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更白 黑的更黑
发布: 2010-2-18 17:33 | 作者: 郁郁
⑶在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京不特首次打出“撒娇派”旗号，实乃一个戏剧性事件，因主办者徐敬亚对此诗派那毛式宣言的情有独钟，加之当时一报端的斥责，“撒娇派”与京不特从此就成了诗歌界的一个奇谈。不过这位毕业于上师大数学系的诗人，他年轻时的传奇经历，几乎混合了金斯伯格与苏曼殊。在频繁流串申城各地下诗群的同时，他在宝山与刘漫流把“口授诗歌”称为“口兽主义”，并以此方式“口授/口兽”了一批“嚎叫”诗篇。87年他去西双版纳“支教”，一场伤寒令他九死一生，病愈不久他就皈依佛门，次年于莆田广化寺接受毅然方丈的教诲。89年3月他浪迹“金三角”被老挝军政府拘捕，经由海外友人帮助、联络联合国难民总署，终为丹麦政府接收，落脚安徒生的故乡——奥登赛，并开始研习哲学。若干年后他开始学习翻译基尔克郭尔的《非此即彼：迪阿萨马塔》。96年他家人在国内为其自费出版了诗集，取名《同驻光阴》；世纪之交，京不特在“橄榄树”刊出自传性回忆录体小说《常常低着头》，对80年代的青春、爱情和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作了一次真切而又漫烂的描述。
⑷上海地下诗歌首部铅印诗集《上海诗歌前浪》是由一土（厉楠）、醉权（潘国权）、羊工（陈斌）于87年编辑刊行的，它集中呈现了80年代上海所有地下诗人的代表作品。2009年，诗人/翻译家海岸（李定军）与国际诗人/出版家杰曼·卓根布鲁特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诗歌前浪》（汉英双语版），并在中国大陆和欧洲同期刊行。在庆幸上海地下诗歌，能从80年代的秘密状态到时隔二十余年后在更大范围内展现之际，我们要对在88-94年间编出8期民刊《喂》的一土、醉权、海岸等诗人们表示感谢和敬意。正是他们的前赴后继和承上启下，才使上海地下诗歌的风骨与精神薪火相传，并为紧随其后的歌者所感召。
⑸与中国其他省份一样，89年后的上海显得分外萧瑟。诗人/作家南方（张亮）与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小说家、画家及民间思想者，于90年春创办了《异乡人》，它的出现不啻是对坚持独立/自由写作者的激励，也有力证实了上海地下文学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不拔之精神。90年代末南方留学法国，担任《今天》小说编辑，虽然这位学建筑出生的文学志士生性狷介、乖戾，但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还是严肃、苛刻的，他为《今天》采编的“零度写作”作家群专辑，反映了一个国内地下、海外漂泊的诗人/小说家所应有的眼光与价值取向。
三、流变于90年代：
1.风云突变的89年几乎成了我们记忆中一个巨大的黑洞，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失重。虚弱、苍白的90年代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体转向对于经济追逐。孟浪开始辗转于深圳、大连和江浙等地，地下文学运动倏然从此起彼伏转入交通站式的摆渡，他也陷入了“三失”状态：失业、失恋、失踪；他完成于87年的长诗《凶年之畔》，起首的诗句仿佛预示了喧嚣之后的消沉——“枕边袭来被犁翻开的新土，波浪/沉船，已经松弛下来的沉船/完整而安详”；95年赴美成行，投身了近二十年的文学/诗歌活动的孟浪，从此便要在概念与书本中寻觅真理。89年4月22日，天雨，冰释之在上海完婚，这天也是胡耀邦的追悼会；此番巧合，是否暗示了维系一个人命运的，往往就是措不及防的种种羁绊与宿命；90年代中，冰释之的身份似他不断置换的名片，单薄、空泛充满了不确定性；十年后他再铺诗卷，把过往生活中的场景、经验升华为诗，敲打那尘封经年的心灵之门；这种与往日重归具有同等意义的复苏和举措，触动、影响了上海地下诗歌的面貌，也使诗人冰释之的写作有了一个更多更高的可能。“我们不沉甸甸/中国如何收获”，早在80年代就写下如此隽永诗句的默默，在89年写下长诗《争取未来》后，便投入到为生存与体验人生的房产行业；2000年他辟设诗院、编办刊物，重振“撒娇”，并为此注入全新的含义，他说“撒娇，是一种温柔的反抗”是“浑身是伤懒得疼/已经是英雄懒得承认”；新世纪他创作了《这黑夜也是黎明》等多部长诗，还以“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为总题，将80年代艰难、辛酸上海地下诗歌的往事，作了诙谐又不失真实的描绘；尽管这种转身和张扬受到了不同的风议与评骘，但作为上海地下诗歌的一种标式与中国民间诗歌史上的一个戳记，诗人默默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慨和奉献精神，倒底使上海这座虚华的城市以及愈发暧昧的中国诗界抹上了一道令人瞠目咋舌的重彩。“海上诗群”像它的母亲河苏州河，弯弯曲曲，过了89年，它已显得散乱、混浊；刘漫流提议并主持了《海上·终刊号》，向读者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作了一个不舍而又负责的告别；96年他在美国《倾向》人文杂志上发表了“海上：1984-1990”，对这个诗群的形态作了基本的勾勒，对诗人们各自的风格和差异作了点睛般的分寸恰到的评介；自此他一扫80年代舌战群儒的交往方式，从生活了极不平静的十年的宝山迁往他处；在舍得之间，他更向往智慧和意志层面上的搏弈，如同人与世界，诗人/学者刘漫流选择险境重重的未来。棚户区是不能再待了，整个90年代诗人阿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在上海的弄堂深处和马路街道，阿钟起伏的身影与赖以营生的残截摩托，一如上海地下诗人的写照，隐秘而又忙乱；阿钟上北京下广州，最后落户浦东；这十年他比书斋里的诗人更有资格讲道生活这本无言的书，因为阿钟是用超常的毅力和代价一路走来，正如他置于诗集《拷问灵魂》封面上那骄傲的诗句“让我像风一样高昂/在雨的洗濯下呼吸元气”。至于得了“王牌运动员”称号的郁郁，所谓幸与不幸，他似乎都没多少功夫理睬；他是上海地下诗人中首位因写作而被单位除名，也是集采编、刊行和推波助澜诸多地下文学活动为己任的家伙；郁郁除了经常转换阵地“煽风点火”外省的地下诗歌外，一俟风声稀疏就返回沪上继续他认为能与革命/宗教比肩的诗歌事业；上海地下诗人几次集体亮相便出自于他的安排（86年《芒种》、88年《作家》、98《都市》）；其实在坚强、硬朗的背后诗人郁郁也有脆弱、感伤的一面，我们从他90年代编出的几本个人集中，发现他先前调侃、反讽的诗风渐变得委婉、抒情起来，口语加书面语成了他表达的调节器；新纪元，郁郁和上海的诗歌伙伴复刊了老牌民刊《大陆》，其后又费时三年推出一本大气、厚重的“纪念号”；他说：诗人和战士一样怎能离开战场，我们要从地下出发占领整个广场；郁郁是孤独的，他一个人坚守在漆黑的长夜，像诗歌王国里的敲更者。
2.籍贯湖北黄陂，62年生于新疆，87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这份看似天南地北的履历是诗人古冈（胡冈）不露声色的大致面目；90年代他因担任纽约《一行》诗刊的上海代理人，以及2000年起主持民刊《零度写作》诗歌编辑，便引起多方关注；但古冈笔耕不缀每日一首，并写下了一批诗学文章，成了上海地下诗歌中颇具学术意味的诗评家；他于89年一前一后编出的个人集，分别取名为《正在写作的一双手的正反面曝光》和《朝圣者》，啥意思？！如今，古冈开始质疑、摒弃所谓的纯文学写作，强调写作者在是非中要有态度尤其倾向。寡言少语、诗风节制内敛的吴跃东，是上海民间诗歌又一位实力诗人；他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极具个性化创作历程中，保持了鲜明、冷静的写作姿态，也是我们当中一位既坚持独立的创作精神又强调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社会、良知之责任的写作者；世纪之初，在“零度写作群”遭受盘审、压制的当口，跃东记下了愤懑、抗争的情绪，宣告：“就在土地上书写吧/如果没有白纸/如果正值秋天”，表示了一个诗人在淫威面前宁折不弯、义无反顾的情操。翻译家/诗人海岸，90年代中不幸患疾尿毒症，在与病魔漫长、艰巨的抗争中，他写下了体验死亡和具有重生意义的长诗《挽歌》；并不顾身心的创伤，以更大的热情和责职翻译/编著了许多上海及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传播、鼓吹于国际诗坛；也因此引起上海警方的注意，当这些鹰犬找到海岸就职的大学时，被反问道：“这样对待一个人，你们觉得还有意思么？”
对国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叶青，是一位有着二十年创作生涯的资深诗人；他曾是80年代上海中学生诗派的引领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潜心诗艺、深入语言，主张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修养，并作了连篇累牍的尝试；与此同时，诗人叶青作为职业广告人，也常以自由撰稿人的名义，为上海民间诗歌在外界挟小、紧张的场合，写出了多篇简明扼要又恰到好处的推介文章。
3.从90年代中期，随上海国企的改制和浦东新区的成立，全国性涌入上海的人流似黄浦江的潮水，这当中也夹杂着一批新生的诗人（评论界称之为：中间代及70后80后）。其中以居“荒诞派”诗人之首的祁国最为显著，他不但把文化传播公司从北京搬来，而且在上海举行了几次极具民间性质的诗歌活动与诗歌读物的编办，他的名篇《自白》，把世界、人生的荒诞表现得令人叫绝——“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而出笼于2004年的新民刊《活塞》，在诗人徐慢、丁成等更年轻更有力更粗暴的打造下，让上海及中国低迷的诗界为之一震，脑袋的清醒需要的是冲击而非熟视无睹，《活塞》的出现和他们炮制的诗歌，其作用或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女性的写作较之男性，可能在平静和动荡的体验、表现上更加细微、精准，来自安徽的刘晓萍以她谦恭、纯净的写作，赢得了朋友的关爱与推崇，09年她首次公开出版的诗集《失眠者人和风的庭院》，让刘晓萍出现在上海乃至全国优秀诗人的行列，时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诗人的彼岸总会满目是春么？
四。失望的结语：
事实上，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之说，更多意思上指的是在人类遭受巨大的浩劫下，诗歌的叙事、抒情等传统功能、作用已成了一种讽刺。那么，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解体，那场发生在二十年前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浪潮是否标志了冷战的结束？而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法则也是否解决人类所有深层次的问题和更大范围内的悬殊与冲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往往看似胜负皆有主，而且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世界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我们想象中的变化。
试想东德人对西德的向往是一种朦胧又紧张的心理，那么二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间上，脱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之外的中国和它的子民，对西德以及个东欧国家的印象、认识，其思想和心理，大抵是抽象的，而且受制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下，绝不可能以正确与否来决定、纠正、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因此大脑中的轮廓便是混沌又尴尬的状态。
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因国家利益我们加入、参与了世界性的、技术层面性的组织。国门打开了？世界自由了？昆德拉、哈维尔的著作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只要“莫谈国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之活跃、丰富也当属世界之最。因此，专制国家特有的地下文学渐息渐灭，称谓上也发生了异化：先锋-前卫-民间-另类-异质。这种表面上为时光和媒介模糊、消弥的现状，实际上是我们的意志在极物世界尤其是国家的强势力量下，最后沦为犬儒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
拒绝和沉默是可能的吗？思想上惰性和主动遗忘就是放弃的抵抗。在冠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一切信仰的国度，诗歌是唯一可与时间和专制抗争的可能。
2009.12 /宝林荒园
（注：个别字句有所修订）