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弗吉利亚東亞語文系讲坐教授 Charles Laughlin 羅福林
關於古典主義的爭論往往關係到與不同時代能否瞭解或溝通的問題,這與文化比較有不少相似之處.中國文學史上後代文人在古代尋找知己的事很普遍,可是我們是否能確定他們真正瞭解了他們崇拜的古人?還是就用他們的某些話來達到他們後代的藝術、哲學、或政治的目的?在當代,這個問題就變得更複雜，因為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偏重現代的觀點和角度,認為它們怎麼樣都是最透明的對古代的解釋. 但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的角度受現代的限制,我們很難以保證我們理解傳統中對古代文化現象的解釋,因為那些解釋的現代訓詁畢竟也是現代思想的產物.
這個問題對任何以種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討論遠超出中國文學遺產在現代文學上的所謂影響的範圍.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研究者,我深感我們對傳統中國文學的接觸、說明和闡釋的現代性,因為“傳統”的概念本身是人們意識到了“現代性”才想得出來的. 雖然在二十世紀前已存在著對在時間上有遙遠隔閡(所謂“古”)和對精英的思想傳統(所謂“正統”)的概念,但是中國現代性的重要特徵是一種普遍對“新文化”之前的一切的決裂感。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要項目，是在原來空虛的“傳統”概念裏灌輸具體內容的過程,從1917年有意識進行至少到1927年前後為止.此過程把截然不同的歷史紀元和文化現象籠統化了，但同時也是很有選擇性的。既然被劃成“傳統”的東西一般都是消極的“封建”現象，所以在反傳統運動進行過程中，也有不少仍然存在著的古代文化的其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被默認了。當時的文化決裂感是否正確從現在看來很可疑，但至少它成為後來接受古代文化現象的新的條件。這個新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種普遍的時代感或者說新興感，還是一種在前所未有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才發生的文化狀態，可謂現代對蘇軾的接受學的核心問題。在現代人的眼裏，蘇軾最可貴的是他瀟灑的、自由化的個人主義。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富有歷史性的，在後代才能出現的現代美德。同時還有另一部分人認為是普遍的隨時隨地都可能出現的人格。但各方面對蘇軾的看法逃不了現代的視角。難道古代對蘇軾的接受真的沒辦法繞過一層半透明的現代闡釋而直接接近、重建並理解嗎？ 就是沒有辦法，我們還是要探討在現代聲明自己對古代的闡釋有真實的、原味的理解而這種立場能夠被別人接受在文化上有什麼效果。這種立場所需要的邏輯技巧或許可以叫做學術的象真性。
“蘇東坡（蘇軾）的接受”當然是很廣闊的題目。本文章的範圍其實局限于蘇軾形象在現代的一方面——他某些散文創作所表現的閒適生活的享樂者和對生活高品味樂趣的評論者。這裏因為缺乏研究的深度,不談關於蘇軾的學術研究。我著重的是一些在現代創造和維持蘇軾這個形象的人，也主要是周作人、林語堂等現代“小品文”的推廣者。但這個題目也關係到晚明小品的創始者的公安派作家對蘇軾的接受。在作這兩層對蘇軾接受的對比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類似然而可以辨別的閒適姿勢的不同底調。這個區分建立在前面提出的現代性無前例論的基礎上，所以我為了增加一點複雜性也討論錢鍾書對蘇軾的似現代而非現代的接受。[ 錢鍾書（Ch'ien Chung-shu）， "Foreword,"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being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of the ... [fu], Ed.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Shanghai [etc.]: Kelly & Walsh, Ltd., 1935), xiii-xxii.]
雖然新文化運動把“傳統”籠統化了，在現代的環境裏實際上“傳統”的很多不同方面發揮了作用。把“傳統”看成兇惡的，通過經濟上的剝削和儒家思想的偽善運用壓迫婦女和社會下層階級的 “封建的”父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給了新文化運動反叛的一面存在的理由。但同時，連最早的文化革命者如胡適和陳獨秀以至於後來絕對左派的阿英和鄭振鐸在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的重建上得到了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的有利根據，給新文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提供了歷史的分量和文化身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對新文化的保守派吳密和梅光迪雖然大力回顧了儒家的正統，又反而用了相似的西方姿勢向巴比特和莫里士的中世紀主義來做他們的文化本質論的經典主義的依據。至於蘇軾，他的形象的角色如上面所說，做了自由化的個人主義的中國象徵。採取這個象徵和文化遺產的周作人，錢鍾書和林語堂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蘇軾。雖然有區別，但他們都同樣反對以文學為社會覺醒而達到革命目標的工具的態度，同時不算也不贊成五四運動所魔化的“傳統派。”
宋朝以來對蘇東坡的古代接受
唐代以前，中國的“散文”（大概指無韻律的短篇文章）形式頗多，一般以功能命名，如奏表、論、傳、行狀、墓誌銘、銘、序跋、書、後、尺牘、記等。魏晉南北朝《昭明文選》問世以來,這各方面的文章已經被當作藝術品來欣賞。[ “Prose,”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不過到了盛唐以後才有向韓愈、柳宗元等個別作家專門因他們寫文章的藝術而得到重視。而且南宋時科舉制度的變革，各種與行政有關的散文寫作的能力比以前重要的多，而當時更多的散文專輯的問世和皇帝對散文的重視表明了唐宋散文正統的逐步形成。在這早期的階段還沒明確地區分秦漢古文和唐宋八大家，因為此正統的“大師”就是近人也都在“古文”的旗幟下在攻擊被看得華麗而不實在的駢文體。
雖然蘇軾當時政治上的風波，到南宋早期他已被看成北宋最優秀的散文家之一。比如1178年在皇帝監督下編成的《皇朝文鑒》在兩百人的1，400篇文章中就包括蘇軾的163篇，比任何其他作家還要多。之前唯一的北宋作家文集因政治的原因沒有收蘇軾一篇文章，但在政治條件允許時蘇軾立即變成了散文正統的核心人物。而且根據孝宗皇帝的指示，象其他被收入《皇朝文鑒》的作家一樣，蘇軾文章是為了他們作為奏表的規範和對具體行政的實用性被收進去了。[ Takashi, Takatsu. "The Selection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ung'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ung and Later." Acta Asiatica 84 (2003): 1-19; see especially 5-8.] “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的散文正統在南宋時期的形成也是因為他們對科舉寫作準備的使用價值。蘇軾的古文風格和文章的內容受重視的程度，從南宋較大篇幅的幾種蘇文集子普遍的刊行，以及流行的口令“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都充分說明了。所以在蘇軾接受史中的南宋這一階段沒有強調散文裏的自我表現；這種科舉實用性的價值從元代延遲到明初。
明代文論的流變往往關係到文化身份的問題。據吳承學，明初重秦漢文風的古典主義可視為對蒙元時被外國人統治的文化休克的保守反映。[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19-21。] 蘇軾形象的變化始於明中期以宋人為多數的唐宋流派的第二次興起。既然這次秦漢文和唐宋文較明確地區分了，唐宋文風格和主題的特徵變得格外重要。後來的散文大家的吸引來自他們更“現代的”“本色”特點。“本色”的形象意味著修辭上的直接性和無修飾，也代表內容在感情上能達到真理或真實性。[ 吳承學，20。] 這些特點雖然與古文固有的審美沒有什麼衝突，可是八大家文章的流暢可讀的修辭風格使他更容易接受。
到了晚明上面說的各類散文較隨便的幾種（即序跋、書後、尺牘、記等）開始被劃成一種傳達“性靈”的載體（翻譯“性靈”這個很有印象派色彩的詞的難度—“native sensibility,” “sel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nate spirit”—本身說明概念的文化和歷史差距），於是晚明的小品運動就開始了。象公安派的袁兄弟、陳繼儒和徐謂以他們的小品創作被發行和閱讀而不是因為他們在傳統上更得到重視的詩詞或奏表等文體。
晚明文集（也得考慮這些版本在清代的流傳和被鎮壓情況）對蘇軾散文的態度的變化重新強調,作為寫尺牘的家庭成員和友人的蘇軾形象。他在非正式的小作品中的語言的透明度及感情和思想的感染力是他在遠離四書五經受到李卓吾(1527-1602)“童心說”影響的晚明公安派格外有吸引力。李卓吾的童心說雖是晚明王派心學的極端，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性靈的文學價值的重要基礎。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們偏重蘇軾的號“蘇東坡”不無道理。東坡是蘇軾晚年被貶去的農莊的地名。到那個時候蘇軾有一點象陶淵明，除了耕田之外也在培養一個超然的對生活中簡單的、日常的樂趣所帶來的趣味和深刻感的形象。這種閒適的人格在後來成為小品文文體的核心的尺牘、遊記、序跋等隨便的短文章裏表現得最流暢。
晚明對蘇東坡這一面的興趣主要表現在明代最後幾十年間（也正是公安、境淩兩派興起的同時）出版的他的散文集子之多數。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裏就有一章描寫明際蘇軾散文選集的情形。一共有十七世紀前半部分出的十七種總集。[ 劉尚榮，“明版蘇軾文集選本考述”，《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132-64。] 有意思的是在1600年,上面提到的公安派三袁的老師李卓吾出了一部題目為《坡仙集》的蘇東坡選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散文文類的書信、序跋、墓誌銘、銘、記、傳、論、和雜文。一種類似的《蘇長公小品》1611年問世。據劉尚榮，做編纂者的王聖俞之所以用“小品”這個詞在題目裏是因為此書收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用簡單語言深刻意義的、混合敍事和議論的小文章。[ 劉尚榮，137-38。]此書更有價值的是除了編者的評述之外，還包含十二種注疏，包括李卓吾的和著名小品家袁宏道和陳繼儒的, 而且到了清末重版了不少次，1914年還出了影印版。《坡仙集》、《蘇長公小品》兩個例子說明晚明的讀者當中也有不少根據這些通過非正式散文（小品文）成名甚至在十七世紀初當時給小品文定位的文人有同樣興趣的人。
最早在題目中用“小品”（而不指傳統佛教“佛經的節選”的意思）的書就是1611年出的蘇軾的散文集是否偶然很難說。雖然看了此書的題目很容易想到它是最早的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小品文”集子（至少我本來以為是這樣），可是曹叔娟指出這裏的意思是“小的品嘗”的意思——《蘇長公小品》包括各種文類，詩歌，正式的論文等，所以整個集子算是蘇軾詩文全面的介紹性節選。[ 曹叔娟，《晚明性靈小品》(臺北：問津出版社，1988), 64。] 同時，象劉尚榮的晚明蘇文版本書目表明，《蘇長公小品》和當時其他蘇文集子大力強調蘇東坡類似後來的小品文的文章，說明蘇軾的接受到晚明時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了晚明以後（也大概包括清代的大部分）蘇軾的形象比以前更是閒適的，有趣的人生小樂趣的欣賞者，所以他的書信、序跋和遊記得到了空前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