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文学已经没有标准了。我也有同感。比如近的，面对针对我的批评，我总不知如何反驳。虽然不同意他们观点，但他们说的似乎也对。这让我惶惑。这就是我跟这些批评家的区别：我会惶惑，而他们不会。他们理直气壮。当他们说现在的文学没有标准时，他们其实在想，应该有标准，并且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标准无可置疑，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只不过被邪恶的势力所遮蔽，如同乌云遮蔽了太阳。
于是我们看到了慷慨激昂，我们听到了口若悬河。他们指责文学现状，指责作品不真实、凭空虚构、书写黑暗；他们指责作家缺乏理想、升华、社会责任感，是消极写作；他们感慨文学被边缘化，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所提倡的，往往具有光鲜的面目，比如“真实”、“理想”、“升华”、“责任感”、“主旋律”，相反，被他们所批判的，则是面容灰暗，如“书写黑暗”、“消极写作”、“边缘化”，还有“凭空虚构”。“真实性”是他们首先要拿出来的棒子。虚构本来是文学创作的必然，但在这里却被加上个“凭空”，就成了贬义词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不“凭空”的“虚构”？请允许我问这个弱智的问题。我怀疑这是件皇帝的新装，它已经成了对文学基本常识的测试，这个常识，就是现实主义真实观。
不知何时起，现实主义已成了颠扑不破的教义，成了评判一切作品的定律。虽然现在貌似文学评价标准已经多元，但现实主义原则仍然在我们潜意识里作怪，威慑着我们。我们仍然觉得它是文学的正宗，一些先锋作家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是旁门歪道了，没有信心起来，做起了小老婆转正当大老婆的梦。我们有大批现实主义崇拜者，什么是现实主义崇拜者？就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拿现实主义标准作为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的人。那么什么是现实主义标准呢？翻开辞典，我们看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这当然不是现实主义崇拜者所要的，“复现”、“模仿”是在他们眼里是不应该的，至少是灰色的。那么只剩下狭义的了。我们的教科书普遍说，19世纪的欧洲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现实主义运动，但是很不幸，“现实主义”这个词最早却出现在1850年，这时教科书中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高潮已经过去了，只是那个“现实主义”名词的发明者、法国小说家弗洛里在绘画界的附和下，办了个《现实主义》刊物，这刊物也只出了六期就寿终正寝。
现实主义崇拜者们知道这个现实，是否会崩溃？当然我们也可设想，这之前曾经有过未被冠名的现实主义运动。据说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的第一篇美学宣言”。但是当我读完全文，看到的只是它为维护浪漫主义而对新古典主义的攻击。这个现实主义运动是否有代表作家呢？弗洛里们曾企图将福楼拜树立成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尊为主教，但福楼拜却不买帐，他说：“大家都同意称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成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①而夏莱伊在《艺术与美》中干脆说：“现实主义，有时也叫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模仿自然为目的。”②自然主义奠基人左拉也把自然主义跟巴尔扎克直接挂起钩来，他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了”。
二
现实主义崇拜者们当然不能承认现实主义就是自然主义。那么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现实主义呢？我们来看《辞海》“现实主义”条：“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从这里我们看不出它跟自然主义的区别。于是接着又说：“恩格斯对它下了明确的定义，即‘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这里加入了一个概念：典型。何为“典型”？何为“典型人物”？何为“典型环境”？恩格斯说道：“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④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可否认，他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观照文学的。即便他也说要“这一个”、“莎士比亚化”，但这是必须跟“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相融合的。毛泽东则更鲜明指出从现实到艺术的“提炼”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⑤那么何为“粗”？何为“精”？何为“伪”？何为“真”？何为“表”？何为“里”？只能由目的来定，这个目的就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⑥在这样的目的之下，真实是没有位置的。为了这意识形态的目的，甚至可以背离真实，创作出《不能走哪条路》、《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来。
即便存在着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正如詹明信所指出的：“现实主义标志着金钱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势带来的问题和神秘，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某种形式的创新来处理这种历史形势。”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也是无土之木，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经过前苏联乃至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家所改装了的东西。这样的现实主义，居然成了现实主义崇拜者挂在嘴里的信条，俨然是文学的正宗。不要说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看看如今，我们仍难解当年套上的紧箍咒。比如《历史的天空》、《亮剑》，凭心论，跟过去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相比，已有所改观，但仍然只是有限的真实性。作者竭力把英雄主人公拉向凡俗，表现主人公的负面因素，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在真实和“政治正确”之间的挣扎和手忙脚乱。我们甚至看不到前苏联“现实主义”之作《静静的顿河》里的葛里高利的分裂和纠结。所谓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其指的是客观的“真”，勿宁是意识形态的“正”。如果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这个“正”，那么就给你冠上“凭空”。
有意思的是写实跟正统的关系，比如“宫廷画”，作为对客观人物的真实描绘，欧洲来的画家们必然要在人物脸部呈现光线照射下的明暗阴影，但是帝王认为这样“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而忌讳，于是宫廷人物画的脸部就取消了阴影。更有为帝王粉饰打扮，饰去他们的缺陷，增加他们喜欢的诸如头上光环等内容。这样的画却仍然被称为写实，因为它体现了“政治正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老舍的创作中。老舍十分注重写实，他说：“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去看社会。”但他又反对类似左拉那样的作品里只见坏人、强盗、妓女、醉汉。为什么反对？因为现实主义作家要有“深刻的观察，与革命的理想”。⑧在必须具有“革命的理想”的理念之下，我们看到了他竭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写出了《龙须沟》那样的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没能配合上政策，他对《茶馆》存有遗憾。写实与“正统”的纠缠不清，“真”与“正”的巧妙偷换，至今仍然在现实主义崇拜者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比如他们不顾现实，把正面价值的“光明”、“爱”、“温暖”、“希望”作为表现现实的无论如何的落脚点，把对“真”的客观探索偷换成了对“正”的教化功用，所谓现实主义的真实，是虚假的真实。
三
诚然我深知，要完全客观认识真实是困难的，任何对事实的描述，都难免带着描述者的主观色彩。其实所谓“典型”，是在认定有所代表对象的前提之下的。比如典型人物，他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和“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为什么能代表？因为他身上汇聚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认定有个基础：我们这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有个中心。这种认定是可疑的，必然造成思维的束缚。何况，文学本来就具有虚构的特权。针对余华《兄弟》，无论何种批评，几乎都在“真实”上纠缠，其实《兄弟》的问题与其是不真实，勿宁是太要真实了，于是形成了对真实模式的仿冒作态，作者战战兢兢飘不起来。作家应该理直气壮地飘离现实，让文学升华。
我这么说，现实主义崇拜者们也许要欢呼了：我们也强调升华，如何升华？用思想。“思想性”，是现实主义崇拜者的另一个关键词。这是一个多么堂而皇之的词，但是一切堂而皇之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现实主义所谓的“思想”是什么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思想性”，其实不过是遵循宣传方针的“政策性”。赵树理与其写的是婚姻自由，勿宁是写年轻人如何遵守了政府的婚姻政策。两个年轻人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区长主持公道、有了婚姻法。既然两个年轻人的自由要保护，那么三仙姑的自由怎么就要剥夺了呢？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有她的权利，可是那个给了小二黑们自由的区长指责她：“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而三仙姑自己也屈从了，“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为什么女儿结婚了自己就不能再“俏”？因为区长说。区长说的就是对的。这哪有一点“思想”？
对政策的服从，对政党的忠诚，往往被误认为是“思想”。王蒙的作品中有一系列无论如何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形象，《布礼》中的钟亦成坚定相信：我们党经过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改进了肌体，从此会健康地生长起来。为什么从此就不会犯错误？他是不追问的。那些“青春无悔”的作品里更是充满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盲目执着。必须辨析的是，我们往往会将这些作品跟海明威《老人与海》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也是“无悔”但他的精神支撑点是自我，这是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