著露水的青草，把方口黑布鞋打得微微有点湿，划一只小船悄悄地渡到对岸，钻进那一溜白墙青瓦的旧房子去拾春。那些房子叫“花 楼”，有高有低，青瓦沿著房子的白墙走，棱角翘著。花楼里住著一些外地流落来的歌妓，她们来到古城这个江南水乡，也就不想再走了。双河的水柔得很，很快， 她们的皮肤就变白，她们手指就变软。古城的男人在这里过几个甜甜蜜蜜的时辰，再怀著一颗酸溜溜的心回家来，绕过家里的黄脸婆，躲进书房里，在黄宣纸上写下 一首怀春的诗。千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年轻人的眼睛比成年人健康，他们容不得腐蚀了的生活。从野猫溪回来的热血少年，在山上历尽艰辛，唱的都是《大刀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回来后听不得 那些“桂花油，娘子头”的亡国之音了。於是，我爸和王仲德领头，在古城闹了事。他们要抄“花楼”，遣送妓女还乡，清洁民风。这个反腐败计划让所有从山上下 来的高中生兴奋不已。消灭妓女成了他们实现兴国梦的第一件事。
我爸先领著野猫溪的同学到自己家去打劫。要干大事，就得有国无家。闹事成败的关键在於他们能不能弄到“谴散费”。戴家是古城的首富，在上海开著机械厂，在 古城开著布店，药房，杂货店。野猫溪同学明道暗道同时走，王仲德跟著我爸先来到戴家开的杂货店，坐在柜台上要糖果吃。伙计讨好我爸，说：“小大爹，糖果随 便吃。”还故意把收客人的铜钱扔到钱缸外面，戴家的规矩是：掉在钱缸外面的铜钱都是大小少爷的零花钱，小孩子可以自己去拣。这两人在店里捡了半天，捡到了 小半布袋的铜板。晚上，大家头对头数了数，还不够谴散一个妓女。所以他们还得走暗道。
我爸爸说他叔爷爷在清朝的时候有战功，战死后，头找不到了，不能全尸。慈禧太后赐了他一个金头，下了葬。只是不知墓地在哪儿。要是能把金头挖出来，谴散费 就有了。於是，这群十八九岁的同学少年就跟著我爸爸去挖金头。才找了一个晚上，被我二叔一个刁状告到我爷爷那里，我爸爸挨了一顿痛打，我爷爷骂他是“胆敢 挖祖坟的逆贼！”我爸爸从家里逃出来，跟他的双胞胎弟弟分道扬镳。后来，我二叔跟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我爸跟了共产党，娶了我妈。二十年以后，戴家的祖坟 还真的就给我父母的学生，一群唯物主义的红卫兵给挖了。只是金头依然没找到。
由於资金短缺，野猫溪的同学少年只能买了一大袋天地响鞭炮。天一黑，划著一条戴家的小货船过了双河。大家都穿了黑色的学生制服，以示新人新风，挑战腐败的 封建制度。这一夜，双河上无风，青蛙的鼓噪高一声低一声，不时有鱼儿浮到水面，摇一下尾巴又一头钻下去，一河的月色就无声地活动起来，又一圈一圈悄悄碎 了，像心思满腹的样子。戴家的小货船载了五六个野猫溪同学向对岸划去。
“花楼”里的灯火正旺，古城男人每天的老故事刚拉开了序幕。突然，一袋天地响鞭炮被同时甩进了好几个“花楼”的高堂屋，炸得如同地震。男人圾蹋著黑布鞋， 女人尖叫著跑出来，一路有人高叫“失火了”，“抓毛贼”。於是，就有人敲响了“花楼”防盗防火的报警铜钟，一时间，“花楼”里突然有了一种次序：所有高高 矮矮的窗户灯火通明，家家户户传出敲锅，敲盘子，敲面盆的声音，一片叮叮匡匡的响声。还有大大小小的人影在窗口晃动，像皮影戏里的好汉和美人；接著，妓女 们举著油灯，男人们打著火把大呼小叫地冲了出来。女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烂菜帮子，男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石头。
原来，腐烂了的老制度也不是好惹的。野猫溪的同学们一紧张，猫著腰，全逃回了自己的小船，拼命往回划，好像自己真成了纵火犯或者毛贼。“革命”的大计划暂 时也忘了。等逃到芦苇丛中，才你推我，我推你，哈哈大笑。一是笑那鞭炮炸出来的狼狈混乱，二是笑自己胆小如鼠。虽然一个妓女也没消灭，但“暴力革命”玩过 了一回。
这段好故事，我爸说过很多次。每次，我爸一讲完这段光荣业绩，我妈就会说：早知道了，就为这，老仲(王仲德外号)还落了个坐牢的口实。
在营救王仲德出狱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来往密切，结果，戴家出保钱。我姥爷保人。姥爷禁不住我妈的吵闹哀求，保了王仲德。王仲德在监狱里对他在古城干的“暴动”供认不讳。本来也不是悬案，保钱保人一到，国民党就把王仲德放了。
王仲德从监狱里出来时，蓬头垢面，不过精神很好，想立刻回中大参加闹得正热烈的学生运动。中大地下党认为他已经暴露了，且在监狱里写了供词，得要通过组织 的重新审查，不益继续呆在中大。李野王竭力替王仲德申辩也没有用。组织还是把他派到偏远的山区去教书，搞土地革命。王仲德大学还差一年毕业，叫他走，他就 走。为了眼看就要成功的事业，个人委屈和读书立业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幸的是他在乡下得了疟疾，没有医药。病重了以后，他让学生替他一天给我妈写一封情 书。可惜这些“革命爱情”在文革中都叫我妈一封一封烧了，残存的两封，都没有什么私情。
我妈那代人的毛病是：离了组织和权威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他们反对国民政府，自己却也是活在一个扩大了的古城大家族里，要有个族长镇著。大家都是江河里的一 滴水，时辰到了，反一个社会，波澜壮阔，巨浪滔天。只是浪头落下来还是一样的君臣关系。人活得很大，却找不到自己。大浪小浪明争暗斗，一滴水却连隐私都不 能有。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只能是画在宣传画上的人。
王仲德病重的时候，曾叫我妈来看他。我妈打了包袱就要走，在长途汽车站被“组织”截了回来。已经暴露了一个，不应该再暴露第二个。王仲德后来死在去县城医 院的山路上。身边有四个抬担架的学生和一封尚未来得及寄的情书。我妈从来没有跟我描述过王仲德死后，她的心情。我偷看过王仲德的情书后，对我妈最终没有赶 到乡下去看王仲德非常不高兴。这算是什么爱情？违反人性。那“组织”也管得太宽，人家的爱情不过是附丽在你的事业上，你却叫人家生死不得相见。若换了我， 去他的“组织”，天塌下来我也要去。暴露了怎么啦，了不起和情人一起呆在乡下不回城里来。我曾经问我妈：“爱情价更高”在你们那批地下党中是怎么理解的？ 她说：“老仲若不死，能写好文章，他的文笔像鲁迅。”这一点，我在王仲德的情书里并没有看出来，不过，我妈这样的回答，像宣传画上的人说的。
王仲德那封未寄出的情书，是他残存的两封情书之一。大概是后来辗转到了我妈手里，进了我们的家史盒子。很短，我也读了给戴小观听了，那里面还提到我爸爸：
......戴文天[就是我爸]有个叔父给汪精卫当御医，呆在上海搞“曲线救国”。戴文天上大别山时，他叔父悄悄给戴文天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两瓶治疟疾用的奎宁，说：到了山里，这药就是黄金。
大别山里，蚊子大得像飞机，疟疾是山民的常见病。我们在野猫溪实在没吃的时候，就戳弄戴文天卖一粒奎宁，然后，几个要好同学去开开荤。后来，有个同学说： 这是汉奸药，不能吃。我们不食“周粟”，却依然食周国的野菜，这算什么抗日？戴文天说：这药不是日本来的，是美国药。我当时很馋，说：夺了日本人的枪支子 弹还可以用来打鬼子呢，那药就是敌人送上门的子弹。我们换了炒猪肝吃，这是“以夷制夷”。
现在，有点后悔，当初少吃两次炒猪肝，说不定还能省下一粒奎宁给我自己。如今只好独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我很喜欢王仲德的这封情书。人到临死还有幽默感，看样子是得有点浩然之气才行。我跟我爸说：“我妈这个人不懂爱情。王仲德到死她都不去看，跟您结了婚又动 不动就吵架。对自己的小孩子还要专政。好像她一坚持，就能真理在手；一宁死不屈，就是英雄。搞不好她坚持的是个谬误，死是个白死呢。我要是男人，情愿找个 什么肖苑凤，也不找她。”我爸说：“胡说八道。肖苑凤哪能跟你妈比。小爱情才整天挂在嘴上；大爱情是‘不风流处也风流'。”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戴小观依然是共产主义者。再下面，他祖辈的“大爱情”，“大风流”，他就不能理解了。而他祖辈们的“昨天”终於没有走到他们“诗里的明天”却变成了“现实的今天”，“美人”变“兔子”居然也有历史效应。
照片上这群“地下党”四十年后，在我家聚会的时候，到是咧著嘴又说又笑的。说的那些两次入狱的故事全无风流可谈，不过关键的时候，却也有一种“大风流”的气质像苦笑一样挂在脸上。“小泉社”里没有第二次坐进监牢的人，只有死在1948年的王仲德。
陈晓望是48年被国民党特务半夜里公开从 女生宿舍里抓走的。她演了活报剧，嘲笑物价飞涨。陈晓望的哥哥立刻上下活动，卖了一些家产，找了父亲的老部下，在共产党没解放南京之前，把陈晓望赎出了监 狱。他叫陈晓望跟他一起到台湾，陈晓望当然不走。一解放，陈晓望就把这些细节跟组织报告了。然后，就去解放大西北，腰里别著手枪，亲自清理过重庆的两个妓 女窑子。
陈晓望再次进共产党监狱的时候，顶的罪名是“台湾特务”。抓她的“组织”并不了解中央大学地下党的活动。他们从红区来。他们说：如果你不是台湾特务，为什 么国民党军人要保你，没交给你特殊使命，你能活著出监狱？陈晓望申辩道：“那是我哥，他当然要保我。我的共产党身份并没有暴露，不过是个学生，怎么就不能 活著出来？”“组织”就说：你不老实！把陈晓望判了二十年。那时候，她刚二十七岁，和李野王结婚才一年，正准备生孩子，虽然还没怀上，孩子的名字已经起好 了，叫“李和平”，男女都能用。
后来，文革闹起来了，走资派要关进监狱的越来越多，监狱没地方了，就把她这样的老犯人关进了动物园。她被关在长颈鹿旁边，笼子上的牌子写著“台湾特务”。 本是当作一种革命挖出来的成就展览给人民看的。陈晓望说：“关在动物园的坏处是：小孩子往长颈鹿笼子里塞草，往我的笼子里扔石头；好处是：李野王买一张五 分钱的门票就可以来看我。比张生见崔莺莺还容易，连红娘都不要。李野王还趁人不注意往笼子里扔泥团子，泥团子里是情书。”
陈晓望，让我喜欢。她的动物园爱情确实风流。比那些哭哭涕涕，喊冤叫曲的文革故事来劲。像个地下党。倘若她当时尚未结婚，和李野王来他一个“动物园婚礼”，那才可以编个史无前例的爱情故事呢。
我妈是从家里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抓她的理由是：小泉社的成员都参加了游行，发起人必得承担责任。我姥爷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花钱买通各色人物，把我妈保了出来。结果，到我妈二进共产党监狱时，她的罪名就是“叛徒”。因为，没有牺牲就是叛徒。
我妈在文革中的待遇比陈晓望好一点。她没进动物园，进的是小孤山火葬场。这次“组织”分配给她干的事儿是发送骨灰。那时“组织”把我妈叫做“行尸走肉”。 每天，死人烧了，家属哭哭涕涕，站在院子里等著骨灰，就有亲戚朋友凑到我妈掌管的小窗口来，哀声细气地请求：“多给一点”。就像买碗面条，要汤水时说： “多给一点”一样。我妈就说：“我尽著一盒装，您要相信组织。”那段时间，“组织”是我妈的口头禅，她每天都相信组织迟早会把她的问题搞清楚。
文革中，火葬场工人也罢了工。两派武斗打死的人都放在小孤山火葬场门外面，死人也分两派，没人管不行。我妈不是工人，不能罢工，所以，她就得了个日夜不得 下班的工作：看死人。至今我也想不懂死人要看著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跑。我妈说：“半夜里，风声鹤唳，没灯没电，几颗鬼火一样的星星在头上闪著，我在死人中 间走来走去。大声念诗给自己壮胆：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
几张缺了牙的嘴哈哈大笑。我也跟著笑。这就是我妈，吃精神饭就能活。看守死人也要看出英雄气概, 断然就把地狱里的贪官阎王给废了。谁轮著这样的精神导师，谁运气，谁轮著这样的妈，谁倒霉。可惜了她还学的是文学专业，一辈子也就写了一些检讨书和批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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