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地下文学，主要集中呈现在地下诗歌，它包括地下诗歌小组/社团、地下诗歌刊物、地下诗歌出版物与间断性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朗诵会，这些地下诗人，参与、见证了地下文学的历史，作为地下文学运动舞台的主要角色和历史实践推动者，同时也参与和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史版图的改写与重构。
上海的地下诗歌，最初的发韧应该是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院界为了“避嫌”审查制度，通常称之为——潜在/抽屉写作。在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中（武汉出版社/2006年），一部《青春的绝响》向外界和后人，集中披露了这些诗人创作于“文革”十年时期的诗歌作品。作为当事人的陈建华，在近十余年来陆续发表于海外《倾向》、《今天》杂志和大陆《书城》杂志等书刊的回忆篇什中，对他们的青春——那些过往岁月中的阅读、写作以及人生经历中奇特的遭遇，作了平静而又难忘的描述和缅怀。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的标志，次年，邓小平复出。作为上层权力斗争的反映，“两个凡是”的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一个时段，是大陆思想解放、文化复苏、言论自由、平反昭雪等所谓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的宽松期，它所提供的空间虽颇为短暂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可能和影响。时至1986年，随着统治者权力的稳定和党内开明人士的下野，直到1989年事件的发生。一场争自由、求民主，反映在思想/学术领域、以文学/诗歌率先，且波及人们社会生活布尔乔亚式的革新，似一片海市蜃楼，从轰然倒塌到沉沦消弥，仅用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与新世纪伊始几乎仅仅一个世代的光景，其中的缘由和背景显然是复杂而又残酷的。
本文所要探寻和评述的就是呈现于这一时期，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也是公民社会艰难转型进程平行发生并持守至今的上海地下诗歌。
二、源起与潮涌：
1、介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王小龙在其任职的上海青年文化宫举办了一个诗歌学习小组，成员有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张真、卓松盛、沈宏菲和尚在中学读书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其时以野云为笔名）。在这个小组的周围（实为背后），有几位出生于50年代的诗人，白夜（张毅伟）、蓝色（蒋华健）等。年龄和阅历上的差异，使他们在对世界/社会与交往/传播上有了一个区别于主流/官方的认知和把握，在与外省及北京顾城、北岛等朦胧诗人半秘密的私人往来中，他们清醒、独立的姿态，使上海的地下诗歌从一开始就呈现、保持了一种特有的品质：关注城市底层生活，诗句干净、朴素。
王小龙的《麦考里夫》、《天籁》等一系列诗篇，其简练、流畅的表现，开创了中国口语诗歌的先河。默默的《在中国长大》，那童心不泯、编年史式的创作，是上海乃至中国地下诗歌中的一个奇迹。而女诗人张真的作品，无论是大陆期间的还是移居海外之后的，她具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本领，把感性、细微的生活以知性、节制的笔调加以表达，又不失精准。
2、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始，延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叶，在上海行政区域的东北端，地处长江入海口，素以钢城著称的宝山，活跃着一群为学界称之为“吴淞派”的诗人。当我们探究、考量这一诗群派/诗群的发生与现象时，对其独特的地域性、群体性，尤其是中国地下诗歌板块中和上海地下诗歌份量中所呈现的开创性与持久性的评价上，宝山诗人群/吴淞派那显而易见的思想倾向和诗歌禀赋都是毋容质疑的。
⑴1961年生于吴淞的孟浪（孟俊良），在保持旺盛的、持续不间断的先锋诗歌创作，还参与发起创办或参与主持编辑了贯穿80、90年代，不少于10种上海乃至全国及海外的具有地下或流亡色彩的重要诗刊与诗歌出版物，如：《MOURNER/送葬者》、《海上》、《中国当代诗歌75首》、《大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行》（大陆纪念版）、《异乡人》、《现代汉诗》、《倾向》等。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曾说“孟浪以其克制、清苦和执着，证明自己是一位纯粹而自重的抒情诗人，保持缄默和低调，同时坚持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诗人/学者刘漫流称道“孟浪以其令人信服的写作与富有成效的诗歌推广活动影响了整整一个诗歌时代。”……同道们的评价和赞誉，除了肯定这位中国地下诗歌夸父之外，也是对这位90年代因遭迫害而流寓海外，却始终焕发中国地下/流亡诗歌精神之践行者的激赏。
⑵冰释之（李冰），祖籍江西婺源，60年代初生于上海，在宝山完成中小学业，经历了几年的工厂生活，8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据诗人透露，他于7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并在80年代先后与中学同学和校友孟浪、郁郁、夏睿创办民刊《MOURNER/送葬者》，87年自编油印诗集《门敲李冰》，88年与默默、白夜创办时存一期的《上海诗歌报》，89年因参加沪上游行而遭单位除名。90年代为营生所迫，奔波、沉浮于商场。新世纪重拾文学/诗歌创作，并于06年自编出版诗选集《回到没有离开过的地方》，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诗人时跨二十八年创作生涯的诗歌集《门敲李冰》。通观诗人冰释之40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那一扇扇“门”的意象扑朔迷离，而他的名句“我的朋友点燃了一支烟/我的指间/有家乡的一场大火”，是否暗合了世界的不安与内心的勃动恰恰是诗人挥笔成章的激发点。
⑶刘漫流（本名刘佑军，又以笔名高庄、网名老蠹撰文写博），1962年4月出生于上海，曾在86-96年在宝山度过了动荡而又青春的时光。早在80年代初就读于华东师大期间，他与天游（原名周泽雄，90年代起转为自由文字工作者，其撰稿常见于《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等报端，出有书评、批评性著作多部。）及剑客（原名张志平，90年代起名张远山，在《书屋》等杂志开辟专栏，出有文化、批评专著版若干。）等大学同学，创办了同仁性诗刊《广场》，它完全有别于校团委/学生会主办的《夏雨岛》（当时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准官方的文学社团/刊物，如复旦的《诗耕地》、上师大的《蓝潮》等。）84年底刘漫流等协同默默、孟浪、巴海（杨晖）创立了“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并创办/主持了《海上》诗刊。在《海上》84-90年的编务/出刊中，刘漫流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犀利的姿态，让诗刊保持了应有的品质与高度，使“海上诗群”这一代表80年代上海地下诗歌创作实绩的诗人们在中国诗歌界享有不凡的影响；他所撰写的关于“海上”的一系列文章，为读者和人为隔膜的外界提供了一个延伸阅读的版本。也许是出于谨慎和自谦，他把自己结集出版的文稿命名为《本世纪的未定稿》、《未定稿2000》，而那册中英对照的《刘漫流短诗选》也只收录二十余首小诗，他在那首《致未来的读者们》中写道“郑重托付这些诗篇。他们的主人已逝/他的真名实姓生卒年岁已无法确知……让我们相逢在一次寒冷的阅读中收集起残灰余烬/细辨我生前的容貌、声音和微笑”，诗人先知般的宿命感和雍容大气，在这里已成了一份感伤与怀想。
⑷自小生长于宝山老城厢的郁郁（郁修业）是三十年来上海地下诗歌的当事人/见证者，也是朦胧诗以后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风生水起的重要推手。80年代初，他除了与冰释之、孟浪操办《MOURNER/送葬者》外，还参与蜚声上海滩的“星期文学俱乐部”，并与“天天文化社”的同道（孙放、默默、孟浪、朱乃云、戴坚）创办打造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地下诗刊《大陆》。85年他与孟浪、冰释之历时整整一季、浪迹大半个中国，自费考察大陆地下诗人现状，88年他在武汉编纂了首部《中国第三代诗歌总集》，89年初春，他又与黄文棣主编了《门在屋檐下——这些歌者拥有80年代的上海及其他》，之后他远走海防前线福建，在永安写下了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千行长诗——《再会死亡的爱情》，如一场阵痛中的重生，向80年代告别。86年起在有关部门的重点关照下，郁郁丢失了公职，从此被人戏称为“王牌运动员”，我们从他结集成册的自选诗集中，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轨迹和心路历程：《在路上/1983》、《节日/1985》、《默默五月的郁郁/1989年》、《尽量回到重新的岸/1993年》、《之间/1998》，而他却觉得此番营生全都是《亲爱的虚无亲爱的意义/2000》。与上海地下诗人中的孟浪、陈东东等一样，郁郁也自嘲“职业诗人”，只是他在进行文学/诗歌创作的同时，还要匀出一定的时间/精力从事民刊的采编与刊行；自觉的责任与使命让郁郁腾出手写下了《作为中国“后朦胧诗”中上海诗歌的观望与批判/86》、《诗人：愤怒的啄木鸟/98》、《废墟上的瓷（上篇）——〈大陆〉或与诗有关的人和事/07》等篇什，他认为中国/上海地下诗歌唯有依托亲历者的述说才能为历史和后人留下弥足珍贵又真切的足迹，二十年前的1989年他就信奉并身体力行着“一场漫山遍野的爱情/一次伤痕累累的凯旋”。
3，潮聚潮落在偌大的城市，当然也是殖民化最为久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上述的诗人社团/群体，还有一批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诗人，他们也经历了80年代的那场文化复兴运动。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他们的坚守和抗争延伸、丰富了上海地下诗歌的脉络，在中国地下诗歌的格局中，上海地下诗歌显现了特有的理性与节制。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中国诗界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混乱，那些同行纷争着所谓的话语权，社会媒介也质疑当代诗界的种种行径，唯上海地下诗人荣辱不惊，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他们秉持了一个诗人应有的职责——美的，歌唱；恶的，控诉。
⑴阿钟（李云忠）生于50年代的最后一年，他对诗歌的热爱表现在持之以恒的大量的诗歌创作上。那首时达八年写作的长诗《昏暗-我一生的主题》，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确定了他诗歌的创作风范。80年代末他与里纪（王一梁）、京不特（冯征修）创办了交流/传递于同仁之间的民刊《亚文化未定稿》，90年代中期他又去广州参与《文化与道德》的编刊。2007年，阿钟出版了一部汇二十六年创作实绩的诗集《拷问灵魂》，并于当年受邀赴纽约参加美国笔会与独立中文笔会举办的文学交流活动。较之他人阿钟是不易的，因为他是拄着拐杖前行在诗歌道路上。
⑵毕业于上海师大的陈东东，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与同学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创办了油印诗刊《作品》，并在当时的大学生诗派中形成了影响。在民刊《倾向》刊名为贝岭“征用”之后，他又与外省的同仁编办了《南方诗志》等多种杂志。尽管陈东东在临近而立之年参加了那个“青春诗会”，也尽管不知是何原因他又加入了莫名其妙的“作协”。需要关注与肯定的是，陈东东是上海为数不多自80年代高校走出至今仍积极、勤奋写作的一位诗人，他在诗歌语言上的造诣有着独到、鲜明的特征。再需要如实评价的是，陈东东因投身诗歌，其身心与行为也曾遭致中国地下诗人普遍经受过的冲击、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