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所谓的“思想”，其真实面目不过是傀儡的思想。其实先秦以后，整个中国所谓的思想，几乎都是傀儡的思想。再经过众所周知的浩劫，如今即使是很努力要拥有思想的人，也难逃如来佛的手心。即便像人道主义这样的思想。人道主义，确实是个动人的词语，但是任何词语的背后都有它的话语系统。上世纪初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能传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契合点：“民本”。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伦理社会，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总是与政治诉求相联系，“民本”也不例外。所谓“民本”，本质上是为了稳固统治者地位的。所谓“以民为本”，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为民做主”的代名词；而所谓“民为贵，君为轻”，不过是他们失落之后的牢骚呓语。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生愿望就是被统治者所用，成为统治者的高级奴才。“达”则忠诚为奴，“穷”则为奴而不得，于是哀怨叹惋，偶尔也会放倒自己，把屁股暂且挪到“民”的一边，狂狷一下，“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喊，因为个人境遇不佳而拉扯上普天下穷苦人，喊叫“底层关怀”。但其实，只要统治者一个招呼，他们又会屁颠屁颠奔跑而去。当然这样也不妨碍他们继续关怀底层，那是一个更高境界的关怀了。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喊叫“底层关怀”的，他们往往并不底层，而被施于“底层关怀”的，他们也并不甘心永远被“关怀”，他们一心想着爬到“关怀”他们的那些人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民间”和“官方”关系的吊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性”也是个值得冷静辨析的概念了，何为“人民”？
人道主义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无疑是我们应该提倡的。问题在于人道主义传入中国后就被和平演变了，不是根植于个人独立、个性自由，而是着眼于社会、国家和群体的利益。所谓“启蒙”，不过是这样的东西。当年有识人士如胡适者则提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与胡适类似，周作人对“人道主义”也作出这样的认识：“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的‘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人的文学》针对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格”的丧失，他提出要重新发现“人”，“从个人做起”⑨。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的独立的意识在民族救亡和国家振兴的口号下被排挤。八十年代人道主义重新被提起，是本着“拨乱反正”目的的，“反”到哪个“正”？仍然是“启蒙”之“正”。这样的人道主义，有什么样的思想性，就可想而知。
由于对思想的厌倦，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着回避思想、放弃思想的倾向，只管讲故事，把客观现实直接端出来，经验主义猖獗。作家放弃了对现实的思考，实际上是把思想权交给了他人，这是一种缴械。在现实主义仍然具有极大势力的当下，如果作家放弃了用自己独立的思想阐释现实，那么意识形态的思想就会代替你阐释。甚至由于我们身处在这样的“场”中，我们也会不知不觉被主宰。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作家越来越主流了，未必都是出于投靠，他们是真诚走到主流思想上来的，他们想当被“现实主义”阐释了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还有口口声声呼唤着鲁迅。
四
现实主义崇拜者嘴里的又一个关键词是“责任感”。这似乎也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所以不证自明，是因为它有强大的传统渊源。如果说“人道主义”还只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暗合，那么“责任感”则是直接的贯穿。中国传统强调“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以“代天子立言”、“入世干政”为己任，“士不可不谓任重道远”、“位卑未敢忘国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即便是当初现实主义文学引进者们反对“文以载道”，但他们反对的也只是所载之“道”，而不是载“道”功能本身。假如载的是“为人生”之“道”，就应该提倡了。
现实主义传入最初，就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也因此收到了惊人的追捧，以至于成了裹挟一切文学流派的龙头老大。几乎在同个时期引进现实主义的日本，现实主义却一直只是悄然流淌的支流。日本的文学历来远离政治中心，即使是作为政治势力象征的天皇，提笔赋诗，抒发的也不是“龟虽寿”的政治抱负，而是以文人墨客的角色，哀情伤物。虽然也有一些与政治、现实亲近的文学者，但大多只是模仿中国文学写汉诗作汉赋，形不成主流。当然这也让日本儒生文士的地位远不如中国，他们从未被“天降大任于斯人”。但是，在上世纪上半叶，军国主义甚嚣之时，一些作家也被“降大任”了，组成了“笔部队”。他们肩负着国家使命，描写侵略军英勇事迹，美化“圣战”，为军国主义张目，鼓舞国民。他们被认为具有责任感的作家。
这就是作家为责任感付出的代价。不仅全然没有责任感，而且还成了帮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在当时，这战争是被宣传为为“亚细亚共荣”和民族存亡而战的，作家很难识破这种意识形态烟幕弹。那么我们明白，所谓的责任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真实认识之上的。如前所说，由于现实主义带着意识形态的功利目的性，不可能认识真实，因此在现实主义旗帜之下的责任感，也是危险的。
那么作家对真实的认识从何而来？来源于他对世界本质的基本判断。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痛苦、黑暗、绝望。真正的作家是对世界有着根本绝望的。当日本许多作家被责任所激发，成了假相的帮凶的时候，倒是颓废的谷崎润一郎保持了操守。谷崎润一郎未必就能明确识破军国主义的面目，但是凭着他的颓废和悲观的世界观人生观，沉湎于风花雪月的《细雪》的写作。这种无责任，倒现实出他的清醒。
固然，我们需要责任感。什么是责任感？就是抵抗。这在另一个日本作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夏目漱石所处的明治时代，一般被认为欣欣向荣的时代，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社会，但在夏目漱石的笔下，那时代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他对这个时代无比憎恶和悲观。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鲁迅身上，其实，鲁迅所处的时代并不坏：“五·四”时期，社会高度开放，思想极其自由；三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已成雏形，但是鲁迅却要诅咒。因为夏目漱石和鲁迅参透了世界的本质真实，他们要揭示这种真实。正如谢有顺所说：“写作是一种斗争，一种关于真实的斗争。其斗争是为了使作家看见的真实景象得以建立，并在这种真实中为作家寻找的存在提供意义的在所。”⑩
这就是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其实，现实主义者不是没有翻然醒悟的时候，比如坚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曾经多么的崇尚巴尔扎克、贬抑卡夫卡，指责卡夫卡眼中的世界荒谬和颓废。但当他因纳吉事件身陷囹圄，他顿然想起了《审判》，信服了卡夫卡。不知我们的现实主义崇拜者们是否知道这个他们祖师爷的教训？也许他们仍会对这事实视而不见，一如他们对真实视而不见一样。因为他们至今所学所用都是现实主义，人生重要时光都押在了现实主义里面了，又没有更新能力，他们平庸，只会抱着“真实性”、“思想性”、“责任感”，以及在此之下的主题、人物、情节、细节等一系列套路，这使得他们能够简单混饭吃，还可以用他们的平庸去挤兑对作品有深入感觉的同行，甚至用这现实主义话语系统打击不属于这话语系统的人。他们因为平庸而纯朴，比如他们会振振有词说：“一个好的小说家，善良，有同情心，绝不对人物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亲切，不拿架子，什么时候都把人物与读者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小说当作小说，当作必须写人、讲故事的一种文学样式，当作与读者沟通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便努力把故事讲得有趣、可信，把人物写得生动、可爱。”说得对吗？很对，但等于什么也没说。现实主义模式已经成了对文学的腐蚀，它是一个魔咒，中国文学要有希望，就必须尽快彻底挣脱它。
参考资料
①，参见伊瓦青珂《福楼拜》，盛澄华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②，参见夏莱伊《艺术与美》，三联书店，1986
③，《辞海》，第32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3-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⑤，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第818页，人民出版社，1968
⑦，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86，3
⑧，《老舍文集》（第15卷），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⑨，《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
⑩，谢有顺《真实在折磨着我们》，《我们内心的冲突》，第23页，广州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