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0日至13日，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2011年香港国际诗歌节在香港举行，诗歌节在全世界范围内邀请了二十位诗人参加，内地诗人有西川、于坚、宇向，港台诗人有叶辉、王良和、零雨、陈克华等，受邀参与诗歌节的十多位外国诗人也都是各自国家和语种里的佼佼者，以影响力论，保罗?穆顿和托马斯?萨拉蒙又更胜一筹。保罗?穆顿是爱尔兰继希尼之后最重要的诗人，现在是《纽约客》杂志的诗歌编辑，并获得过2003年普利策诗歌奖。托马斯?萨拉蒙则被公认为是当代欧洲诗歌界的重要诗人之一，萨拉蒙1941年出生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获卢布尔雅那大学艺术历史学士（1965）。毕业后曾一度从事观念艺术创作。90年代晚期，任斯洛文尼亚驻纽约领事馆文化参赞（1996-99）。2005年当选为斯洛文尼科学及艺术研究院院士。萨拉蒙25岁时出版首部个人诗集《扑克》便获得关注，随后出版了37部诗集，其中有10部被翻译为英文，他的翻译者中包括美国桂冠诗人查尔斯?西密克。萨拉蒙获奖无数，其中包括斯洛文尼亚艺术家最高荣誉奖、2007年度欧洲诗歌奖，他最近的一次获奖是?2009年8月24日在马其顿举行的斯特鲁加诗歌晚会（Struga Poetry Evenings）上荣获金色花环奖（The Golden Wreath）。
11月12日上午在诗人们入住的沙田凯悦酒店27楼的一间专门用来接收媒体采访的套房里，萨拉蒙接受了我的采访，诗人尽管已经年逾古稀，但依然显得精力充沛、温文尔雅，对记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给予回应。在采访过程中，也许是因为过于专注也许是因为触及到不愉快的往事，萨拉蒙突感不适，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我提议休息一下再采访，萨拉蒙说没事，又坐下来依旧用一种优雅的语调侃侃而谈。
凌越：你好，我是广州《凌越》的记者，我也是诗人。很高兴你接受我的采访。
萨拉蒙：谢谢，我也非常高兴你也是一名诗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同行的身份进行对话了。
凌越:在来香港之前，我在犹豫该采访哪位诗人，因为香港诗歌节邀请的外国诗人都没有中译本诗集，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诗人蓝蓝，她给我一个建议，她说：“你应该采访萨拉蒙先生，他是很优秀的诗人。”她跟我说，你们是在2008年的黄山会议上认识的，是吗？
萨拉蒙：是的，我清楚地记得蓝蓝，我也很喜欢她写的诗。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诗歌节。我对中国人的好客印象深刻，而且我也非常惊奇地发现可以和她很好的沟通。当时，我对中国的文化感触很深，那次整个中国之行都令我很惊讶，我会有一个很真实的梦境，我会感觉到中国文化在这个历史时期会有巨大的影响力。这让我想起一个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时候美国有一个画家叫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深受法国画家，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用画的力量来表达，一个文化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美国纽约的过程，而现在在中国发生着与此类似的转变，文化中心正在越过太平洋，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这是我2008年参加帕米尔诗歌节的主要感受。
凌越：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际上每一个地区相互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香港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萨拉蒙先生这次参加香港国际诗歌节，是否有不同的感受？
萨拉蒙：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地区，民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的西化程度很高，同时还是可以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我对香港人的富裕程度印象很深，这里人均生活水平很高，而且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国家一样，人口密度很大。我在街上走时，发现街上的车并不多，在高楼大厦这么密集的地区，他们大多去乘坐公共交通而不是使用私家车，这也是保护环境的一项美好举动。
凌越：请凌越萨拉蒙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当一名诗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萨拉蒙：其实我并没有打算或者决定成为一个诗人，是诗从天而降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当时本地的音乐学校还没有建立，我妈妈亲自教我弹钢琴，在5到12岁之间我一直进行高强度的钢琴练习，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会成为钢琴家。但是在我12岁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每天都要去划两次船。但是我的父亲认为划船对我的心脏不好，没有让我继续我的这一爱好，但是作为小孩我就抗议，我就再也不弹钢琴了。我12到22岁这段时间，我没有任何目标，我学的是艺术史和建筑学，但我不知道我今后该做什么。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很出名的斯洛文尼亚的诗人戴恩?扎伊茨Dane Zajc来到我们的学校读诗，当时我见到那个诗人，我真的很激动，我浑身在颤抖，我被他的个人魅力和他诗歌的力量所打动。他来我们学校5到6天之后，我最初的5到6首短诗就像陨石一样从天而降了，当时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弹钢琴状态最好的时候所获得的快感一样。这就是我和诗歌相遇的故事，十分地戏剧性，但也很真实。而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想到我会写诗，连这样的愿望都没有。
凌越：东欧和西欧的诗歌在中国诗人眼里面有清晰的界限，比如存在之重对于东欧诗人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当代的中国诗人和东欧诗人的生活环境与背景相似，所以他们对东欧诗人更感兴趣，东欧诗歌的主题以及表达方式，让中国诗人更有一种契合感，而西欧诗歌长处则在于在形式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我想请凌越，你身处东欧，有没有感觉到东西欧诗歌的这种区别？
萨拉蒙：肯定有的。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限制很多，那时我感觉到受到种种束缚，而当时和波兰、捷克这样的东欧国家相比，我们还是要自由一点，我们的人民还能拥有护照。但是那种沉重感、控制感很强烈，特别是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小国家，只有200多万人口，而且我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诗歌，其实没有很宽的眼界，所以我一开始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要摆脱这个束缚，摆脱这个狭窄的地方。很幸运的是在我第一次被美国的大学邀请过去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当时已经成型了。在70年代早期，我作为一个概念艺术家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然后我被邀请参加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课程，就这样成为美国诗歌版块的一部分，这让我很高兴。我一直是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作的，主要也是居住在斯洛文尼亚。但是透过这扇窗户，我能自由跨过大洋成为美国诗歌界的一员。我必须强调，美国诗人对我很慷慨，我带进的是东欧特色的文化，但是我的表达形式受我的美国背景影响，使美国诗人也能从中找到共鸣。我有了一种四海都能为家的感觉。在进入美国之前，我是在法国思想影响下长大的，而我学的第一外语是法语，我年轻时尝试过用法语写诗，但是成效不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非原生态的。我最后决定还是要回到我的斯洛文尼亚这个根，坚持用斯洛文尼亚的语言去写诗。我的诗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是我的祖国还是斯洛文尼亚，这对诗人是很重要的。
我还受过斯大林主义晚期的影响。当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由于政治原因，我被投进监狱，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我有可能被判12年，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媒体，比如《纽约客》、《法国世界报》、《意大利晚邮报》）对我们国家施加压力，我被关5天就放出来。当时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出名的，我好想什么都没做，我当时只发表了20首诗，但是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政治个案的主角。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关，我不能受这种政治名声玷污，不能因为政治丑闻而被误解，我必须尽我所能，展现给我的真实能力，用诗歌表达自己。我的最初两本书只能地下出版，一直到第三本书我才找到正式出版商。，
凌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你具体在什么时间被抓？以什么样的罪名被抓？
萨拉蒙：那是在1964年发生的，当时在卢布尔雅那有一份关于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很重要的杂志，那个杂志名字叫《视野》（Perspektive），这本杂志当时试图打破哲学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限制，争取民主。当时的编辑们年龄都比我年长10岁，他们表述的观点过于激进，当时的共产党政府想要取缔这本杂志，由于我是一个22、23岁的年轻人，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政治记录，他们想如果将我作为主编，有可能挽救这本杂志，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因为我当时写了一首诗，我写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颠覆性意味。但是里面提到了“死猫”，而我们国家的内务部长名字带有猫字，他们也许就认为我是在影射他吧，当时我还有一句诗将社会主义和法国路易十四皇帝相提并论，这位独裁君主曾宣称“朕即国家”。这两件事触怒了他们，他们就把我投进了监狱。1964的时候南斯拉夫是处于中西方之间的，它不能做出这种迂腐的决定。所以由于西方国家媒体施加的压力，我就被救出来了。
凌越：布罗茨基在俄国时也有过类似遭遇，在时间上和您也差不多的，因为布罗茨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这是在专制国家中才会出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萨拉蒙：我的确和他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的情况更温和，不那么典型，因为当时西方施加压力很快，那些秘密警察很快就退缩了，甚至都有表示抱歉的意思，而我当时被释放之后，我并没有受到其他任何限制，我还可以正常学习和生活，正常地旅游，所以说当时南斯拉夫政体没有俄国那么恶劣，因为南斯拉夫并不是华沙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我觉得我的60年代的生活过得还不错。反倒是7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黑暗，当时整个欧洲都很黑暗的，德国有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统阿尔多?莫罗被暗杀，那是永生难忘的一段时期。但是在60年代的晚期生活还是可以的， 1979到1980前后就比较自由了，没有这种政治压力了，40年代出生的人的苦难，60年代出生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我想重申一下，俄国那些作家像萨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所经历事情，像古拉格集中营这些经历，都是很沉重的，我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而我之前坐的五天牢让我一夜成名了，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我很难堪，这是我人生很微妙的一个转折点，我要很小心不能因为这件事被玷污了名声，被宣扬成一个政治丑闻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