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论文集，文章全部选自《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个专栏始于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终于2001年夏季号，历时十年整。十年，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栏，在一个刊物上坚持这么多年，这在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吧？何况，《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刊物，学术研究并不是它的重点。
须要说明的是：“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重写”活动，并不是《今天》首先发动的，开设这样一个专栏，恰恰是担心这个运动在经历“六四”之后半途而废，觉得那就太可惜了。在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的《今天》上，有一个关于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者按”，文字不长，我这里把它引录于下：
编者按：一九八八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重写文学史”，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反对者看来，文学史（以及所有的“史”）是不准重写的，可恰恰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叫做历史的东西都在历史中不断地被重写。中国是崇尚历史的国家，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称作“史官文化”；因此历史话语不仅享有特殊的、高高在上的位置，成为一种具有特别权威的话语，而且也成为权力激烈争夺的对象。在这方面，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胡适写《白话文学史》、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都是很好的例子。其实不管你“准”还是“不准”，历史总是要被重新叙述的，文学史也是如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每个具体的“重写”出来的新的历史话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会被重写，重写的历史情景是什么，等等。
“重写文学史”的栏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过这个话题，使之继续。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晓明先生的一篇来稿，与“重写”有关，而王又恰是“重写文学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这自然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本期郑重辟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希望这个栏目会得到读者的关心，也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各方人士踊跃来稿，使“重写”的事再度热闹起来。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开辟这样一个专栏，就《今天》的性质和特色来说，并不合适，要是论到《今天》当时的处境，那就更不合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那个寒冷的夏天，为复刊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情景：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一群诗人、作家突然之间无家可归，成了“在路上”的漂泊者，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有谁能想得到，大家会在这遥远的北欧相聚？并且，商量的事情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今天》复刊？事过多年，到了今天，我还是想不大明白，这些人的激情和乐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简直像布鲁盖尔的《盲人领盲》画里那群瞎子，他们好像完全看不见眼前的现实是多么严峻：《今天》早在1980年就被迫停刊了，十年之后，而且是“六四”之后，再把这刊物在海外恢复出刊？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
有时候，奇迹的形成很平淡。《今天》不但在1990年真的复刊了，而且一年之后，在1991年的三、四期合刊上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并且坚持了十年。现在，当这个专栏几乎要完全被人忘掉，正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的时候，我们有了机会从中遴选十篇文章，编辑成一本书，放在《今天》丛书里出版。
出版这样一本书，当然有一个立此存照的意思，它是《今天》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变成历史纪录是应该的。但是，除此之外，出这样一本书，还有没有别的意义？何况，近些年在国内，有关“重写”和对“重写”进行再讨论的文章相当不少，有些还出了集子，这样，再出一本差不多的书，到底有什么必要？这不能不是一个编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自从北岛嘱我编选这样一个集子，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怎么看《今天》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件事？如果说在当时，开设这样一个专栏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心，那么，在今天，在十五年之后，当二十一世纪在无数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序幕，而这序幕中演出的种种贪婪、疯狂和残忍（让人想起“残忍的四月”），让全世界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又该怎么看这件事？怎么看在“专栏”中发表的这些文章？怎么评价体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写作？还有，这些写作和《今天》的关系又该怎么看？要知道，《今天》和“重写”相遇，相当偶然。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重写”的夭折，也没有一群作家在海外的流亡，那压根不会有“重写”的历史和《今天》的历史的长达十年的重叠。可是，历史本来就是偶然性造就的历史，“重写”既然已经获得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环境和语境，这机遇是不是偶然就不那么重要了。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重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把“重写”不是放在“文学史”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机制里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是放在《今天》的历史和命运里给与审视和评判。也许，由于这样做，我们恰恰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给文学史的重写一个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
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国内有关“重写”的批评和讨论，虽因“六四”而终止，但自九十年代末，又死灰复燃，有了不少回顾和检讨，但是，这些讨论很少提及《今天》开设“重写”专栏这件事，似乎“重写”和《今天》的历史重叠根本没发生过。这当然可以理解，以目前国内的政治环境而论，《今天》在今天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让它在官方主导的言论空间里得到公开的讨论，恐怕是有困难。另外，由于《今天》通向国内的邮路常常被阻隔，很可能不少人没有机会看到专栏里的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还都不足以说明这段重叠历史为什么被忽视，事情如此恐怕还另有原因。文学史写作，不管重写不重写，在文学史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看来都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一个专门的领域，有规矩，有传承，并且有各种机构和机制（专门的刊物、大学课程、各种研究机构、评价体系等等）为这些规矩和传承作保证。《今天》是什么？一个自打出生起就在民间沉浮的一个民间刊物，可以说和维持、保证文学史生产的那些机构和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仅如此，如果在《今天》和文学史写作之间寻找什么联系，那完全是一个颠覆和破坏的关系——正是《今天》的出现，还有在《今天》带动下涌现的文学变革，使中国文学领域中的旧秩序，无论是“五四”之后形成的秩序，还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革命秩序（这两个秩序之间有着又断裂又连续的复杂关系），全都遭到质疑和颠覆；而这旧秩序里，组织被破坏得最深刻，经纬被撕扯的最破碎的部分，我以为恰恰是文学史写作，因为文学史是任何一种文学秩序的最权威的设计师和保护神，因为文学史中潜伏着让这个秩序得以正当存在的政治理由。换句话说，《今天》的挑战和质疑的矛头，并不是只指向文学写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学史写作。
不过，也许由于这种挑战关系在表面不那么直接，也许由于一切维持旧秩序的机制和机构的力量都非常顽固，在近些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并没有人认真思考《今天》的出现和文学史写作的这层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注意《今天》历史和“重写”历史之间的重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