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有多远
发布: 2014-12-18 17:53 | 作者: 袁劲梅
戴小观就说他和小美人爱丝蕾寒假才去过多米尼加的“贱民”区里服务。这是他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每年都有不少大学生去。他一出飞机场，一群穷孩子就把 他兜里能要的东西都要走了，连腰上的皮带，小美人头发上束的蝴蝶结都解下来给了他们。他俩个住在当地农民的家里，帮人家盖房子。一个月就洗了一次澡，澡池 子就在露天，塑料布围一圈，头还伸在外面，因为没有燃料，所以也没有热水。拎一桶冷水倒在头上，冻得伊呀直叫。要拉屎，得先挖个洞。吃的是芭蕉和豆子。等 回来的时候，瘦了，没有皮带，裤子穿不住了。下飞机的时候，得一手提著行李，一手提著裤子。小美人的红头发则用一个塑料口袋束著。接著戴小观又突发奇想， 说：如果现代人像多米尼加人那样，生活简单，骑自行车，不用汽车，住小房子，可以解决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
“电源”首先对戴小观的服务活动大加肯定：“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学雷锋。”接著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也应该下去搞扶贫活动。”可悦悦说：“美得您？您 就是在市里搞植树造林，抗洪救灾，单位也得给补助吧。凭什么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如何如何？我最烦叫我们学这个人，学那个人。最后，我们还得自己过 自己的生活。人家美国人去扶贫是自愿，学著谁啦？人家是自愿”说完又讽刺地加了一句：“就是您那位雷锋爷爷，拿到今天当人物，他至少也得穿件假名牌才有话 语权吧？”“电源”对女儿的宠爱流与言表，他拍著悦悦的后背，说：“你们这些独身子女，在天堂里长大，什么都得最好的，还不满意。”悦悦说：“我是什么都 得最好的，读书，弹钢琴，学英文，考商学院。可这些都是您要的，并不是我自己要的。我得的都是你们年轻时想得到的，不是我自己想得到的。”“电源”就笑： “那你想要什么？”悦悦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不幸福。我就想要知道：我想要什么。可你和我妈怎么说？‘我告诉你，悦悦，这事得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电源”的妻子插上来：“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这才买了那么一大包东西回来，还说不幸福，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才25元......”悦悦打断她妈：“您又来了，我知道您当大学生时连两毛五分钱的猪爪子都舍不得买。所以你们就自以为把我肚子撑饱了，精神就饱了。那一大包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全送给大猩猩，那些东西也不是我真想要的。”
戴小观看悦悦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不是说喜欢听蓝色曼陀林吗？音乐是你想要的吗？”悦悦小脾气很大，屁股一蹶，从沙发扶手上跳起来：“不是。那也是他们希望我要的。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反正没有。走，上楼玩电脑去。”
“电源”夫妇和我大眼瞪小眼。拍“天上人”的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那天，关于“扶贫”的谈话，导致了我和“电源”的再次合作。“电源”要我趁他在任上，想做好事尽快做，扶贫为什么要扶到多米尼加去？中国贫穷的地方多著呢。
好事我当然是想做的，但我这个人能耐有限，只能管管学生，搞搞文化交流。第二年暑假，我带了戴小观和其他十来个美国大学生到“电源”安排的贫困山区去服 务。学生中间有一个中年人，看起来像个清洁工，但其实是个百万富翁，我们大学的赞助人之一，原来一直干银行业，四十来岁突然决定退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把银行事务交给儿子管。尤利夫妇跟他家是多年的朋友，介绍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便注册选课，成了学生。
“电源”给我们安排的山区，是“农村中国”，真正的穷乡僻壤。这个村庄远离尘嚣，下了高速公路还要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村庄在一群黄 土山之间。黄土山黄得像一群死了丈夫的黄脸婆，除了一脸沟沟壑壑的老皱纹，什么也没有。那里年年旱得连狗尾巴草都不长。村庄的房屋一律是黄土拍成的，一家 挨一家，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隔开。院子里有两只鸡在跑，一把扫帚横倒在中间。山沟里开了几块梯田，常常是什么农作物都种不出来。这里的农民历来就是 靠天吃饭。天下雨，庄稼长得好，他们没什么事干；天不下雨，庄稼旱死了，他们也没什么事干。他们有很多时间蹬在墙根下晒太阳抽烟。也许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近十来年，这里年年干旱，没有收获。
“电源”年轻的时候，给这里的农民造过一个水坝，想蓄水防灾。但前些年，水库没水，河流干涸。天老不下雨，这个村庄农民没了活路，派人进城，找到当了市长 的“电源”。“电源”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不用背井离乡的工作：给政府带残疾弃婴。因为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出了有残疾的孩子，就像出了废 品，市里的孤儿院门口动不动就会放了几个残疾弃婴。这几年也不知是因为污染，还是药物，残疾儿增多。孤儿院的容量只有这么大，带不了这么多残疾婴儿。“电 源”让村民带，带一个，得两百元人民币。不少农民可以带到三到四个残疾孩子，多的，可带到五个。这样农民和孩子都有条活路。等孩子带到三四岁，能活动了， 再送到市里的孤儿院，直呆到被人领养。也有不少带出感情了的，农民就把孩子留下了。这是最好的结果。
这些弃婴算作是政府的孩子，所以都姓“党”。女孩一律叫“红”或“花”，男孩一律叫“强”或“壮”。我们到了那个村里，满村的孩子比大人多，他们都是弟弟妹妹。凡妹妹，就叫“党大红”，“党二红”，党三红”......；凡弟弟，就叫“党大强”，“党二强”......。到“党十红”和“党十强”的时候，排行就换成“党大花”，“党二花”，“党三花”，“党大壮”，“党二壮”，“党三壮”......。这群“党”家的孩子其实都很可爱，只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残疾。譬如说“兔唇”，“瘸腿”，“脸上有大黑记”，“脑瘫”等等。因为这些或大或小的残疾，他们成了中国孩子中的废品，被扔掉了。
我们的学生在村里服务了两天，给这些孩子洗头洗澡擦鼻涕，带他们做游戏。不少学生都看中了一个两个孩子，恨不能自己领回家去养。我和戴小观同时看中一个小 女孩，叫“党二红”。我给她起个大名，叫“赵飞燕”，戴小观给她起个小名叫“狗尾花”。“党二红”确实就是一个“赵飞燕”。 小眼睛黑黑，小嘴红红，尖下巴，小粉腮。 明明一个天生丽质的小女孩。只是她的小鼻子有一侧出了一点毛病，豁了一条两厘米长的口子。但是，这没有关系，她依然是个小明星。到我们走的那天，她哭得泪 流满面，让我觉得无限愧疚。戴小观就抱著她，往她的小围兜里装糖果，一边装，一边保证：明年再来。
村里早些年来，又被农民留养的婴儿，有不少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有学校可上，帮家里养养鸡，捡捡柴。他们的生活和城里人完全是两个样子。等我们离开了那 个村庄，学生队伍里的那个百万富翁说：回去后，他就会给我一个书面承诺，捐一笔款项给我们的大学，专门用来培养中国贫困地区的师资。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谢过尤利太太的介绍，就开始和“电源”联系，让他选贫困地区的教师送来学习。“电源”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还是旧情人想著他。他马上就让外事办把这件事儿做起来。
可是，第一年，他们一个贫困地区的教师也没送来。外事办给的解释是：不好找，没有学校愿意送人，教师到美国来培训过了，回去就要到更好的学校去了，怎么会 愿意到贫困地区？这事儿，我跟尤利太太说了。尤利太太说：“这好办，让爱丝蕾和戴小观放假回来做几次焙烤义卖，再弄一点钱，把去贫困地区服务的教师工资加 到和到好学校的一样高，我们付五年，五年后，他们可以离开贫困地区。” 戴小观和小美人就真的在圣诞节前烤了很多 桂香面包、巧克力饼干和小蛋糕，摇著小铃铛，拿到广场上去义卖，挣了一些钱。圣诞节后，我又做了很多葱油饼和饺子，让他俩到周六集市上去卖，又挣了一些 钱。估计这样多卖几次，就能把中国老师的工资差挣下了。等我把这个建议正式提出来，外事办的人一听，立刻说：这个方案根本不行。你已经出了一趟国，好处是 你的了，怎么回来你还多拿钱，怎么能好处全是你得？摆不平。
第二年，倒是选出了一位中学教师。可材料还没替他办，他自己提出了条件：如果他来，他的党委书记也应该被邀请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我邀请他的 党委书记来干什么？这也不是上党校？这个条件我没有接受，所以这位中学教师没来成。这事儿，我跟“电源”发了牢骚：这么好的机会，不就是选教师吗，这又是 什么难事？我不懂为什么总也办不成？
第三年，外事办的人突然办事了。不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党委书记，是送来了一群，都是官。我打电话给“电源”，对他吼叫：“你这市长怎么当的呀？这是给贫困地区培养教师的钱呀，你们送这些官来干什么？他们谁会去贫困地区教书呢？”“电源”说：“你的事没办成，就是因为'官'卡 在中间了。不把道路疏通，一个教师也来不了。这是中国办事的方式。你就理解一下行不行。就算你们第一笔培训费花在开门买路上了好吧。”我说：“你是市长， 你直接到学校招教师不就行啦？”“电源”苦笑一声：“你们把培训贫困地区教师叫作搞社会主义，可这里的人把这个机会叫作‘福利’。要排了座次得。”
我捏著鼻子，气哼哼地，却无以应对。最后用了一句戴小观的话把自己摆平了：别指责玩游戏的人，指责游戏本身。“电源”和他的外事办不过都是按照规则玩游戏 的人。中国的游戏就该这么玩。这个玩了三千年也没玩完的“人际关系”游戏！我算懂了为啥上一年我拒绝了一个党委书记，就连那个教师也来不了。
於是，六个书记、主任、处长就浩浩荡荡地来了。
我这辈子当过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当过官。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在小说里看过，听“电源”提过。因为不在游戏中，也就记不住。“电源”给我送来这一群“官”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懂了什么叫“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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