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似剑（节选）
发布: 2013-2-21 17:14 | 作者: 丁子江
一 路上，鼹鼠还谈起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消息，3个星期以前，古巴卡斯特罗的战友，拉美游击革命家格瓦拉遭反动政府军枪杀，他说这个人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之一。
鼹鼠这种文气十足，近乎阴柔书呆子的人，竟然有一种阳刚之气。有时候，他会痴呆呆地用英语高声朗诵莎士比亚名剧《汉姆莱托》中最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死亡！）”接着又继续背诵鲁迅的名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再接着，他还朗读起当时流传的老红卫兵派炮制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
这首240行长诗，他竟然可以从头到尾如醉如痴地一气背完。背完又加上一句：“会师华盛顿，饮马密西比”。难怪，鹿爷和他一直张罗想拉我一起跑到缅甸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活着干，死了算”，轰轰烈烈干一场，终极完成诗意的革命浪漫。
看来，他们还不死心。夏天，“老红卫兵诈尸”闹剧过后，大家又继续逍遥之际，突然听说一个震惊老红卫兵圈子的消息：位于北京良乡的100中，也就是我们梦寐以求而进不去的那所中国唯一飞行预备学校或滑翔机学校的一个叫赵建军的老红卫兵，不久前越境到越南当了中国援越的高炮兵，但仅数日后，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中于炮位上阵亡。
听说这个消息后，鹿爷、鼹鼠和薛晓白三人，瞒着三叶虫密谋了10天以后，混火车，辗转到了广西凭祥，然后偷越了国境，往越南北太省省会太原市进发，因为薛晓白通过军界绝密渠道打听到中国援越的防空62支队新移防到那里。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他们在越北的崇山峻岭中迷失了方向，三天之后在凉山附近被当地越南军民遣送回国。后来才知道中越两国政府间定了协议，对非法越境当国际主义战士的中国学生一律拒收。
我当时因为正好到内蒙锡林格勒大草原探望在牧区插队的妹妹，被那里的壮美景色风情陶醉，耽搁了半个多月，故错过了这次行动，虽然一次没有成功的行动。我也知道了，虽然鹿爷在夏天“老红卫兵诈尸”中拍了薛晓白这个婆子，但却是在那段越境的日子里真正加深了感情。
不过，这次非法越境，也给鹿爷后来的“炼狱”，后来的逃亡，带来更大的麻烦，成为档案中“数罪并罚”中的一桩，即“偷越国境罪”。当然，同案犯鼹鼠与薛晓白却因家庭背景，不但毫无负面影响，甚至成为颇有正面效用的“贴金布”。
因为当了替罪羊，被边缘了，被抛弃了，我们这一类人幻想着“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精神的出路，实际上是“精神按摩”，甚至是“精神自淫”。我们在一起，似乎只有象父辈那样，只有血战疆场，担负起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伟大使命，才有存在的必要。那时，我们“天天无聊天天聊”，其中最聊以自慰的就是周恩来的那句话：“在中美战场见娃娃们的红心”。于是我们在一起常常钻研《孙子兵法》，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林彪的“一点两面” 和“三猛战术” ，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等等。
几十年后，只有鼹鼠仍在军界发展，当到集团军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据他自己回忆，当自己12年后，以团副政委带领部队，为进攻凉山而在越北崇山峻岭中穿插时，想起当年为抗美援越的偷渡，故地重游，真是唏嘘不已。
鼹鼠在军界的生涯，还算平顺，至少比我和鹿爷更接近理想。他枪杆子加笔杆子，武胆加文胆，至少一半继承了父母的衣钵，顺带成了小有名气的业余军旅作家。我读过他的一部题为《战场无界》的长篇小说，听说还获得全军文学创作奖。那小说里面居然还隐约提到他以自己所熟知的“一干人犯”的原型而塑造的人物，包括鹿爷和我。
正因为鼹鼠的“悲情度”与“荒唐度”最小，我也就没有对他与三叶虫着墨太多。
三、混在一起，就像一次次狂野的风，戏闹着掠过人间
我们逐渐接近西山，它位于太行山脉的最东端，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有四列山脉延续排开：即东灵山—黄草梁笔架山，百花山----髫髻山----妙峰山，九龙山- ---香峪大梁，大洼尖----猫耳山等，永定河也是由西北向东南横切山体。
从出发算起，我们骑了近两个小时的车，终于来到位于背靠西山，在海淀区与昌平县交界的凤凰岭景区。这里离天安门约30余公里。
据当地人讲，凤凰岭本名老鸦山，后因那个传说中治病救人，造福乡里，渡化众生的魏公阳魏老爷在仙人洞坐化圆寂，改名老爷山了。民国时期，有一军阀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特将亡故的丈人丈母娘葬于这一带，因厌老鸦山之名，特请来石匠师徒五人，在最高峰的阳面费时半年多，深雕出凤凰岭三个大字，每个字都约两个半人身高八九个人体宽，新名称从此而定。
在驻骅山旁边的聂各庄乡车耳营村，我没想到碰到了常混在一起的“一干人犯”--另外七个人：朗兴国、薛晓白、黄先平、宦荣荣、贾少夫以及田峙田崎兄妹。三叶虫一见到田崎和薛晓白更是兴奋无比。奇怪的是，鹿爷和鼹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他们是约定好了的。
其余人都骑自行车来的，而宦荣荣骑着摩托后面驮着黄先平，田峙也骑着摩托后面驮着田崎来的。我一看就知道这两辆摩托来路不明。不过，大家早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
人们将车停在村庄里，徒步向西北行了几华里，再从龙泉寺向南，穿过杏园折西，抄一条省几里路的山道，过塔坡沟南山梁凹口处，走向京郊上有名的八大院之一的圣水院，又名黄晋寺或黄普院。
该寺最早由金朝最有文化的皇帝金章宗完颜景创建，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院内俗称皇姑院的瑞云庵遗址山门东侧兀出一块天然笋状花岗石岩，人称金刚石，高约15米，向旁倾斜，悬出深谷之上，壁陡峭不可攀；上建七级密格式浮屠，塔基六角饰有砖雕兽头，站在金刚石旁远眺，可见怪石嶙峋，层峦叠翠，奇峰突起，古木参天，还有那满山遍野红透的枫叶，瑟瑟秋风给人带来微微的凉意。
那时正是红卫兵破四旧不久，再加上多年失修，这里是一片破败和废墟，人迹罕至。那时，一般人还没有旅游观光的概念，在动乱的岁月，哪有闲情逸致游山逛水，也只有我们这些逍遥派才有打发不完的时光。
上山以后，这十一人分五拨，前前后后拉了有百余步。这些人，不分男女，都身着某种质地颜色的军装为扮相。在那个特定的岁月，人们的审美观也很特定。从一个人的装束、架势、口气、举止、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所骑自行车的型号等，可以猜出其出身、背景、名气，最终可以判断出他或她的在“红色贵族”等级位次。
一位当年的老红卫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北京的干部子女流行的服饰和物件：男光头，女小咎；夏季的国防绿军裤，的确凉短袖衬衫，布懒汉鞋；春秋季的全套人字呢或布军装（肩上留有佩带肩章用的别扣，证明是干部服）），绿军帽，回力白篮球鞋或将校皮鞋；冬季捂个大白口罩，外穿军大衣，蹬将校靴，戴水獭毛的皮帽和皮手套；骑的自行车拆去后架，座位提得高高的，钢丝锁挂在车把上，品牌以英国凤头、飞利埔或锰钢永久为最。这些人以居住地为单位，称之为某某大院。在北京，经过势力的较量，计委大院名声显赫。其他的如公安部、铁道部、化工部和海司、总后、装甲兵等也小有名气。
有史家这样评论道：
在文革初期造反的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
到了眼前这一帮人上山的时候，穿戴打扮已与文革初期有所不同，似乎又上了一个档次。在犬儒式或革命意志颓废，前途渺茫失意心境下，人们开始尽量利用特权张扬自己的行为方式。虽仍是军装为主体服饰，但也搭配了显示自身骨子里优越的配饰品，如昂贵的手表，高质地的皮手套、围脖以及高档锰钢自行车等。
那个人称穿山甲的贾少夫真不愧这个外号，在山林中上蹿下跳如履平地，一会儿将众人远远抛在身后，一会儿又奔回到大家的身后，好不自在。谁想到这小子后来同鹿爷到了缅甸打游击，还当了缅共副营长，连鹿爷都成了他的手下，而且为救他还枪击了那个营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田崎外号“田鸡”，这二字的涵义不知是雅气还是野性，雅可联想到可爱的“青蛙公主”，野则可扯及“蛤蟆浑妞”。
这个外号的肉身载体，极嗜玩闹，人们怎么也不能将她与安分或平庸的代名词——“隔壁家的小女孩儿”对上号：善精翻墙、爬树、玩弹球、打弹弓……。她家大院后有一棵大槐树，每年春天，邻居都看到一个瘦瘦的小丫头坐在树杈上摘槐花儿吃。看了电影《小兵张嘎》后，这个小丫头模仿“英雄人物”，爬过院墙，登上邻近机关的平房顶把一堆东西堵在烟囱出口。几分钟，办公室烟雾缭绕，呛得大人喘不过气，跑出来，看到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儿站在房顶上，然后一下子翻到墙那边去了。小学某学期，她瞒着母亲向老师上交25张事假条。其实她根本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在家玩儿。玩儿什么，她后来也不记得了。但她母亲开完学期家长会回来后的脸色她记得清清楚楚。对于女儿种种事件，母亲气得不知道应对，有一年春节初一，她母亲气得吃不下去年饭，只好围着街道走，走了十数圈才回家。
这就是幼女时的田崎--直辖市天津市委田副书记的第三千金。文革爆发，这可真挑起了这个本来就爱逃学“疯丫头”的玩兴，她比所有其他顽童们更加欢呼雀跃，可谓度年如日，每天都象注射了鸡血兴奋无比，期盼着新花样的更替。
这个田鸡的到场，一定是她死磨硬缠其兄，而赖皮赖脸地加入了今天的盛会。什么热闹都少不了这个疯丫头。我早就听说她对鹿爷春心萌动，但后者却一直把她当作邻居家的小妹妹，并不十分在意。
田鸡的家原本在北京的华北局大院，文革前夕父亲田山调到了天津，但她与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随母亲留在了“天子脚下”的京城没有走。田家四个孩子的名字随父名都带有“山”之意，甚是响亮：排行老大，最后一届大学生的大姐叫田峰；排行老二，老高二的二姐叫田峻；排行老三，老初三的哥哥叫田峙。
据说，田鸡的老爸原名田杉，后据算命先生说，田家命里缺土忌，因此由杉改为山。后来愈发不可收拾，连儿女辈都土个没完。别人也许似信非信，但从事多年敌工工作的田山之妻，却从原本的不信转化成全信。当年就听说过，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被算命先生判为命中缺水忌土，因此他的字为雨农，所有的化名都是带水，如汪涛、如江汉清、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结果官运如日中天。然而抗战光复后，有不信邪的下属给他起了带土的化名“高崇岳”，结果飞机失事在暴雨中，撞岱山而死。田山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靠大山的地区打游击，革命生涯发展顺利。然而此次调到靠河靠海的天津，结果被打成了走资派。
很遗憾，这本来落地有声的名字田峙，到了顽童的嘴里就叫成了田鼠。还很遗憾，这田家唯一的男孩田鼠小时得了小儿麻痹，因父母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救治，竟留下了残疾：左腿粗右腿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老天爷还不算太偏待，另外给这孩子三大补偿：体力超常，智力超常，而且毅力超常。
鹿爷的妈路纯瑛与田鼠的妈金书琳都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并都在京津一带作地下党工作。解放后，两家常有来往。金书琳是原是朝鲜人，出生于汉城一个富商之家。很小时，家里送她到旅居中国天津的舅舅家求学，在那里上了中学和大学，后背着家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金书琳很心疼这个残疾儿子，便托战友路纯瑛的儿子多少照护一下。鹿爷从小与田鼠一起长大，对这个老弟也很同情。俗话说“不怕千般会，就怕一招熟！”鹿爷手把手传授给田鼠三招踢，三招打，三招摔和三招拿，就让后者一辈子受益无穷，在各种今后防身格斗中，从未真正吃过亏。
按说，中国是个仁义之邦，也是个礼仪之邦。掂过来倒过去，孔老夫子讲的全部东西就是如何以仁待人、以礼待人。不过，说是一回事，而行得通不通又是另一回事。平日里，不管在城镇，还是在乡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听到或感受到孩子们甚至大人们拿残障人士开心、取乐的事儿。打瞎子、骂聋子、耍瘸子、逗傻子、砸寡妇门、扒绝户坟简直就像是一种快乐的儿戏。不少人欺软怕硬，见了蔫儿的压不住火，见了狠的却火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