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会。因为无论“六四”带来的冲击是多么深刻，又无论这冲击给知识界带来多深刻的蜕变和分化，中国的学者、教授和批评家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但没有多少疏离，反而日趋紧密。这说起来这有点奇怪，可事实如此。检阅“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体制的关系，恰恰是一个结合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这和具体的某个人与学术体制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感情形式，是紧张、对立（仔细推敲，这紧张和对立往往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还是亲密无间，可以说关系不大。即使是一些和体制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的文化人，他也很难减低对体制的依赖，更不必说摆脱。某种程度上，1991至2001年发表于专栏中的多数论文，可以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脱离学术规范进行文学史写作，那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在《今天》发表论文章的这些作者（这里主要是指国内来稿的作者）来说，明显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写”，来对旧的文学史做出质疑和批判，但是，这样做的同时，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时在努力保持写作的“学术性”，使其符合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学术论文集里，这种做法是当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只能如此。但是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文字所负载的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出现在《今天》这本刊物里，就显得十分不大协调，甚至怪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每当一辑“重写”文章刊出时，不论这些文章写得多么出色，心里总有点别扭，觉得它们不过是混迹在《今天》里，这儿其实不是它们呆着的地方。当时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今天》代表的写作和学术性写作之间，天然有一种不和谐，或者说敌对。也许这些“重写”文章在客观上和《今天》的写作是盟友，是支援，是合作，但绝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今天》生来就是一切体制、也包括文学体制的敌人——在“我不相信”这面旗帜下，《今天》所追求的写作永远是拒绝和反抗的象征，是对现存世界的种种压迫关系，对现今一切统治秩序进行批评和反抗的不屈不挠的表达。
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今天》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写作都具有这样不妥协的反抗性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今天”文学运动（或“今天”所代表的文学运动）像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运动一样，有过起伏和曲折，分化和重组，危机和衰退。这样一个漫长的运动，内部也当然不可能完全统一，被卷入其中的诗人、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在文学和政治立场上更不可能完全一致；特别是刊物的作者，几十年中出出进进，变化很大，比起八十年代初，不再有那么明显的“圈子”色彩（但我要指出，仔细检索，在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的无论诗人、小说家，还是学者，都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群体）。还有，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禁得起时间之流无情的激荡冲刷？土崩瓦解，大浪淘沙，任何一个运动都不可能没有种种调整和应变，《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对这些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我想是未来“今天”运动史研究者的一项有趣又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是，经历这一切变化之后，如果认真追索《今天》的历史轨迹，我以为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这个刊物，还是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反叛者，在根本的意义上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早就结束了，自1978年十二月创刊，至1980年十二月被迫停刊，那两年前后，才是这一运动的发动和终止的大概时间。实际上，很多有关当代文学的著述也都持这样的看法，例如，影响很大的洪子诚著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一书，就是把《今天》放在“八十年代”的“新诗潮”这样一个框架里叙述的。《今天》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来评价，而只是八十年代很多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诗歌思潮而已。这样讲《今天》的故事，显然不符合事实。先不说此类故事忽略了以《今天》为象征的写作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其源头深深隐藏于文革期间，甚至更远，而且也忽略了《今天》在被迫停刊以后的曲折发展。把“今天”的写作只归结为诗歌写作，而不是把它看成由诗歌打先锋的一个全面的先锋文学运动，当代文学研究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运动并没有随着《今天》停刊而停止，相反，这个运动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这给当代文学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今天”的先锋写作和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或“试验小说”的关系就需要仔细分析和梳理）。《今天》在海外复刊，不过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必然的持续发展。或许有人认为，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由于长期和国内隔膜，它已经是个流亡刊物，完全和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脱节 ，因此这是另一个《今天》，并不能和原来的老《今天》联接，也构不成一个前后相继的运动。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可疑的前提：像历史上很多流亡作家从自己的祖国逃亡之后所编辑的刊物一样，《今天》是一个立足于异乡土地，主要以表达流亡作家的写作为己任的刊物。事实上，刚复刊的时候，也确实有一些诗人提过类似的建议，如果接受这样的建议，《今天》完全有可能走上流亡刊物的道路。但是，作为主编的北岛，当时毫不犹疑的作了另外的选择：虽然刊物不得已办在国外，它的文学写作一定要立足国内，它一定是一本中国文学杂志。这样的决策为《今天》以后十余年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和尴尬。首先是名和实之间的矛盾：面对“六四”之后的政治形势，一个文学刊物，怎么可能在国外编辑，又立足于中国国内？其次，和国内作者联系非常困难，编辑部时时都在为无米下锅发愁，也常为刊物质量不能不由此下滑而感到焦虑。然而，似乎不可能的事竟然被做成了。今天检索复刊后《今天》诸期的目录，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无论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还是学术文章，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国内——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中国文学刊物。我认为，清楚地肯定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怎样评价“今天”文学运动的关键。
在整个九十年代，孤悬于海外的《今天》危机重重，无论是经费的拮据，或是编辑上的困难，都有可能让它随时夭折，但是，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国内外的文学环境。在《今天》的发动阶段，虽然面临着来自国家和警察方面的强大压力，但是这也让它比较容易获得自己的反抗姿态，确立自己生命的意义。至八十年代中期，由于自《今天》发动的先锋文学写作获得了普遍的响应，也由于《今天》被迫停刊，“今天”文学运动一度在表面上失去了独立性，虽然它一直还是八十年代文学变革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成分。当代文学史的很多研究，之所以把“今天”文学运动仅仅看成是一个“思潮”，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个运动和其他文学运动的本质区别，以可涨可退的潮水作修辞来讲述《今天》的历史，显然其中有严重的盲见。现在回顾起来很清楚，《今天》和“今天”文学运动真正遇到的危机，恰恰是在世纪末，是在海外复刊成功之后。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刊物和国内文学发展的隔离和脱节，事实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的，严重的问题倒是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这一切让《今天》像冒险家奥德赛一样，发现自己突然掉进了一个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过去获得的一切，包括种种确立自己identity的经验和意义，一下子都成了问题。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今天》当时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刊物可能会勉强办下去，但是作为文学运动，它将像沙漠里的一条内河，渐渐在酷热和干旱里流失蒸发，最后不知所终。
我不能够在这里详尽讨论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世界形势的巨变，也不能详尽讨论《今天》的命运如何被这这大形势左右影响的细枝末节，那将是以后文学史家的工作。我在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今天》非常幸运——完全想不到的是，恰恰是一度黑云压城的变幻形势，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给了它生机，让它作为一个先锋运动在新的环境里不但获得了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且获得了新的意义。历史喜欢捉弄人的命运，但这一次它却表现了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