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現代接受
現代人對蘇東坡的欣賞著重點靠近晚明，因為這些公安派的價值觀被周作人、林語堂等現代人與現代的（往往是“西方的”）一些價值觀混淆了。混淆的程度到了晚明“性靈”的概念與現代的“自我”、“個性”等現代概念都難以區分（何況我們到現在也不能確定當時周、林等人對這些概念到底怎麼認識），雖然我們現在比較清楚這些“西方的概念”從歐洲通過日本到中國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現代對蘇東坡的接受（不是在學術的領域的，是蘇東坡在民國時期文化交流中的出版和欣賞和在某一個程度上他在國文課本裏的位置），造成了蘇東坡浪漫的、自由的、卻不是革命的形象。總之，蘇軾成了對革命文學浪潮和民國時期政治的逐漸偏左的反動的反應。
在1935年出版的《蘇東坡賦》英譯本(Cyril Le Gros Clark, ed.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錢鍾書的序，錢鍾書為了強調蘇軾的獨特性，提到蘇軾格格不入的北宋“時代精神”。雖然“時代精神”不是錢鍾書慣用的概念，在這個序裏錢把宋代說成一連串的迂腐的書呆子。所謂“評論”(“criticism”)繁榮但它是一種迷失在字裏行間的學問。[ 錢鍾書，xiv-xv.] 錢批評當時流行的“詩話”評論的狹窄的視角，讚美蘇軾從高度觀察文化的能力：“對蘇軾來說，一個詩人應該交融在現實當中，不滿意光在文學技巧上雕蟲”。[ “A poet, according to Su, should ‘merge himself with reality, and not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mere polishing of literary surfaces” 錢鍾書，xviii.] 作為作家，錢鍾書說蘇軾與其說是天才，不如說是大自然的強勢：“蘇[軾]的詩行無量，藝術無造就.他以大自然的不計量與大方來拋出他的好東西。”.[ “Su’s strains are as profuse as his art is unpremeditated. He throws out his good things to the winds with the prodigality and careless opulence of Nature.” 錢鍾書，xix.] “在蘇的手裏，賦變成一種新的文類：曾經是莊嚴的東西變得輕易；他把操練似的均勻的步伐變成一種瀟灑的漫步，他完全放棄了舊時寫賦的人喜歡擺出來的華麗的典禮的感覺。”[ “In Su’s hands, the fu becomes a new thing: he brings ease into what has hitherto been stately; he changes the measured, even-paced trait suggestive of the military drill into a swinging gait, and he dispenses altogether with that elaborate pageantry which old writers of fu are so fond of unrolling before the reader.” 錢鍾書，xxi.]
在錢鍾書的其他文章裏“時代的精神”這種歷史化的概念不多見。在1932年他在《新月》上發表了一篇對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書評，明確地攻擊周說晚明小品的崛起有“現代的”或前所未有的特點。[ 中書君（錢鍾書），“[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新月》4.4 （1932）：9-15。]錢提出，小品的清晰度、直接性、感情上的真實性、和對日常生活的重視從遠古到近代有很多，並不代表文化歷史的什麼變化。錢鍾書在這個書評裏的立場似乎輕蔑想出“時代精神”一類概念的文學歷史觀。當然他在《蘇東坡賦》序裏的意思恰好是蘇軾是一個根本不合他時代精神的一個孤獨的天才。錢鍾書的文化史觀不相容極端的變化，反而把不同時代、文化之間的界限變模糊了。
自稱做周作人門第的林語堂更加崇拜蘇軾，說蘇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也許就是最優秀的中國人。他1947年出的英文的《蘇東坡傳》(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是現代第一部關於蘇軾的學術專著，也是林語堂表現他對蘇東坡的大方但又固執己見的個性和文風的徹底認同。林語堂認為蘇軾精通各種文類，但特別著重散文：“在寫散文時，他筆力所及，至為廣闊，自莊嚴純正的古文風格，至輕鬆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無所不能，各臻其妙。東坡之以大家稱，不無故也。” [ 林語堂，《蘇東坡傳》（張振玉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原文: “In prose his pen commanded a wide range of powers, from the most dignified pure prose in the simple style of the ancient classics to charming chatter in the style of the familiar essayists. It is difficult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 That is why he was acknowledged as a master.” Lin Yutang, 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New York,: J. Day Co., 1947, 12-13.]林語堂在《蘇東坡傳》的序裏明確指出，二十世紀象北宋晚年的情形，並用這個歷史比擬來發揮一個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中立的或保守的政治立場，從而攻擊現代類似蘇軾政治對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的人。在林語堂看來，這種主張缺少人性和貫穿人類史的節制和生活常識。 此書的第一章為蘇軾的政治活動和藝術才華的輪廓；最後一句話是，“今天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人。”[ “Today it may be said that he was a truly modern man.”]
結論：跨文化接受與“共鳴”
这兩個例子都是現代中國人給英美讀者看的文章。到目前為止我發現了很少在學術圈子之外的關於蘇軾的中文討論。錢鍾書和林語堂可以說在英文讀者對中國所追求的和能接受等方面有一定的掌握和自信。一般來說，現代中國關於古代文化的討論，除非嚴厲的批判或學術研究，都被當成反動的懷舊主義。當錢鍾書和林語堂面對西方讀者的時候，他們之所以選擇蘇軾的題目有不同的原因，但都以蘇軾對西方讀者的可讀性為前提。同時蘇軾的例子也許給他們提供了傳達他們認為蘇軾體現的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識。在錢鍾書看來，是蘇軾說實話的勇氣，他對文學藝術的嚴格高雅的品位，他討論、撰寫文學作品直截了當，不在細微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上費唇舌。至於林語堂看來，蘇軾的魅力在他大方的人道主義，他強調個性，和對過於系統性的、籠統的政治舉動的對抗。
回到開頭的影響與接受學等話題，現在可以強調蘇東坡在三、四十年代的形象體現了一種中西文化對話中的“共鳴”現象。瞭解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係最大的障礙是文化相對論和絕對論（價值的絕對普遍論）的“零總額遊戲”：要麼中國和西方文化任何一方面都不相容，要麼來自歐洲象個人自由、民權和人權、人道、民主等原則和價值不管文化環境或歷史時代，連在中國都有普遍的應用權。蘇軾的現代接受學說明的是，在跨文化的語境裏，或者因為不同文化本身的內部的多元性，不同文化都會提供某些方面的共鳴的潛力。在這種情況下象錢鍾書、林語堂具備多種文化的理解和交流的能力的人能夠辨認這些有誇文化共鳴潛力的文化現象——晚明欣賞蘇東坡的讀者所強調的“本色”、“性靈”等價值不用與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的概念完全一致才能發生共鳴作用，而這種具備古代內容的共鳴可用來達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政治或文化的現代目的。這種不同文化因素的交融,並非意味著任何因素的替代或消失，而是體現這種交流發生的歷史環境（如現代中國）獨特的新的概念、價值、甚至於理想。
我認為這種共鳴的接受學可以避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西方單向影響、純模仿等問題。我們能夠通過中國自身的傳統繼承的共鳴的潛力理解中國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打交道的過程，不必受限制于“中國現代文化就是傾心的追求它永遠趕不上的西方文化動態，做出來的都是劣質的模仿”的文化絕對論的批判，在另一方面也不必說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都不適合描寫或瞭解中國文化的現象的批判。比如中西兩方面的評論者使用“浪漫”這個概念來瞭解象李白、蘇東坡等古代中國的人物經常受批評，說是年代誤植的或根本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可是也應該承認他們詩詞的很多因素與浪漫主義的特點有共鳴作用。在一個從歷史的高度理解浪漫主義的當代世界這種共鳴現象不僅有意義，而且有可能造成新的中國浪漫性概念或者西方的“本色”，“性靈”等。
現代小品文研究頗有說明這個問題的潛力。現代小品文作為對英國familiar essay的反應出現在二十年代，可是他到三十年代的演變明顯的表現對明清中國文化與familiar essay的特點共鳴的發現，到後來作家和讀者對西方的“源流”失去興趣，反而把“源流”放回古代中國。[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平：人文書店，1932。]其實林語堂與蘇軾的接觸跟這個過程有密切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品文的崛起（和在現當代文化的持續性）不能簡單的看作“傳統主義”的回歸，而應該說是中國現代文化富有跨文化色彩的典型傾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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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Chung-shu (Qian Zhongshu). “Foreword.”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being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of the ... [fu]. Ed.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Shanghai [etc.]: Kelly & Walsh, Ltd., 1935. xiii-xxii.
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New York,: J. Day Co., 1947.
林語堂。《蘇東坡傳》（張振玉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
劉尚榮，“明版蘇軾文集選本考述”，《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132-64。
中書君（錢鍾書），“[評]《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新月》4.4 （1932）：9-15。
Takashi, Takatsu. "The Selection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ung'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ung and Later." Acta Asiatica 84 (2003): 1-19.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平：人文書店，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