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似剑（节选）
发布: 2013-2-21 17:14 | 作者: 丁子江
一、两名中学生，各自单手持剑直指对方,把性命留给一纸薄薄的生死状
……两名中学生，右侧身站立，各自单手持剑直指对方，另一只手靠于背后，脚下是用石灰临时标划的剑道：长14米，宽1.5米。
他们身上与头上毫无防护，裸露着性命，像一对石雕。两人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潇洒自如，动作娴熟；另一个却表情僵直，姿势生硬……。
一阵瑟瑟秋风顺着山谷掠过，树林里晚秋暗红的枫叶唰唰落地，而地上的落叶则呼呼飘起，一片苍凉中夹杂着肃杀之气。有几片飞扬的树叶竟贴在了两位剑手的身上，就象喷血的伤口，让人心里发毛，继而震颤和惊愕。
直到几分钟前，我才猛然醒悟，这不是普通的体育竞赛，而是一场立了生死状的玩命厮杀。谁也没有第二条性命，可以从一纸薄薄的生死状之中收回。
决斗！？而此地并非欧洲，此时并非中世纪，此两人更并非欧洲中世纪的骑士。
眼下是20世纪的公元1967年10月31日，农历丁未年兼羊年，即一个动乱之年深秋一天的清晨8时整……。
...大约3小时前，天刚蒙蒙亮，赵路和洪燕生，还有赵路的妹妹赵叶突然闯到我家，将我一把拉出被窝，二话不说，逼着我跟随他们骑着车，向京郊西北方向奔去，搞得我一头雾水，但相信一定有点什么刺激吊胃口的新鲜勾当。
已经逍遥了大半年的我，很少这么早起了。父母都被单位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几个孩子每月每人发给15元的生活费。不用上学，没有家长管教，每天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日子，倒也自得其乐。但心情不是空荡荡就是沉甸甸，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
“嗨，哥们，咱干嘛去？”我一边蹬着车一边打着哈欠问。
赵路和洪燕生都没有回答，只是蒙着头骑车。
“我们到西山凤凰岭去兜兜风！他们还不想带我去，瞒不过我！”坐在其兄自行车后座上的三叶虫，兴奋地叫嚷。
赵路的妹妹赵叶，应角色定位为同母异父的妹妹，69届学生，即文革开始时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她的外号与我们在物种和层次上有所不同，叫三叶虫，属于广义的动物，而且是早已消失的生物。
赵路为此很生气，反对我们这样叫她，但“三叶虫”本身却美滋滋的，竟自豪地说：“我比你们这些鼹鼠江豚什么的，古老得多，教科书上说：三叶虫问世后，在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和志留纪的整个早古生代都可认作众多生物的代表，开启了地球走进生物多样化的序幕，从此，真正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生物世界。我是你们祖奶奶的祖奶奶的祖奶奶的祖奶奶的祖奶奶的...N次方的N次方的N次方的N次方的N次方的……。”
赵叶性格与举止就像一个小男孩，从身材到五官都长得小巧玲珑：小翘鼻儿，小噘嘴儿，小招风耳儿，小丹凤眼儿，留一个短短的小娃娃头。赵路干什么事，她都力图要轧上一脚，因此我们所干的事，若是太冒险，就一定设法瞒住她。但今天不知怎么赵路和洪燕生没有甩掉了她。我们所有的哥们都把她当作小妹妹，甚至百般爱怜，但绝不会有任何超出，只有洪燕生例外，他最终成了她的丈夫。后来，赵路在亡命的日子里，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妹妹。
赵叶也很坎坷，我们一起到过赵路插队的山村呆了一年多。其兄出事后，她转到北大荒建三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干了整整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专攻农业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农业社会学的博士。这是后话。
赵路脸色阴沉，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种样子，以前，只要是干一些有意思的事，他都神采飞扬，甚至很亢奋。
赵路是我真正的发小，幼儿园同园，小学同班，考上不同初中后才分开后来又考上不同的高中。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后，又时常打个照面，尤其当了逍遥派后，我们更是几乎混在一起，商量如何在无聊中寻点刺激。
这个家伙中等个偏高，与我同岁，当然也与共和国同岁，和我一样都是老高一学生。
说起“共和国同龄人”这个提法，我与赵路、洪燕生都有这样的尴尬经历。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因绝大多数同届同学都是1949年出生，语文老师就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我与祖国同岁”，当时都万分自豪，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直到很多年后，有人嘲笑说，你与祖国同岁，古老的中国5000多岁了，你也5000多岁？或者你30岁了，古老的中国也只有30岁？
赵路，我们都叫他鹿爷，显得健壮结实，每个动作都似乎充满无形的力道，尖削得脸上棱角分明，浓眉小眼，最引人注意的是双眉之间那道刀刻般竖纹以及顺着鼻侧嘴角呈八字形的两条“酒沟”。他留着剃光后长出的寸头，穿着一身褪色的人字呢旧军装，脚下一双白色高腰回力球鞋。
鹿爷的父亲是由军队转业的司局级干部，这种人在北京多如牛毛，被称作“临界高干”。京城有一句俗话：“不到副部长，放屁都不响！”更可悲的是他的父亲赵金星于文革前两年在“人无三分银，地无三分平”的贵州参加四清工作队因车祸殉职，做过地下工作的母亲路纯瑛又因叛徒嫌疑的历史问题，而在运动一开始就寻了短见。父母都已作古，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盖棺定论。
我在他母亲的单位就亲眼看到批判她，即路副处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随着运动的深入，竟然有人揭发鹿爷的母亲原姓岳，曾用名月啼，参加革命后改姓了路。原本并非他父亲的妻子，而是他伯父赵金阳的妻子，也就是说，他的伯父是他的生父。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化名路盈的路纯瑛在北平被军统逮捕，但并没有什么证据，经组织营救出狱，撤到了解放区，而化名赵磐的赵金阳则从此失踪，不过敌方并不知道他们是夫妻。有人说是赵正阳跑到台湾去了。这成了一桩谁也无法释疑的悬案。大字报泄密，造反派掏底，这些都是当时大陆在台湾的谍报工作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原因。
当时路纯瑛已经怀孕，碰上了已是解放军副师长的小叔子赵金星。也许是同情，更也许是路纯瑛的端丽容貌与优雅气质，赵金星执着地追求了她。生下鹿爷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后来又生下了赵叶，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这里面的底细。
这对鹿爷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家庭真相的泄露，符合现实世道的情理，却出乎个人生活的意外。他会想起来，人们常说传统家庭推崇“严父慈母”，而自己所经历的却是“慈父严母”。
以前经常到他家蹭饭去的我和鼹鼠，早就觉得其父母的角色与我们的父母角色是互换的。赵金星从来没有打过“儿子”，现在看来也许是对兄长遗孤的变相补偿；而路纯瑛经常体罚儿子，则可能是对前夫兼亡夫的变相责求。
即便没有这段历史问题，鹿爷这样的家庭干部级别，在京城实在是排不上什么号，根本比不上那些身世显赫的公子王孙，但这家伙有一股野劲、狠劲、冲劲，而且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有情有义，并有相当的感召力，甚至一度江湖人称“镇海淀”，要不然，我和鼹鼠怎么会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不过鹿爷为人处事还是有底线的，狂热尽管狂热，但冷静起来还是很冷静。
1966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生日那一天，在北京展览馆，鹿爷带着我和洪燕生参加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召开的“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与会者喊出“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其间突然有人大喊“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起初，台下数千人一下惊呆，但随即响起如雷的掌声、唿哨声、喝彩声，人们惊喜若狂，跳上桌椅，各种物件满天乱飞；还有人竟燃放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
会后放映了当时市面上已经禁演的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全场响应那句有名口号台词：“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从而将疯狂引向更疯狂的高潮。电影结束已凌晨四点，大批与会者群情激昂，趁热打铁，骑着自行车呼啸前往公安部，去解救因偷摩托车时被“北航红旗”扭送公安部，而遭拘押的“战友”。
这就是史称‘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从这以后，一直到来年的1月11日，联动一共发动了另5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由于当时气氛的裹挟，鹿爷虽参加了第一次冲击行动，但后来便停止参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是，他始终对江青等为首的所谓中央文革感到厌恶，对整个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于是便当起了“逍遥派”。
当时，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中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化重组为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随着“老红卫兵”的消亡，实际上以工农子弟为主的平民化“四四派”成为了中学红卫兵主体。
多年以后，洪燕生回顾了这段荒唐岁月，这样评述道：
……联动六冲公安部之后，中央文革策划，以北京中学的四四派平民红卫兵为主，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抵制和瓦解这个组织。随即，由公安干警带队，大学“红三司”为主力，进行大兵团式的重重围剿。而中学各种新产生的平民红卫兵组织更将对联动加以人民战争式的讨伐。就在一日之间，捣毁所有联动据点，抓捕了其大部分头头。这些骨干分子中有的还真有点当年陈然许云峰的气概，竟然大义凛然地悲壮地哼起了《国际歌》。当时的鹿爷，由于父亲去世以及母亲的政治问题，并不够资格作为头头，幸免于难。联动的各据点被开放为展览点，不仅普通百姓，就连“王侯将相”也前来参观，当他们中的有些人得知自己的子女作了刑讯迫害等勾当，感到负疚甚至负罪。于是这些开国功臣们，在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带动下，纷纷将自己的子女投案。后来毛泽东得知后，将监禁的“联动”全部释放……。
进了逍遥派群落之后，鹿爷反而成了很有感召力的“酋长” ，自成了一个“码头”。他的人品、本事、情趣、侠义以及文武双全，着实吸引了一大批出身中低层的原老红卫兵和不少平民子弟，成了“老红卫兵”与“四四派”之间的桥梁，连不少侯门王孙也多少买点他的帐。
尤其我和洪燕生更成了他的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